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改革势在必行


刚才看了批评全国政委员、陶然居董事长严琦借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提交惊人提案却大赚横财的博客《天价提案赚了5个亿,请别把两会当春晚》,正巧手里有一篇前几天写的随感,见到拙文中的观点再次得到印证,不胜感慨之。

政协全国会议落下了帷幕。对于会议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在此不赘述。
这里要说的是政协面临着的改革的问题。
在国人心目中,政协委员俨然成为了一种荣誉,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从政协委员的产生方式可以看出,要成为政协委员,首先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族各界的代表性人物,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是各领域的精英分子。从本届政协委员的组成来看,在全部2241名委员中,有34个界别。表面上看,既有执政党中共、参政党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台盟,执政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还有群众组织全总、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工商联、科协、台胞联谊会、侨联,还有文化艺术、科技、社会科学、经济、农业、教育、体育、新闻出版、医药卫生、对外友好、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少数民族、宗教等界别以及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特别邀请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看上去代表性很强,但仔细一看,这些界别产生的委员,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部分,即管理者和专业人士。管理者包括党、政、军、科、文、教、卫、体、商等各界的各级官员、高管,粗略统计,其比例大约占委员总数的90%以上,不担任管理职责的专业人士,包括演员、编剧、教授、教师、运动员、僧人、商人等,大约占不到10%。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专业人士,都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都是精英,因此,称政协为精英院大概不为过,“专家治国”在政协委员的构成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可以说,政协委员会本身已成为了类似国外的皇家贵族院那样的荣誉性机构。唱歌唱火了,演戏演红了,画作出名了,运动员拿奥运会或世界冠军了,科研出成果了,企业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了,想不成为政协委员都难。例如,政协会议闭幕前几天,中国青年报报道的有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在自己不知道的前提下被当选为委员,而且连续三届当选自己都不知晓的事情。
由于这样一种性质,难免出现委员议政能力的参差不齐。虽然在管理领域或某一特定专业方面或许出类拔萃,但对如何更好地履行代表民意、反映民意的职责,更好地参政议政,应当说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本次政协会议期间爆出的有关委员提交低劣提案(如关闭全国网吧、丈夫应给老婆支付劳务费、为所在企业和行业谋利的,等等)以及近几年文艺、体育明星担任政协委员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不晓得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甚至不重视参加政协会议,不珍惜自己政治权利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在有关政协委员构成、政协应发挥作用、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等方面一直存在着多种声音。随着我国民主化建设的进步和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更是令人们对政协存在的一些需要改革的问题产生了深入的思考。因为说到底,指望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多大作用,应当说是奢望、是不现实的,更多的大量的工作需要在闭会期间做,需要政协委员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撰写出能够反映民意、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有推动作用的提案。例如,前些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废除农业税,并不是在会议期间落实的,而是在会后,经过了大量的踏实的工作实现的。这就要求委员们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精心调研、精心思考、精心撰写。担任委员的党政一把手、部队主官、业务一把手、科学研究拔尖人才、技术带头人、企业老总、做具体专业的业务骨干,如主治医生、教授、教师、画家、歌唱演员、运动员、僧侣等,在闭会期间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这项工作,在繁杂的日常事务和业务面前,参政议政是有心无力,即便有,也比不上更有时间的其他委员和政协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
政协是干什么的?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这是政协章程说的,洋洋皇皇,高高在上。要点有两个,一个是统一战线,二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按照规定,政协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是建言献策,也就是政协委员要就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以委员提案的形式向政府提出质询,政府有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此给出书面的答复。不能很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仅仅成为面面俱到地代表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精英分子的年度大聚会和政治秀,甚至夹杂个人私利、所在行业或企业私利,就失去了其组建的初衷和意义。
除了要对一部分委员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情况进行评头论足之外,还有必要考量一下其运作成本。全国、省、地市、县区四级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需要投入多少费用?据了解,仅以地市一级的政协会为例,通常情况下,会期5天,出席会议的委员700名左右,服务大会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组、简报组、提案组、新闻组、保卫组、后勤组,约200人,合计约900人。通常与会人员,包括委员和工作人员一律住会,会场通常选择四星酒店,住宿标准200元/人·日(标准间400-500元/间·日),就餐标准150元/人·日(早30,午晚各60,不包括开始和结束的会餐),两项合计约157万元。全国有333个地级单位,若把地区差别考虑在内,上述数额打八折,约为126万元,每年总费用高达4亿多元。不包括在内,但实际上仍存在花销的项目还有,各级政协机关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保、医疗、交通等费用,还有直接为政协年会服务的酒店、交通、保安、旅游、娱乐、商业等方面的开支,还有会议期间使用的大小会议室、娱乐设施、商业设施以及礼品、纪念品等等的开销,相信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再把全国2860多个县级单位的政协及其年度会议算上,相信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一部分费用会通过报销的形式转入委员个人囊中。温总理曾说,中国的数字要是用13亿人一乘就是个天文数字(大意),换句话说,要有大国意识,任何一个局部的非生产性、非消费类开销,置于全国的坐标系中一衡量,就是一个惊人的数目。除了费用上的开销,这样多会议的用纸量、用电量、用水量、汽油消耗量,特别是碳排放量,相信细究起来,绝对不是一个小数。消除文山会海,年年提,月月讲,为何落不不到实处?上行下效,若说全国一级的有必要开,那承上启下的省级、地市级的有没有必要?具体落实的县区级有没有必要?都说有必要,最终,消除文山会海就变成没有必要了。事实上,在有必要降低的碳排放中,各种各类会议首当其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是讲求回报的,一次政协会议,从国家或地方财政列支这么多的资金,最终取自纳税人的腰包,它究竟能产生多少实际效果,希望能有人对此进行精算。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我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经济可能二次探底的情况下,精打细算,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物尽其用,财尽其用,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很多潜规则、旧习惯,是需要彻底改革的时候了。顺便说一句,一些单位,尤其是高校、技术业务等部门,自文革以来坚持三四十年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制度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改革的思路,笔者以为,就政协机构本身来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地市级或县区级政协取消,如果省管县进展顺利并在短期内大面积推开,地市级政协的消失就是必然;如果省管县一时还推不开,那就精简县区级。这两级政协机构精简任何一级都将减少大量非生产性、非消费性开支。另一种是将省级以下政协民间化,地市、县区两级的政协会议开销不从财政列支,断绝财路,会逼迫委员们不再清谈,会踏实地倾听民声,切实代表和表达民意,真正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从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上,可比照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若做不到选举,也要尽力使最终产生的委员能够代表最广泛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整个一个精英院、贵族院。在网络发达、资讯传播迅速的今天,就会议形式本身而言,也完全没有必要开将近一周到半个月的会,可以借用一些城市成功举办网谈问政的思路,开网上政协会。作为世界第一网络大国,视频参政议政,没有任何技术瓶颈,而且能更深刻、更从容地就民生和社会、经济等问题展开论证,无论是界别组委员内部,还是界别之间,抑或是委员与政协机关之间,与群众之间,联系都很便利。如果从有必要举行一个仪式化、增强凝聚力的方面考虑,开幕式、闭幕式、宣读一年来工作报告、提案委员会报告、旁听人大会议、人事任免非得全体委员出席的话,那么,在一个三四星级的豪华酒店里管吃管住管娱乐,不痛不痒、漫无边际的小组讨论则大可不必,除非郊区的委员来回不方便,外埠包括国外的特邀委员需要住会之外,本埠的所有委员,在参加完必须出席的大会之后,应该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吃住。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自己骑单车出席会议,值得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