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当今的英雄？！--我的英雄史观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每念及此，心胸不免波澜。那么，谁是当今的风流人物呢？
俗话言：时事造英雄，而英雄又引领时事。正因如此，每当大的事件发生，都会出现一批英雄人物。然而，承平日久，英雄不免凋零。于是，各地开始掀起了挖掘、争夺历史英雄的风潮，从各帝王系列到张艺谋的《英雄》大片，从曹操墓的挖掘到李白故土的争夺。英雄无时无刻不在牵扯到世人的神经，既然社会如此崇尚英雄，那么，吾辈不免感叹：问神州，如今英雄何处觅！
要解悉这一点，首先就要对英雄的概念作一解读。
按照传统的理解，英雄主要是指具有高超控制力和组织力的人，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在短期内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或方向。显然，既然英雄远远高于社会大众，反映出社会智识的分布极不平均，只有这样才可以凸现出特定个人的非凡。从这点上讲，社会需要并存在英雄，实质上是文明程度低下的体现；而且，文明越不发达，历史活动越为少数人所垄断，从而英雄的影响力也越大。
不过，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个体智能的差距日益缩小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日益平均，具有这种控制力的英雄越来越罕见了。那么，人类社会是否就再也没有英雄了呢？这还是涉及到对英雄概念的理解。
事实上，胡克就将英雄区分为两类：一是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是指因其行动影响以后事变发展进程的人物，没有他的这一行动，事变进程可能完全不同；二是事变创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是指这样一类英雄历史事变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前者可以看成是立功的帝王、将军等“武士”，后者则可以看成是立德、立言的“哲学王”，他们是人类思想的先驱。
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关注那些立功的事变性人物，但实际上，那些立言和立德的事变创造性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往往更深远。明显地，人类智力的提高以及生产力的提高根本上都源于这些事变创造性人物的探索和引导，从这个角度上讲，柏拉图的哲学王将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中的真正英雄。胡克就写道：“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影响人物的，不是那些武人或政治领袖，而是像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们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1]同样，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也开列了从哥白尼、培根到康德、拉普拉斯等大批杰出人物，几乎每位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相反，尽管历史上也有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他们主要在在知识先驱的思想指引之下。
一般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就是这些事变创造性人物的真正职责和使命。这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一者，他们对社会事物的本质作了艰苦卓越的挖掘，从而从事了真正的创造性工作；二者，他们梳理了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并将他们传授给社会大众，从而有助于将“人人皆可以成为英雄”作为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理想；三者，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不合理状态作了深刻的揭示，从而得以凭借非凡的洞察力为社会的何发展指明方向；四者，他们细致地审察了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中的内在，从而为社会的平稳发展夯实了基础。
显然，在现代社会，由于民主决策的推广以及多元化的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于思想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而凭借个人控制力的传统英雄越来越不重要，甚至说，传统类型的英雄对社会发展潜在的副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力的腐蚀作用及人的易错性抱有深刻的戒心，从而强调，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应该尽可能通过明智的自我改造和社会改造来扩大社会机会，使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发挥其潜力和才能，而不是依靠某一个英雄人物或一小撮人来领导。正因如此，曾对人类社会大上深刻烙印的事变性人物英雄就逐渐消逝了。
但与此同时，社会却更迫切地呼唤事变创造性人物的涌现。究其原因，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主动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在各自领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从而成为既平凡又伟大的人类文明推动者；但是，这些社会推动者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产生有不断提升的作用，根本上在于他们吸收了人类社会不断积累的经验和思想，而这些思想的创造和发现正是有赖于这些事变创造性人物。
正因如此，一个组织良好的现代社会，就必须能够竭力维护有利于培育事变创造性人物的土囊，极力保护事变创造性人物的自由思想和交流。
不幸的是，现代社会一些制度却通过经济的激励、社会的制裁以及政治的限制等种种措施，极力诱导思想的探索者依附于政治、依附于组织、顺从于规则，从而就极大地扼杀了事变创造性英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关怀人类长期发展而又不满现状的事变创造性影响往往就只能抱着“抱残守拙、宁静致远”之志向，“有道则显，无道则隐”，最终成为苏子瞻、李义山之属。显然，这些都最终窒息了社会的生命力和发展力。事实上，当前国内社会各界不一直在辨析：我们为何不能出现大师吗？我们正处于这种环境之下是也！
而在另一种崇尚简单多数至上的“民主”社会中，这种窒息事变创造性人物之成长的制度就被“庸俗民主制”而合理化了，同样造成事变创造性人物的凋零，当今欧美社会是也！胡克就写道：“民主社会的英雄（即指潜在的事变创造性人物）可能真挚地相信自己能够接受民主社会据以为根据的那种哲学。但迟早他会觉得民主方式的两个特征是他所难以忍受的。第一，就是多数决定原理，特别是当他坚信在某种重大问题上，多数是错误的时候。第二，纵然他相信多数是正确时，他也会认为它的作用过于迟缓。”事实上，“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这种‘潜在的英雄’，他能够看到别人所未看到的东西。他的行动意志比别人更坚强。他对于如何实现他的看法具有比别人更准确地认识。就由于这些理由，他多半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少数之中。而他的责任感迫使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见识而奋斗。他对于民主理想的忠诚又迫使他要把这种见识变成多数人的共同信仰。假如多数人一味顽固地固执己见，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只有丧失了英雄活动的机会。这英雄就作为一个‘乡村隐士’而湮没于历史之中了。”[2]
呼吁，思想的政治化、学术的御用化、民主的庸俗化如此鼎兴，纵然众里寻她千百度，英雄又在何处安息呢？岂非依然在那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