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是虚假的（之一）
理思
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 湖北阳新435200
陶德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原刊期号】200502 转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网。首先，我们看看陶德麟教授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的以下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两个前提性、基础性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本文针对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观点及其论据提出了商榷意见。”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现实和历史过程已经形成。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即什么“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解释。
实际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实施三十多年的现实和历史过程，在学院、党校的教材及考试卷中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没有参入中共中央，在十三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四中全会”的历史过程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中来。
然而，要是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实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中能发挥其指导思想的作用的话，也就用不着从改革开放、到调整创新，再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和历史过程，而要用“解放思想”去推动和促进。因此，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现实和历史过程并没有参入。实际上，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培养领导干部中、在各种获取学历、学位的教学的教材中和考试卷中而存在。而在实际中存在的是：中共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现实和历史过程中，而形成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思想在指导着全国人民而展开改革开放、并运用“解放思想”的这个中介，激发中国人用创新精神去改变不合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这样，陶教授所认为的：“目前，国内外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有分岐”，实际上只是在学术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有其分岐。而在事实上，也就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中、那是以“解放思想”的这一中介的作用下，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看到了邓小平理论从现实生活而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这一立场而得到共识；并在实践中产生出“三个代表”即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肯定。因此，实践马克思主义在运用着、在接受着一切可以发挥的物质力量——所有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并以此来推动和促进而加快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这一方法，也就基本形成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可是，陶教授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那么，请问陶教授：您所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是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呢？
在事实上，是前苏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两个凡是”的过程。而前苏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不是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思想；而前苏建构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市场经济的思想；而前苏建构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不是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思想。
然而，事实将在印证着：《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论，那是在阻碍改变现存的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而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障碍，这才是陶教授所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就是前苏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造成：只有长期运用用“解放思想”才能推动和促进改革开放、调整创新的科学发展的步伐。至于陶教授所说的前苏建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观：“它不仅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是中国人创立的？要是从事实上来看，也就是从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现实和历史过程去看，那是牵强附会的组合。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而存在着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前提，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按既定方针办”的“最高指示”。
在事实上，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出路。
然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三个现实范畴即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这三个现实范畴那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个凡是”而确立的“先进”，是有其本质区别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的立场，而指导下所确定的阶级立场是：“临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基本观点是：阶级斗争要长期抓，日日讲。其基本方法是：发动思想革命的运动来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主张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事实上，这就是陶教授所说的：前苏建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观才是：指导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个过程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反过来又多次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继续研究，从中挖掘出更丰富的思想财富，使我们达到与这个过程的实际意义相称的更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应当担当的重要任务。”这才是理论马克思主义所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而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然而，陶教授所认为的：“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国外也有不少相关论著。然而，在一些并非细节的问题上还有不少的不同认识，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大问题的认识。我认为这是前提性的问题，是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础。我对这些问题也谈过一些想法（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4年4月13日。），现再补充一些意见。”实际上，陶教授的理论那是为坚持前苏联确定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论，以及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观等，不被丧失而阐述的，并以此而表明的“方法论问题”、以及“重大理论课题”。
从事实上来看，也就是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来看，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是起源于他在大学生时期《给父亲的信》而向他的父亲表述的真实思想：是“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第15页，第40卷）阐明的真实思想。因此，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根本就不是什么从唯心主义而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解释。而“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任意分割它们；”它们是什么？不就是存在一种事物自身存在的思维和存在的两个要素，还能是什么呢？因为“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时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的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第11页，第40卷）所阐明的真实性。
实际上，马克思在大学生时期《给父亲的信》所确立的思想转向及其定位，那是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现实和历史过程而展现着。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实和历史过程而形成了实践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认为，重大理论问题是要求理论界、学术界而放弃前苏联建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而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史的产生和形成的全过程。中国学术界要做的重大理论课题，是将被埋藏在文本中一百多年的真实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发掘出来。事实上，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的辩证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立。但是却改变世界的现实中和历史过程中，那些改革者、创新者和科学发展者在实施着马克思创立的认知前提，这包括着马克思确立认知的改变对象，以及马克思确定的联系，并确立能证明其立场在现实中所占有的、所扬弃的是不是正确性的根据，都在现实中、历史过程中被改革者、创新者和科学发展者们运用着。因此，我们必须从文本中而给世人解读出来。并以此而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形成的经验根据，从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路是抛弃前苏联确定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论的虚假性，放弃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观的不真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存在什么“可能性问题”和“必要性问题”，而是重现被埋藏在文本中的真实马克思的认知前提所确立和解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基本理论，来支持改革开放、创新精神的科学发展的长期坚持和永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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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