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主题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集体采访。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我国要逐步实施高校的分类入学考试，今后全国本科、专科一起考试的制度要加以改变。目前教育部的设想是今后在全国只举行本科院校入学的统一考试，而把专科院校的入学考试权下放到省级，把本专科入学考试分开。（新京报 3月13日）

　　

　　媒体的调查显示，目前社会各方对分类考试，并不看好，家长普遍对此表示反对。不少家长担心分类考试会加大考生的负担，原因很简单，分类考试之后，很少有考生只选择报考高职高专，而必然大多还是会参加本科考试，在未被本科院校录取之后，才会选择高职高专。（信息时报3月14日）

　　

　　上海和浙江等地，早几年已经实行本科和高职的不同录取办法，在上海，如果只报高职高专志愿，将在高考中少考一门学科，浙江也大致如此。可是，实践的结果表明，很少有学生只报考高职高专，大家宁愿“受累”多考一门。实行分类考试，就不是多考一门，而是多一次考试了。所以，才有家长们感到这是增加学生的负担。

　　

　　在笔者看来，分类考试将增加学生的考试选择空间，提高高校选拔人才的精准性，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前分类考试的设计，有些想当然——考生的考试选择权增加，前提是这一选择对学生有吸引力；高校的选拔精准性提高，需要高校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从教育部谈到的分类考试思路看，未充分考虑受教育者对高职高专教育的需求，以及社会对高职高专教育人才的需求。

　　

　　从我国高职高专的发展现状看，情形并不乐观，虽然每年就业时传出的消息显示，高职高专的就业要好于本科，甚至研究生，但是，高考考生选择高职高专的热情并不旺，能进本科绝不进专科，进了专科放弃录取来年再考进本科，在高考中很是普遍，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有四五十万学生放弃录取，主要集中在民办院校和高职高专。

　　

　　如果分析受教育者的需求和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需求，不难发现，高职教育存在以下问题和机遇。

　　

　　高职的问题有三，一是在高考招生中，被安排在最后批次，给人的感觉，是最差的学校，事实上，安排在最后一批次录取的高职高专，确实也只能录取高考分数最低的学生；二是高职学生的求职受限，拿报考公务员来说，很多岗位明确提出报考者必须要有本科学历，虽然高职学生动手能力并不差，但学历成为高职学生求职的拦路虎；三是高职学生的继续求学的空间狭窄，高职毕业生继续求学的途径主要为“专升本”和接受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考助学的本科教育，前者名额有限，且211院校已不再接受“专升本”，后者则众所周知地受到学历歧视。

　　

　　但高职也同样有发展的机遇，首先是我国产业发展，为高职人才提供的空间，要比普通大学教育培养的人才更广阔。容纳大学人才最多的无疑是服务业，但在我国GDP的构成中，服务业仅占40%,未来10年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如何，还不得而知。其次，最新的资料显示，我国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这1亿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需要进一步接受中职和高职教育，培养、提高技能。在高中毕业生人口逐年减少的未来10年中，如果高职向年轻农民工开放，其发展空间要比大学本科教育大。

　　

　　教改《规划纲要》在制订中，已经注意到职业教育的不平等问题——温总理在纲要制订之初，就曾谈到发展职业教育问题——但采取的具体措施，却难扭转不平等的局面。针对招生放在最后一批，分类考试淡化了批次概念，但是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本科院校的全国统考、高职高专的省内命题，给人的感觉是高职还是低人一等；针对就业中的学历歧视，《规划纲要》提出清理歧视规定，但连一些高校在招收研究生时都明确提出不招自考生，985高校在招聘办公室工作人员时都要看应聘者是不是“三985”（985高校本科毕业、985高校硕士毕业、985高校博士毕业），学历歧视的清理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针对高职学生的升学出路，教育部的考虑是，今后高职也将有硕士、博士学位，这可以为高职学生继续深造提供路径，可这只能是小规模，不然，高职的硕士、博士，就将步现在普通大学硕士、博士教育质量下降的后尘。

　　

　　如果将受教育者对高职的评价和社会对高职的需求联系起来，将找到适合我国教育发展的考试改革和教育改革模式。

　　

　　在分类考试设计中，针对高职高专的考试，应根据高考升学率已达60%的现实，实行高职院校完全自主招生，而不必再举行全省统考。其实，在北京和上海，高职院校的招生，已经逐渐放开，2009年，上海有21所高职院校的12000名招生计划，通过自主招生完成，参加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高考。与之相比，教改《规划纲要》提到的改革思路，显然滞后。另外，实行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还可以打破户籍限制，允许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当地报考高职，这是促进教育公平、实现高职良性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赢。也就是说，高职的招生，或可率先实现《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探索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在高职学生的出路设计中，应借鉴英美等国对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的做法，实行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学分互认，职业教育学生可以在求学中，转到大学教育。教改《规划纲要》提到了设立教育立交桥的构想，在我国高校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之后，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必将逐步建立，允许受教育者在不同类别高等教育中自由流动，才能最终让各类教育平等竞争，消除教育的“身份情结”。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对真实的社会需求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从分类考试所引起的争议看，针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相关的调查、研究并不充分，这使得改革的具体措施，没有直面现实中的问题，同时错过现实中的机遇，还造成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类似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分类考试，在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目标的设定上，也十分突出，比如，纲要指出，到2020年，我国大学学历人口将翻一番，那么，未来10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如何，会创造多少就业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具备何种能力和素质的人才，这都与高等教育究竟发展哪些层次的教育，关系十分密切——或者为配合高等教育的发展，产业机构、用人政策必须做哪些调整——不然到时会出现更严重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问题，使大学生就业形势更严峻。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集体采访中表示，截至3月11日下午16时，社会各界共向《规划纲要》意见收集组提出意见建议14815条，其中教育部门户网站来帖10449条，电子邮件4204封，信函162封，共计约700万字。由此看来，在教改《规划纲要》第二轮征求意见中，还得再做踏踏实实的社会需求调查、分析工作。只有在充分分析社会需求基础上制订的规划，才更具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这正是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要求的“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