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英时先生的《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年前通过卓越网购得余先生的这本著作，本想一鼓作气来个囫囵吞枣以骋阅读之快感，无奈申报社科基金三番五次的倒腾，只在夜深人静入眠之前倚枕而读，断断续续，读得实在安逸而又狼狈，安逸的是读书时间，万籁此俱寂，狼狈的是，本人史学功底毫无，很多地方不甚了然，却又懒得查找，硬着头皮往下看。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新的启迪，余先生横贯中西文化的视野，一流的史学功底，对五四运动的反思，胡适思想流变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分析，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的梳理，以及对他恩师钱穆先生与新儒家的区隔分析都作出了令人折服而又新颖的创建，余先生对史料的掌握和驾驭，对中西文化哲学的精深透析让人叹为观止。 

余先生认为，“五四”是一种启蒙，在“知识”而言，偏于实证主义一路，今天似乎不必再“神化”它。在五四运动90年后，民主和科学仍是国人追求的目标，这真是值得反省的问题。

余先生说，陈独秀没有到过西方，他对西方的认识是从日本转手而来的，这让人想起“群赴东瀛修国史”的委屈和日本得风气之先的进步。余先生对胡适思想的形成做了完整深入的研讨，不惜全面梳理胡适日记，对胡适的在思想史上的成就做了公允的发掘，以前只知道胡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写不太美妙的新诗，还是红学大家，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却不知道早在1935年，胡适就给王世杰写信长谈怎样长期抗战，以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他反对罗斯福总统提出的东北“共用共管”，他完全预见到战后国共内战必不可免，这些都让人感概唏嘘。

余先生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诗证，让人对思想自由的制度环境如何构建才能驱使天才思想的绽放多了些思考，禁网是要不得的。

余先生认为，钱宾四和熊十力的新儒学是区隔的，他们在学术取向和对儒学传统的认识都格格不入，新儒家把陆王心学的超越证悟使之具有宗教性的道体，这与钱穆先生的儒家价值系统来自于中国文化——生活方式的思路是大异其趣的。

总体看，这本书还没看明白，于玲玲处剔得一片羽毛，如是而已，想要识得机杼，至少认真精读三遍，相较而言，前面读过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就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