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调控中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实现人文凸显与战略设计的重要一环。它根据文化母国在宏观战略上的目标设计，为特定的发展领域、人群需求、功能完善和体制调整，预设运行机制、提供社会条件、拓展发展空间、构造可能途径，它是在优惠性、引导性、组织性和可持续性方面提出相关步骤、具体措施和社会原则的总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决策也是一个改变人类创新环境、实现社会自身的内生性增长，和培育、建构社会自组织机制的文化预设过程。


    这个过程中，由于政策执行者和政策获益者的利益取向、个人狭私，特别是相关法律机制、监督机制的严重滞后，肯定会带来各种负面效应。这是变革进程无法规避的发展现实。因此，如何制定好得经济政策，且把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变得最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在国内国外产生双重效果。因此，在政策制定中，对内——应当凸显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自主性（社会主体性）、整体运作的内在和谐性，和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性；对外——应当凸显经济利益上的不可分割性、价值文化上的兼容互补性、产业结构上的国际分工与整体互渗性。


    好得经济政策，不该只是应时、应物的即时反映。还应当是根据文化母国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定位和适合市场化运作的战略需要。


    鉴于全球经济秩序对于所有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制定出一组具有战略高度、适合内-外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决策的过程，也是文化母国在与世界社会全面接轨的‘耗散结构’中，对于自己文化类群历史命运的根本性把握。它必须构造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必须因循所有民族国家从中发展的自组织机制。因此，如何从这个角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制定一组适合其中（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显然是一门包含内容甚丰的科学学问。


    目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变人类的创新环境、实现社会自身的内生性增长。


    表面看，驱动人们做出决策的内在原因，是对我们生活和市场变化构成即时影响的各种现实因素。如何对这些因素调整、改变，直接影响到广大企业主、老百姓、公务人员和经济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类群个体）的社会发展与切身利益，甚至关系到他们在类群整体中彼此迥异的社会命运。


    这就构成这样一种矛盾：不同类群个体寻求发展、改变自身社会命运的出发点和目的相同，但依据什么发展理念、在什么时间段上、以怎样的市场化方式——把各方面的切身利益（在类群整体中）整合起来、有序运作，乃至依据什么原则进行利益整合，以怎样的社会增长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甚至是否需要这种整体运作，所有这些方面——都将构成社会矛盾的焦点。如果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策略，或许暂时缓解特定人群所面临的困境，但也有可能因此加剧不同利益集团间更加对立的社会矛盾。


    故此，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发展机遇，根据市场变化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制定配套的经济政策与相关立法，把各向同性的价值取向、运行机制在类群文化整体中重新整合起来，使得不同类群个体、利益集团，在新的发展维度内拥有内生性成长的社会条件和自组织机制。较比从前，这样的发展理念自然凸显出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文化预设的可能性。



    这就要求我们审时度势，在大的危机来临之时学会悄然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