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是虚假的（之二）
理思
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 湖北阳新435200
下面请看陶教授在这篇文章第一节的标题而认为：“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上个世纪的78年到本世纪为止，是实践了32年整。而且是陶教授自己看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存在在飞速地发展和进步。同时，他也在享受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又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是一个事实，”既然是成了事实，怎么变成还要陶教授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了呢？
而且陶教授也承认：“再去研究它的可能性就是多余之举。”既然是“多余之举”又何必提出什么“可能性问题”呢？请看“陶文”的说法：“我以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从理论上说，事实的存在并不等于学理的成立。”而且还举出：“例如，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成功虽然也是事实，但康德去研究它们的可能性并非多余之举，何况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础至今也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不例外。”
然而，从陶教授的认知前提来看，“陶文”是认为：“从理论上说”到“学理的成立”并不是从“事实的存在”而证明：改革开放通过三十多年实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还要经历一场“可能性问题”的讨论才能成为理论体系。
所以也就在：“第二，从实际上说，承认中国革命建设成功的人们中间也还有不少人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建设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无必然联系，承认前者和否认后者并无逻辑矛盾。因此，弄清楚这一前提性的问题还是完全必要的。”
因此“陶文”也就提出看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持否定看法的论者往往并不直接摆出结论，更多的是采取迂回的方式，让读者从他们提出的具体理由中得出他们需要的一般结论。”而且从去“归结起来不外三条：第一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是中国人要想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可能；第三是即使中国人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使它中国化也几乎不可能。”那么，“陶文”所说的“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实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呢？下面我们就跟随陶教授一起去理解他说的：
“我想对这三条理由提出不同的看法。”
请看“陶文”说的：“（一）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
事实上，陶教授所说：“有的论者在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做了几十年。这种文章在国内外可以说得上汗牛充栋。其精华所在概括起来无非是认为只有马克思本人亲笔写的论著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他统统不算。据说恩格斯与马克思是有原则分歧的，经常歪曲马克思的思想。”由此可见，“陶文”是要坚定的立场来维护“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认为“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要说明一个前提，陶教授是认为学术界，也就是在大学里从事专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而展开的讨论，而且“陶文”举出：“以哲学为例，马克思是‘实践本体论’和‘人本主义’，而恩格斯是‘物质本体论’和‘物本主义’。列宁的哲学是旧唯物主义，是机械反映论。至于斯大林的哲学更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根本就是赝品。而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俄学来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无非是苏俄的教科书，是宣传列宁思想特别是斯大林思想的东西；他们充其量也只读过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几本书，马克思本人的书读得很少很少，连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还不知道。他们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简直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拿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处理中国的问题，怎么谈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由此可见，“陶文”说了这些长篇大论，而原来所指的是学术界有学者在指责前苏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陶文”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那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陶教授在表态：“我以为这些看法不能成立。”而且“陶文”作了以下的长篇大论的辩解：
“ (1)只承认马克思一人写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把马克思的毕生合作者恩格斯的论著排除在外，甚至把恩格斯说成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者和篡改者，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个人风格上当然有区别，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战斗的具体任务有时也有必要的分工（恩格斯谦虚而又实事求是地称自己为‘第二提琴手’），但他们自合作以来在理论原则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1844年9月至11月写的以批判鲍威尔兄弟为主题的《神圣家族》（1845年出版），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都是他们两人的合著。这些著作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1845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在1888年首次发表的，并认为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的歪曲何在？有人把《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当成恩格斯与马克思‘分歧’的‘铁证’。然而，《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是念给马克思听过的，而且经济学那一篇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还是马克思亲自写的[1]（第347页）。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是‘我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1]（第347页）。马克思在1880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反杜林论》的一部分）法文版写的前言中还高度赞扬《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第689页）。哪里有什么‘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歧’？在事关党的命运的严肃斗争中，在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如果马克思竟然赞同恩格斯发表歪曲自己思想的论著，还亲自参加写作，还给予高度评价，岂非天方夜谭？至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是恩格斯为了‘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刻苦研究自然科学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第349页）。这部著作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但恩格斯在1873年写信向马克思详细谈过它的计划和基本构思[2]（第614-616页）。在这里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也是毫无根据的（注：朱传ｑǐ＠①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同研究论纲》一文（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一期）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
然而，从“陶文”举出以上的长篇大论来看，在学院中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产生怀疑也是正常的。而那些指责前苏联确定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论，以及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论》并没有说错。只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找到马克思哲学的起源及重建观察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认知前提，以及没有找到马克思重新确立考察历史发展过程的认知前提。但是，这些学者指责前苏联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论》，从“陶文”摆出的以上事实来看，那的确是实事求是的存在。当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终结》这两部书中传播马克思确立世界观、历史观的立场上来看，那基本上是与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在阐述唯物主义的认知前提上，却是以自然界、宇宙界为前提来解释马克思确定的是现实的物质前提，那是错误的。所以马克思要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来纠正。可惜的是这部书没有出版，所以也造成以上的事实来。但是，“陶文”凭什么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呢？就凭陶教授认为：
因此“陶文”也就提出看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持否定看法的论者往往并不直接摆出结论，更多的是采取迂回的方式，让读者从他们提出的具体理由中得出他们需要的一般结论。”而且从去“归结起来不外三条：第一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是中国人要想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可能；第三是即使中国人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使它中国化也几乎不可能。”那么，“陶文”所说的“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实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呢？下面我们就跟随陶教授一起去理解他说的：
“我想对这三条理由提出不同的看法。”
请看“陶文”说的：“（一）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
事实上，陶教授所说：“有的论者在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做了几十年。这种文章在国内外可以说得上汗牛充栋。其精华所在概括起来无非是认为只有马克思本人亲笔写的论著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他统统不算。据说恩格斯与马克思是有原则分歧的，经常歪曲马克思的思想。”由此可见，“陶文”是要坚定的立场来维护“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认为“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要说明一个前提，陶教授是认为学术界，也就是在大学里从事专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而展开的讨论，而且“陶文”举出：“以哲学为例，马克思是‘实践本体论’和‘人本主义’，而恩格斯是‘物质本体论’和‘物本主义’。列宁的哲学是旧唯物主义，是机械反映论。至于斯大林的哲学更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根本就是赝品。而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俄学来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无非是苏俄的教科书，是宣传列宁思想特别是斯大林思想的东西；他们充其量也只读过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几本书，马克思本人的书读得很少很少，连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还不知道。他们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简直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拿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处理中国的问题，怎么谈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由此可见，“陶文”说了这些长篇大论，而原来所指的是学术界有学者在指责前苏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陶文”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那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陶教授在表态：“我以为这些看法不能成立。”而且“陶文”作了以下的长篇大论的辩解：
“ (1)只承认马克思一人写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把马克思的毕生合作者恩格斯的论著排除在外，甚至把恩格斯说成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者和篡改者，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个人风格上当然有区别，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战斗的具体任务有时也有必要的分工（恩格斯谦虚而又实事求是地称自己为‘第二提琴手’），但他们自合作以来在理论原则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1844年9月至11月写的以批判鲍威尔兄弟为主题的《神圣家族》（1845年出版），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都是他们两人的合著。这些著作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1845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在1888年首次发表的，并认为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的歪曲何在？有人把《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当成恩格斯与马克思‘分歧’的‘铁证’。然而，《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是念给马克思听过的，而且经济学那一篇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还是马克思亲自写的[1]（第347页）。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是‘我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1]（第347页）。马克思在1880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反杜林论》的一部分）法文版写的前言中还高度赞扬《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第689页）。哪里有什么‘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歧’？在事关党的命运的严肃斗争中，在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如果马克思竟然赞同恩格斯发表歪曲自己思想的论著，还亲自参加写作，还给予高度评价，岂非天方夜谭？至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是恩格斯为了‘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刻苦研究自然科学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第349页）。这部著作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但恩格斯在1873年写信向马克思详细谈过它的计划和基本构思[2]（第614-616页）。在这里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也是毫无根据的（注：朱传ｑǐ＠①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同研究论纲》一文（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一期）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
然而，从“陶文”举出以上的长篇大论来看，在学院中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产生怀疑也是正常的。而那些指责前苏联确定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论，以及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论》并没有说错。只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找到马克思哲学的起源及重建观察现实世界的现实性的认知前提，以及没有找到马克思重新确立考察历史发展过程的认知前提。但是，这些学者指责前苏联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论》，从“陶文”摆出的以上事实来看，那的确是实事求是的存在。当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终结》这两部书中传播马克思确立世界观、历史观的立场上来看，那基本上是与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在阐述唯物主义的认知前提上，却是以自然界、宇宙界为前提来解释马克思确定的是现实的物质前提，那是错误的。所以马克思要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来纠正。可惜的是这部书没有出版，所以也造成以上的事实来。但是，“陶文”凭什么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呢？就凭陶教授认为：
“(2)把列宁说成马克思的篡改者也毫无根据。”
就认为中国人传播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确立的“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与“从感觉和思想到物质”的两种路线的斗争，就以为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这能是实事求是吗？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初从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原理观，实事求是地说那是——传播，而不能说是——理解。
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去深读细研，从而找出马克思哲学的起源究竟是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呢，还是脱离德国哲学的基地？然而，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了。而且也在上个世纪的83年我去过您家，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本人在乘您的姑娘去叫您的时候，我翻看了您的书架：原来您对《列宁全集》是通读、细看，并且做过很多记号及写了感想，而摆在书架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布满了灰尘。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您是用列宁的思想观点来等于、或当做就是马克思的思想观点。只能这么说。
从事实上来看，也就是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实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来看，那不是您老所说的那两个前提性问题。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两个前提性问题：第一个前提性问题，是要科学地总结已经形成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并作为根据确定下来；第二个前提性问题，是深读细研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所有文章、著作和书信。从而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合作创立解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整体思想总结、归纳出来，然后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根据而融会贯通，从而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当然，虽然这项作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却非常重要。而且中国人是必须要去做的首要事情，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来澄清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究竟是不是马克思的认知前提而产生和形成的？
可是，您老并没有这样去做。因为您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工作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您老的结论。
那么，究竟前苏联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不是马克思的认知前提呢？我还是重复地向您老请教（这也是我在83年去武大请教过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晃子下进行的。”马、恩都批判的是他们两人争论：“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第312页，第21卷）可以看到的事实。
那么，我向您老提出：感觉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思想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还能是马克思的重新唯物的认知前提吗？然而，您老是这样回答我：“说我是钻偏门”。而我说：如果不弄清这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挂靠到马克思的招牌！而您老是这样回答我的：“你说的是你一个人的观点，而我说的是全世界的所有人的观点”。我回了您老一句：不是全世界吧！只能说是半个地球，而且半个地球也不是全都认为您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以上的提问，要是您老在网上看到，请您老能回答：实体和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那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揭露的抽象关系，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怎么会将认知前提而建立在倒退德国哲学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前提呢？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实体和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理性的形式”，而物质到感觉和思想的形式只能是“感性的形式”？列宁怎能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路线而倒退到“感性的形式”？请您老回答！（待续）
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 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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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