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每每提到施今墨先生，父亲总是深情地说：“施今墨是我的恩师，没有他的关照和栽培，我可能枉活一生。他嘱咐我有三句话：一是治病在救人，童叟不要欺；二是不要做‘杀人不用刀’的庸医，庸医害人不见血；三是中医不能守旧，要发展必须向西医学习。这三句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是我一生治医、治学和做人的准则。”
听父亲说，开始行医时，特别同情那些家境贫寒的人，凡是穷人，看病不收费。病人没钱买药，我父亲替病人家属交钱，还时不时地去看望这些穷病人。这些病人里，有沿街讨饭的乞丐、有遭老板毒打的小伙计、有生活潦倒痛不欲生的大爷大娘、有“拉胶皮”积劳成疾的人力车工、有被麻包压垮筋骨的“六号门”工人、有从郊区来的面黄肌瘦的农民……。父亲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深情地说：“别看这些穷人看病交不起钱，可我从他们身上认识了许多病症，积累了大量经验，这是花钱也学不到的。因此，我要感谢这些穷朋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何世英的今天!”
一次，一个大户人家差人前来求医。父亲上门的时候，病人已经穿上装估（寿衣）躺在挺尸板上准备一旦咽气就入殓了。父亲看过后，跟家属商量说：“该请到的大夫都请到了。老大夫看不好，我这年轻的大夫就更没根了，只能试一试。如果看好了，皆大欢喜；看不好，不要说我拿病人练手。一是责任担当不起，二是我何世英的名声坏了，一家老小的饭碗就给砸了！”在家人的一再请求下，父亲给开了药方。第二天，病人睁眼了；第三天，病人说话了；第四天，病人脱掉装估从挺尸板上走下来径直到饭桌要吃饭。转天，报纸上登出一则新闻：“死马当活马医，何世英大夫妙手回春”。消息一传出，名声大噪，不仅天津市的大户人家上门求医，连北京的达官显贵和满清皇室的遗老遗少也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接父亲的黄包车你来我往、摩肩接踵。有时门前停着好几辆来接的车，车夫们为争个先手，发生争吵是经常的事。给这些显贵们看好了病，常常赏赐一些古董之类的物品。这些物品里，父亲最看重的是犀角杯。这些犀角杯四周雕刻龙纹，有二龙戏珠、龙跃东海等等。听父亲讲，用犀牛角做的杯有一特殊功能，盛酒时，如果酒里有毒，酒就会变色，因此，皇帝饮酒多用犀角杯。其实，父亲之所以看重犀角杯是另有原因。父亲当时特别关注小儿疾病，因为小儿疾病往往具有季节性强、流行性强、爆发范围广的特点，光靠门诊只解决极少数患儿的问题，于是，自己研制小药方，配制成中成药，放到各个药店去代卖，家庭用起来方便，价钱也便宜，在当时为天津市老百姓解决了不小的问题。记得最清楚的是一种名为“扶儿神”的成药，专门用来治疗小儿因季节变化爆发感冒高烧不退的，很受欢迎，配方中一味主药就是犀角粉。记得那时我们全家都跟着父亲做药，家里几乎变成了前店后厂。前面客厅是父亲的门诊室，后面是爷爷、奶奶、母亲带着我的哥哥们切药、捣药、研磨、分装、封盒，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父亲按照西药的包装方法，亲自设计了包装盒，盒上有“扶儿神”三个大字，中间是我们六兄弟依次排成一个阶梯形的照片，旁边是一则广告语“何世英创儿科药，六个儿子保健康”。盒内有一页使用说明，上面有主治、用量、注意事项等，语言专业规范、通俗易懂。同当时西药包装相比，毫不逊色。家藏的犀角杯大部分用于这服药的制作上。父亲曾打趣地说：“向来英雄好汉是劫富济贫，我也是，不过我是‘借富济贫’——借着给富人们看病，赚来的钱和物用在小药上，让老百姓少花钱治大病。”
还有一件趣事：可能传统使然，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大夫的装束几乎都是长袍马褂，唯独父亲出诊时穿西服扎领带，腋窝下还夹着一个洋皮包，曾引起不小的议论，说父亲“不中不洋”、“不伦不类”。对此，父亲并不在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大夫逐渐受到排挤，越来越被人瞧不起，说中医‘不科学’、中医大夫‘自己都不讲卫生’，是‘土医’、‘卖草药的’，社会地位低下。我不服这个气。为什么？西医传入中国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在此之前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始终是世界人口第一大群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的中医。中医世代相传、千锤百炼、不断丰富，已经形成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医学脉络，有太多西医不具备的长处。人家看不起中医，我们中医大夫不能看不起自己。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医存在短处。西医传入中国的时间虽短，却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科学态度、先进的诊断方法和制药技术，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医学习。只要我们中医率先向西医学习走向现代化，未来世界最新、最受欢迎的医学体系将首先在我们中国诞生。勿以事小而不为。我穿一身西服革履出诊，一是在仪表上带头改变中医在人们眼里的形象，表明中医大夫是有尊严、讲体面的；二是表明中医要现代化，不能一成不变，落后就要被排挤、被淘汰。”父亲原保存一张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大公报》，有一板块醒目的标题是：“为维护中医社会地位，何世英大夫仗义执言”。这可能反映当时中医大夫受到挤压的形势相当严峻，逼迫众多中医大夫奋起抗争，并且不得不开始思考中医出路何在，父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