前几日去学校参加孩子的家长会，发现学校的门口多了很多保安，进校门也需要做身份确认了，这是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发生的校园凶杀案的连锁反应：假设每个进学校的成人都是可能“有罪”的，需要全副武装的保安，需要验证。

再说一件小事，前两天孩子去上学时，翻箱倒柜找出一把过去玩过的假枪。虽然是假枪，但乍看上去，跟真的差不多，有点唬人，看来我国民间的造假工艺有时也是能排上积极用场的。孩子很高兴，擦干净后又找出六发子弹来，“气势汹汹”地上学去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很想知道：在这个早晨，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上大街、走向学校的？

我听说过世界上的很多种凶杀案，但像在中国这样持续不断发生的、对孩子下手的疯狂杀戮，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闻所未闻。

如果这还不算我们民族的耻辱，我真不知道什么叫耻辱？

在浦江两岸，辉煌的礼花在夜空中壮丽地绽放，2010年世博会正在上海举行。然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并没有因为壮美的礼花而让人感动，相反，在此起彼伏的校园凶杀案前，这一表白显得那么虚弱无力。

庄严的誓言淹没在数百名悲痛欲绝的家长对孩子的呼唤声中，淹没在全国各地的报警声中。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时的一幕：向各校园增派警力，保护校园及学生安全。

我没有计算过全国有多少学校，也没有计算过每个学校有几个门，每个门即便是增加一个保安的话全国需要增加多少个保安？我也不知道这是象限制购房一样的“临时性措施”，还是在世博会结束以后，依然会采取的长期措施？我知道的和我看到的，就是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新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那就是全副武装的校园保安。

全副武装的校园保安，构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元素、新的城市符号。这是2010年留给我唯一的、不可磨灭的城市记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让我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些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后，很多人、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媒体表现出来的麻木、对凶手的“同情”，甚至有的—“幸灾乐祸”让人吃惊。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可归结为：第一，凶手是“弱者”；第二，“其举动在向社会报复”；第三，深层次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情绪失衡、缺乏疏解渠道”。这些人在做一种假定：他们都是被这个社会逼的，没有出路才铤而走险，报复社会。于是，这些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罪恶轻而易举地转移给社会了。民粹情绪轻易地挟持了是非判断。

我想问，即使上述的所谓“深层次的原因”成立，那么符合这些原因的国家有很多，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等，为什么这样的惨剧独独在中国发生？

我更想问，如果是对社会报复，他应该做的选项是挥刀砍向那些迫害他、亏欠他的人；如果这些凶手是“弱者”，那么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是什么？更何况，警方调查的资料表明，泰州案、汉中案中的凶手根本不是什么“弱势群体”，更与“贫富差距”扯不上边。

这些凶手不是在报复社会，而是在毁灭人类；他们不是“弱者”，他们是魔鬼。

真正可怕的事情，不仅仅是这些魔鬼的残暴，而是我们缺乏最基本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能力，缺乏最基本的是非观。尤其是一些媒体，作为守卫社会正义的精神阵地，正在丧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没有真正的反思，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犯罪根源。

我从来不否认，犯罪的动因存在社会性的因素，就像《流浪者》中的拉兹一样。问题在于，不能因为有社会性因素的存在就可以给犯罪披上某种“正义”与“复仇”的色彩。

杀戮孩子，已经不能用简单的犯罪或禽兽来形容，而是人格的魔鬼化；即便是禽兽，也不会如此伤害牠的孩子。诞生这样的魔鬼，家庭要负重要责任，学校教育要负重要责任，舆论同样也要负重要的责任，凶手本人也要负主要的责任（“任何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发挥作用”），这些环节才是凶手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些环节，才是所谓的“深层次因素”，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检讨并持续改善的地方。

那些为凶手开脱的人和媒体，将“情绪”置于“是非”之上。在这些事件后，他们没有理性的思考，也不做仔细的调查研究，就想当然把如此恶劣的事件轻飘飘地转移成了发泄不满的道具。

以情绪淹没是非，以不满替代知性与理性，认知就不再有标准，道德就不再有底线，而这，正导致社会丧失底线，正是社会的最大恐惧与最大悲哀。

而这，同样正是导致犯罪的最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