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征地、怎样拆迁，北京城市化扩张的逻辑是否适用全国？
打开北京市地图，一个典型的同心圆扩张格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以紫禁城为圆心，二环、三环、四环……城市的边界沿着一圈圈环路向外层层扩张。
这种环环相套的格局，自1949年以来便延续至今。
如今，北京市又在进行一场新的城市化扩张，北京市政府决定对城市周边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造，将陆续拆迁数百个“城中村”。时间表已经制定，仅在2010年，50个村落的拆迁就要启动。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完成数百个村落的改造后，北京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一半以上。整个工程预计涉及62万户籍人口、280万流动人口。
这也将是一个艰难的工程。近年来，拆迁和征地成为社会最大的矛盾焦点，上访、群体性事件乃至自焚都时有发生。对于自期为“首善之区”的京城，这样的代价不堪承受。同时，房地产价格急速上涨，拆迁成本的飙升，又在挑战着现有土地、财税制度的承受力。
尽管北京市刻意保持低调，但仍然可以观察到，相对于以往传统的拆迁，北京谨慎地选择了两种改进模式：大望京模式和北坞模式。
大望京和北坞，分别是北京朝阳区和海淀区两个普通的村庄。大望京模式，是对传统征地建城模式的改良，其内涵是提高村民的拆迁补偿待遇，并就农民未来分享地租收益进行初步探索；北坞模式，则是农民自主城市化的尝试，在允许农民以集体土地参与分享城市化成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曲折。
两种模式具有不同内涵，堪称中国城市化浪潮下政府和民众利益博弈的产物；两种方式并存，又折射了在新旧制度起承转合的历史趋势下，北京市政府面临的复杂处境。
有分析人士认为，北坞模式具有明确的颠覆性。问题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性，北坞模式只能是一个个案，并不能改变现有征地和拆迁的内在逻辑，同样难以复制到其他地方。
不过，北坞模式毕竟是一个现实存在，无论将来是推进、变形或是流产，它对于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足以镜鉴。
而在未来数年，在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将至少有分属于227个行政村的450处自然村被改造和整治，总面积将达753平方公里。
北京再“摊大饼”
若从北京上方鸟瞰，即将进入拆迁改造的北京周边的村庄，位于海淀、朝阳、昌平、石景山、丰台、大兴等京郊诸区，呈环状散落于北京的四环到五环路沿线。其布局曲折如带，将偌大的京城环拱其间。如果规划成为现实，到2020年，上述村落将不复存在，北京市建成区面积也将相应扩大一半以上。
在不少北京人眼中，这是政府发动的一场新“造城运动”。事实上，改革开放后，这样的趋势不断强化，北京以加速度向外伸展，一圈又一圈地蚕食着城乡接合部，不断“摊大饼”式地扩张自己的版图。
正在进行中的这一轮“新造城运动”，则源于北京市政府2008年底启动的城乡接合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当年12月30日，北京市委出台了一份文件，名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意见》——是为此次大规模拆迁改造的行动纲要。
这份文件的要旨，即为城乡接合部改造。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城区的发展已达到世界发达城市标准，但城乡接合部则有损现代化都市的形象。故此，根据文件勾勒的 “城乡一体化”蓝图，无论是规划布局、建设、管理，还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接合部都将纳入城市规划，实现城市化。
于是，城乡接合部大规模拆迁改造悄然展开。施工进度相当迅速。到今年初，海淀区的北坞、朝阳区的大望京、大兴的旧宫等村落完成前期拆迁，规划中的新城已具雏形；海淀区与上地软件产业园区接壤的唐家岭、朝阳区崔各庄等村庄，新的拆迁也已陆续启动。
整治“烂边儿”
北京市建委一位官员认为，使北京市政府下决心对周边城乡接合部进行拆迁改造的直接原因，是治安和管理的混乱。
由于房租等生活成本低廉，相当一部分非北京户籍居民选择城乡接合部的村庄作为最初的落脚地。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其分布，也从城区和近郊区向远郊区县扩散。
据介绍，在北京市的规划上，位于四环和五环路之间的村庄，应该是城市的绿化隔离带。但实际上，随着外来务工者陆续到来，多数农民在自家院子内外建起了出租房，“瓦片经济”成了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完整的绿化带因而始终没有走出规划，成为现实。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突破宅基地契约而私自建设的出租房是违章建筑。矛盾的是，农民依靠违章建筑赚取的租金属于灰色收入，却是失地农民的无奈之举。因为随着城市不断外扩，农地陆续被征用，随着农耕经济衰落，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实际处于失业状态。
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冯晓英认为，以乡村落后的公共资源，承载数倍甚至十几倍于己的准城市人口，再叠加上独特的城乡二元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城乡接合部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烂边儿”，北京当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北京市改造城乡接合部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周边陆续涌现大批富有特色的“城中村”，如北京城南木樨园一带由服装鞋帽加工小企业和产业工人汇聚形成的“浙江村”，西北部圆明园附近的“画家村”，以及再往北聚居着大量独立艺术家的“树村”等，都曾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针对这些“城中村”，农民、外来户和政府之间“拆违”（拆除违章建筑）之争，近十几年一直在上演。但往往是政府前面拆，居民后面就建。以北坞为例，多位村民曾表示，过去十几年，区、镇、村几级年年要求村民拆违建，村民都是“死扛着”。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2006年起，北京市为了实现向世界承诺的“绿色奥运”，曾投入10亿元计的资金，进行一轮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
然而，运动式拆违，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奥运会一过，“违章建筑”又纷纷出现。简单地硬化路面、建自来水及污水管网等改良式治理，不能真正改变城中村“脏、乱、差”的面貌，整体拆迁改造遂被城市政府作为实现管理升级的终极途径。
当然，除了改造城乡接合部，增加土地储备也是北京此次城乡接合部改造的现实动因。
拆迁“火药桶”
一位国内权威土地学专家认为，北京城一次次“摊大饼”的核心秘密，在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
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在农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中，集体土地、尤其是进入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体不能进入公开市场，因而城乡接合部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边缘一样，自主发展成城市。
随着土地价格一次一次刷新纪录，拆迁成本也日益上升。土地是村民可以代代相传的“不动产”，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还是惟一的生计。北京周边的普通住宅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在向每平方米3万元冲刺，需要面对的问题相当现实。
作为中国首都和“首善之区”的倡行地，北京显然无法承受上述极端事件的巨大冲击。应当说，相比全国多数地方，北京市实施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改造时，对农民的补偿是较高的。
但据多位学者调查了解，过往“上楼”的农民多数并不满意。失地农民拿到安置房并“农转非”后，很快遇到就业难题。他们在高端产业领域就业能力不足，低端产业又不愿意干，相当大数量的农转非人员长远生计问题，已成为社会隐患。
不少学者担心，失地农民将一次性补偿吃光用尽后，城里人享有的养老、医保和社会保险待遇无法享受，既无工作，又失去了旧有的房屋出租收益，还要支付“上楼”后的水电费、取暖费、物业费等，其生活水平下降将诱发新的社会矛盾。
这种担心在北京已有前车之鉴。朝阳区高碑店乡曾是学者眼中的极端典型。
高碑店如今已成为北京一个城市地名，如今人们熟悉的四惠、四惠东、高碑店等地铁站所在地，原先均为高碑店乡农地。由于拆迁后遗症，从1998年以来，高碑店乡成为北京市上访第一大乡，曾经发生多起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并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
学界的共识是，集体土地只有征用为国有土地方进行城市建设，这一制度安排将原住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令他们不仅无权分享土地长期的增值收益，而且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如一味沿用旧有的拆迁模式，未来则很有可能催生出北京城市化的“火药桶”。
学者的共识是，中国各地既往城市化进程中的严重制度性缺陷，如不加以矫正，城市版图的扩大即意味着高碑店这样的城乡接合部蔓延，农民与政府、农民与企业，以及农村内部的冲突会更加激烈。
未来30年，将是中国完成城市化的30年。如坚持原路，极有可能导致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断。改革势在必行。
城市化模式抉择
权威土地学者认为，北坞、大望京试点在北京的出现，标志着北京传统的征地建城模式已举步维艰。
土地的城市化开始替代或侵蚀人的城市化；征地改造为政府带来土地财政，为开发商积累暴利，却不断剥夺着农民植根于土地的未来生计，以及新移民的生存空间。
新城显现之际，建设成本的增加与房地产价格迅猛上涨互为推手，屡创新高。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亦受到挑战。狂飙突进的造城运动在催生异化的力量，由政府强力推动的原有城市化模式越走越窄。
在中国，一些难题的答案往往出自民间自发的尝试。与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拆迁改造相并行，由农村集体自主进行的城市化改造已在多个城市自发兴起。事实上，北坞模式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全国各地集体土地自发建设的大量经验。
仅以北京为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周边的“城中村”陆续自发开始了变乡村为城市的尝试。较为典型的有位于西南三环路的丰台区草桥村、位于北部昌平区的郑各庄村、位于东北四五环之间的崔各庄乡，以及丰台区的南宫村。
与国家强制性的征地建城不同，这些地区是由农民集体自主进行改造，他们以土地为资本，改造规划则力图符合城市的标准，建设了商品房、产业房、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严格地说，这些自发的尝试普遍都比现有法律法规走得更远。
北坞所在的玉泉村近年亦投资2.6亿元，自行建设了占地数十公顷的玉泉慧谷产业园，并作为清华科技园的分园进行合作经营。但按照现行法律，这些集体土地自主建设行为是违法的，国土部近年来一再重申不支持这种违法建设行为，理论上北京市政府随时可以按违建拆除。
这种来自草根的试验，本质上还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政策风险。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的正阳、008等艺术区，即是模糊政策下的牺牲品。
但也有少数成功的案例。例如草桥村的回迁建房资金，主要来自于集体土地上附建商品房出售，但最终政府亦未经常规征地，仅通过产权空转模式把土地置换为国有，再定向划拨给该集体。郑各庄则自行进行村域规划，其中自建商品房起初土地亦未变性，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小产权”房，后来则修成正果，得到北京市政府的特批。
草桥、郑各庄的案例，也只不过因其既成事实以及实际的收效，而获得政府的事后追认。但它们以其“集体参与，农民分享”的利益分配模式，解决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的长期收益难题；以较小的代价令村庄环境改善，使农民生活质量提高、集体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增强，从而为未来的制度空间演绎出大量生动个案。
在大望京和北坞的拆迁试点中，北京市的政策开始主动向自主城市化的内涵靠拢。曾四下北坞考察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在多种场合要求总结北坞和大望京的改造经验，并在未来200多个城乡接合部改造中进一步创新。
到目前为止，北京此番突破惯有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尝试能走多远，尚不可知。旧有的政府土地垄断制度和土地财政，必将以强大体制惯性干扰变革，改革极可能出现反复。例如，在地价高企的当下，这种城市化最终会否演变成新一轮“圈地”热？城市会不会是再次简单地“摊大饼”？政府的承诺最终能否兑现？
如今，在北京市规划的第一道绿化隔离带上，还有包括唐家岭村在内的其他28个“城中村”，均面临与北坞类似的情形。北坞模式将推向这些地方。对于以上疑问，实践将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