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你的躬行来告诉大家

——《ART概》对金锋的专访

 

高靖： 金老师，这次“3+1——各自表述”怎么会想到四个艺术家共同进行一次联展？

金锋：3+X其实不是一个联展，它是四个独立的个展，3+X是一个尝试方式，它的主题是“各自表述”，在展览过程中我们亮出各自的态度。这四个艺术家其实也是一个矛盾体。一个小组要成立，它要有一个纲领性的，原则性的东西，要宣个誓，我们没有这样。我们依然保持了一个原状态的质味，各人保持了各人的价值观，各人有对自我的一个呈现方式。这个方式挺好的。3+X的整个模式，它是一个变数，在未来的过程中，我们也说不清楚它可能会走多远。我们尽可能地把3+X这样一个矛盾体和社会的这样一个矛盾体糅合在一起，呈现出它的一种异质性，它的一种异样性。

 

高靖：那为什么想到要同原弓、左小祖咒和奚建军进行各自表述，而不是别的艺术家？

金锋：这个也不是我个人的选择。在开始阶段，仅是我们大家都知根知底，各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这样走在一起，只是个雏形。原弓是一个商人，到奔五的年龄了还去读博，回到一个学者的领域里来，在未来的人生里他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艺术家形象，这是在中国一个少有的案例。左小祖咒是个音乐人，他也在做作品；我二十多年过来，还一直保持艺术家这样一个身份，我又喜欢写作，喜欢教书，算是个伪知识分子；奚建军是25年在国外，现在又回到本土，他看到这个国家发展成这样的时候，他也有话可说。所以“各自表述”首先是有话要说，其次才是合在一起如何去说。“如何去说”这才是作品的一个形式。

 

高靖：从05年之后，您对作品的思考方式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变？

金锋：对。因为以前做作品的方式大家还是在一个比较常规的方式上，这个思维方式我们也是舶来的，是在西方艺术史的思维方式里面走。很多的作品一看很观念，很西方化，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但我获得不了我个人想象中的东西，它不能带来一种彻底畅通的呼吸感。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可能是我个人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你以前曾经迷恋的方式、创作系统“悬置”起来，像胡塞尔所说的“悬置”那样。这样一来，个人跟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距离，这个时候你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对一系列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态度、你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以及你和艺术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我们就不会为观念而观念，我们可能会更多地质疑自己的思想，我们可能会为个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以及自我的刷新做更多的工作。一个艺术家他可能也需要一个思想的平台，这个思想平台也需要我们经常去搞搞卫生，要放一些你工作的工具，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能就是近年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自己要去做的事。

 

高靖：其实是放弃了单纯依靠观念进行创作的方式，进入到对自我及其观念的剖析和反思？

金锋：以前我们做作品非常艺术家化。我们有一个情绪，我们会把情绪留在画布上面，今天可能我考虑的，就是我是不是有问题，我跟哪些问题在打交道，我跟哪些问题在建立关系，这些关系如何来进行转换，如何变成作品。我们以前可能有一个观念甚至一个闪念，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其实这个观念的出现跟捡钱包一样，它是偶然的，你不可能天天捡到钱包。你捡到一个钱包、做一件好作品是有可能的，但是靠找点子、捡钱包这样一个方式去创作肯定是不靠谱的，因为它还不属于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是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另一方面，思想是一个表达，是一种交流，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交流，我们很难说这个作品就是这个艺术家的。所以我一直把我自己的作品叫“个案”，我通过对自己个案的自我批判方式，来重新看待我跟艺术的关系。

 

高靖：我个人觉得观念在诞生之初可能就是反思的，我们只是在操作观念的时候默认并不去提及“前反思”的那个过程而已？

金锋：你这个提法比较常规化。你提到观念的时候你还是把观念看成了一个概念。观念它不是书本上的概念，如果那样的话，它其实和你个人是没什么关系的。杜尚把小便池拿到美术馆，这只是一个观念，但他这个观念是有所指的，在能指和所指对接的过程中间，哪个在起着作用？我个人对观念的理解，观念是为思想服务的。就是你的思想遇到了问题，你的脑袋处理不了这些问题，那么新的东西要出来，新的东西它要形成一个说法，这个新的说法我们可能把它叫做工具，它是针对你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而进行设置的。我们平时认为的观念大都是为观念而观念的观念，它很少是有针对性的，它不是通过具体的、被动而尴尬的的难题而逼迫出来的。我个人觉得只有在逼迫、拷问的前提下，我们的观念才是有血有肉的，因为它在为你的思想服务，它在对你旧有的工具进行批判，同时对新来的工具进行前期准备，有时，逼迫一如召唤，这是艺术家要做得工作。这个中间我才认为有观念，而不是其它。

 

易学丹：您是否在意大众对您作品的认可？

金锋：我们今天的很多问题需要在大众层面上进行思考。我的很多作品还是很跟大众互动的，因为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与批判性，包括对自我的批判性，他还是非常当下的一些问题，这几年，我的作品基本上全是现实的。

 

高靖：那在这四位艺术家里，您的身份应该是最学者的？

金锋：其实，左小祖咒他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歌手。我个人觉得当代艺术是知识分子类型的艺术家才能真正玩出话题来的，多年过来，我们在形式主义的问题里走了这么久，像左小说的你要做一个像艺术作品的作品真的太容易了。问题是你干嘛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种追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方式，而不是想当然地还在一个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里感受情绪，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它显示不出当代艺术创作的一种残酷性，甚至你很难在里面找到独立。因为情绪常人都有，你的独立态度很难在作品里显示出来。我觉得这种独立，这种人的态度的表达，首先是对人本身作为一个公民的认可。你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你要对自己与艺术的关系作出一个个人化的回答，你干嘛要去做艺术，艺术和你的活法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把艺术看得很大，把人看的很小，我们做不好艺术。

 

高靖：您是怎么看待当代艺术这些年的发展？

金锋：当代艺术这些年的发展每一步都是有它的上下文的，八十年代新潮艺术的时候，由于长期体制的限制，艺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你介入不了，你只能作为一个宣传的手段被一些主流的东西在利用，八十年代完成的是对于表达的向往，各种艺术小组在八十年代是在争取一个表达权。九十年代强调身份，是对于身份的重塑。很多艺术家出国，出现了出国之后的一个矛盾心态，中国的文化在国外的语境里还来不及把自己转化得很干净。而且为这种移民身份也没做多大的准备就出去了，这种身份要在国际舞台中找到一种说话方式，同时这些声音它要反馈到国内，这个话怎么说，就是艺术家当时的一种尴尬状态，就是如何重塑自我。所以九十年代我个人觉得是在争取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其实隐隐约约的一些话题也开始出来，比如说对本土的关注等等。如果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我们会觉得一些作品很傻，重复西方的形式主义。然而，从2000到2005年，这五六年过来，慢慢开始悟到了一些东西：个人活着、个人做作品的态度其实要比艺术来得重要。你没有这些，艺术也是不明确的，你跟艺术的关系其实也是这些最基本的关系，恰恰这些最基本的关系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反思，我们作为一个人觉醒的还不够彻底，把自己活明白其实非常重要。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启蒙可能是一辈子的工作，因为这牵涉到你活着的态度，对安身立命这个课题的思考。我把艺术家是作为人的第二主体来看待的，首先是人这个第一主体，艺术家是你的身份冠名而已。我们经常把人跟艺术家不分，分开一下，作为人的这个部分的工作做的很少，人活宽了活大了，你才会有你的态度，才能把态度放到艺术中去。传统习惯里我们很少花精力去想这个问题，传统艺术家面对笔墨纸，他的精神以及人性的东西就进去了，由于社会变化快，你得去想哪些问题是假命题，你得找到和你真正有关的真命题，这可能也是一辈子的工作。艺术家一辈子是工作，是思考，而不是批量生产。

 

高靖：现在当代艺术的主流非常符号化，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形式主义的逻辑里延伸，未来的当代艺术它应该走到更深入的地方，走到更关注个体作为主体的语境里去？

金锋：这个表达我是同意的。你的思想在改变，而且你对社会的看法可能也在改变，可能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对自我的判断也会有改变，然而我始终还是要有一个基本态度。在这样一个变异过程中，你不可能用一种形式来反应变化。形式是为内容的表达服务的，只要能非同凡响的表达出来，形式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在非同凡响的层面他有艺术的创意空间，他有我们对梦想的转换，它有艺术。而且它不单纯的是一个艺术自律的问题，艺术基本的自律性它是在着的，而艺术的自律性它也在变化，它也在被人的重新理解而改变。

 

高靖：作为一位思想前瞻的艺术家，是否同意我们应该呼唤一个思想主体时代的到来？

金锋：当然从我们的内心必须是这样的，但我们又不能夸大这样一种呼唤。有些呼唤它也会成为形式主义的呼唤。你能够变成自己的呼吸，你就用躬行来告诉大家，你用你的行为、用你的时间来告诉大家，甚至于你用你的失败来告诉大家，这是靠谱的。

 

高靖：您是怎么看待失败的作品案例在个人创作中所起的作用？

金锋：我经常给人感觉我做了一些失败的作品，但这个失败其实把你在某个阶段的瓶颈刷新了。以前我们走一段路发现自己有一个瓶颈，而现在，可能你这件作品就是你下件作品的瓶颈。只有这样，你才发现自我批判它是一个如此先进的工具，但我们对自我批判的理解又是如此传统。因为我们从文革那种每天的自我批斗的感觉中过来，好像我们很了然这个工具，其实那样的自我批斗也是形式主义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宗教，你心灵的忏悔是没有对象的，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方式让自己疼，你要有疼感，一件好的作品它是会有疼感的。同时这个疼感导致这样一个作品它不是这么容易做出来，这也导致了今天的作品特别难做。

 

高靖：您现在钟爱用哪种媒介来表达？

金锋：近年来我做一些装置，雕塑和互动的东西，也经常在过程中间不断改变身份，有些身份你作为一个艺术家还处理不了它，这些观念都是工具。有时候你用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去和人沟通是很重要的，而有时候用这种身份去做作品就很难实现，这个时候就要改变身份。我的艺术都是要跟人打交道的，有时候和这个人，有时候和这群人，有时候和官方打交道。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可以不择手段去用的，只要你的想法是清晰的，形式的东西自然而然就能跟上来。

 

高靖：金老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您觉得艺术在这个时代还能做什么？

金锋：这个时代，艺术它能够做什么？艺术它的功能，我们不要把它看大，艺术其实做不了什么，艺术它解决不了问题，但艺术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能智慧地，非常有想象力地呈现问题。呈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这些问题社会中间每天都在发生，艺术的手段，由于你对这些问题关系的建立，你可能会呈现同样的问题但却非同凡响，他可能把成千上万雷同的问题聚拢了，把周边的问题带进到艺术的层面。如果说我们关心社会问题，同时我们又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政治家干的活，艺术家没这个能力，不能夸张了，夸张了反过来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表达，那你就用智慧的方式去呈现它。因为我们是从理想走过来的，后来我们发现理想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把理想拖到地面来呼吸。实际的情况或许是这样的：我们脚踏实地，同事我们还有理想。你只是在高处树立理想，它远离了现实，所以我们没法对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东西进行表达。你只有通过跟土地跟现实的接触，你才能发现哪些东西是你要说真话的，哪些东西你说了也没有用。

 

高靖：可是现在这个现实是一个变化动荡的现实。

金锋：现实是一个变化的动荡的现实，但它如此之精彩，如此给我们带来想象力，这是时代给我们的一个转机。整个社会在转型，人也在转型，思想也在转型。

 

高靖：您是乐观的，对么？

金锋：我对思想非常乐观，我对自我的思考非常乐观。这个现实它在给我养料，给我想象。

 

高靖：西方艺术家流行一种基本认同：艺术表达本身就是政治的。

金锋：其实你说真话就是一个政治立场，不是说你要用政治立场去说真话。你说真话就是在一个政治的语境里表达你的态度。关键是你如何坚持它，如何让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公民本身，你时时地把自己看成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活着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我们是独立的，我们不能让大家都独立起来，那我们用自己方式去告诉大家，这就是实践。所以有时候我们理论的部分说的太多了，实践的部分没有太多案例。这个时代可能会积累无数个案例，因为现在艺术史的写法都成了一个问题，那么在有一种新的艺术史的写法出现之前，我们正在做的，可能也就是为未来艺术史的写法提供一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