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阴谋——评《盛世——中国，2013年》

文/范海辛

台湾作家陈冠中2009年推出政治幻想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世界华人圈内，一下洛阳纸贵。大陆由于禁止该书出版发行，所以大陆这厢还没有出现对该书的议论。本人有幸在春节期间得到友人从境外带来的此书，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把此书全部读完，这是过年期间最好的精神享受。我读的上一本文艺小说，还是是20年前的《黄祸》，也是一本政治幻想小说。陈冠中的这本《盛世》对国内思想理论界的冲击，与《黄祸》有的一拼。

一、《盛世》梗概

该书冠名《盛世》，窃以为，该书也可名为《寻找失踪的一个月》。中国现代史很奇怪，1988年过去就直接是1990年，1989年整整一年就莫名其妙地从官方的历史中消失了。在《盛世》中，也有一个月（准确地说是28天），不但从官方的历史中，也从13亿人民的记忆中神秘地失踪了。整个故事就是围绕这失踪的一个月而展开的。

全书大意是，在美国2008年爆发金融海啸后不几年，又爆发了更严重的滞涨，美元一下子贬值25%，黄金涨到2000美元一盎司。中国媒体称之为“冰火期”。这个冰火期爆发的准确年份，书中没有明说，但指明是在现任班子结束任期之前，推算下来应该是2010年。“冰火期”对中国的冲击比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严重，所谓消失的一个月就是从这一年的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八开始——先是7天的近似无政府状态，股市连续跌停板，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人们开始抢购粮油；继而是解放军进城，开始三周的严打。这一切都是中央应对危机的“冰火盛世计划”，该计划要点如下：

1） 国人所有境内银行私人存款的25%必须换成消费券，1/3在90天、2/3在6个月消费掉，逾期作废。

2） 取消3000多项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管制。譬如出版业，谁都可以成立出版社，不用书号也能出书（但书籍审查制度仍然存在）。

3） 农地私有化，农民拥有了土地所有权。

4） 进行严打（乱世用重典）。

5） 对市场物价进行管制。

这五点计划推行后，局势迅速好转。28天后，当局正式宣布中国进入盛世。由于大量资金被迫消费，也确实拉动了经济，中国“被”进入盛世。到故事开始的2013年，中国GDP连续3年增长率为15%，国内消费由盛世前的30%几升到50%左右，13亿人口的大市场成了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国内老百姓日子好过，人人充满幸福感。

这么好的一个计划为何要玩失踪、搞阴谋呢？原来这个相当大胆激进的计划在制定之初就担心遇到党内外的抵制而无法落实，故启动了专政手段——严打（类似于1983年的严打），其特点是基本不依照法律，从重从快对抵制计划的各种势力施行镇压和震慑，着力营造一种红色恐怖气氛，以利该计划的推行。但又担心严打气氛不利于经济计划的稳步持久推进，因此动用了一种与摇头丸类似的化学物质MDMA，人服用了这种物质后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心情，既能积极进取，又不会有攻击性，更不会上瘾，且基本无副作用。MADA是添加在自来水中的，属国家机密，也是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冰火盛世计划实施后，民生大为改善，加上服用MADA后，百姓普遍充满幸福感。28天严打的阴影不知何故竟然从他们的记忆中被普遍遗忘了。政府文宣部门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一情况，于是顺水推舟，有意识地掩盖这不光彩的28天。计划中的阴谋与临时其意的阴谋，一起造成了一个月的失踪。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人不知何故，竟然在服用MADA后依然对这28天的严打耿耿于怀。书中的方草地就是这样的一个要寻找真相的小人物，他通过绑架参与制定冰火盛世计划的政治局委员何东生，而最终知晓了这一计划。

小说的最后部分，是作为政治精英的何东生对冰火盛世计划的大段大段的演说，值得嘉许的是除了上述的五点之外，还有一点是外交上的突破——中日两国缔结军事联盟，日本保持和平宪法，不研制核武器。中日两国的军事结盟，把美国势力排挤出了东亚，东亚真正成了东亚人的东亚。中日两国有可能像法德两国一样，相逢一笑泯恩仇。除了阴谋与残酷的严打，这个盛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二、新盛世主义

小说中虚构的“冰火盛世计划”，是建立在一套理论上的，作者将该理论命名为“新盛世主义”，其要点印在该书封底，现转录于下：

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

1） 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

2） 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

3） 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

4） 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

5） 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

6） 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

7） 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

8） 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

9） 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

10） 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流露出对新盛世主义的褒贬情绪，基本上是在客观地“讲故事”。书中借官员何东生的口，为这个理论的核心（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做了这样的辩解——

        中国为何不能搞西方的多党民主？因为一党专政有西方民主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这个优越性除了能保持稳定外，就是能集中资源办大事、办一些西方民主条件下想办而无法办成的大事。西方民主也能保持稳定，如果一党专政仅能保持稳定而不能办大事，则无存在的理由。象冰火盛世计划这样的非常举措，在西方根本无法实施。议会如果讨论存款25%要强制消费，议案一公开，定会引发银行提款狂潮。

至于严打与MADA，何东生则认为是必要的成本。为此他援引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理论，上帝创造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已创造了他能创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何东生没有说出口的是，现在的党中央虽然不是完美的，但也是现实条件下最好的，因为党内还有更邪恶的法西斯集团存在。拜赐党内民主，这些邪恶势力无法控制中央。

小说中若隐若现地提到了由高干子弟“板寸头”幕后操纵的“SS读书班”，这个读书班是一些政治、学术、产业精英组成的紧密团体，分核心与外围多个层次，核心层有一些军界高层人士。书中女主人公的儿子、一个靠告密赢得信任并立志要进□□部做官的大学生也被吸收进入核心层。“板寸头”虽然在党内职位不如何东生，但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他，见了“板寸头”也要礼让三分。就是这个积极鼓吹法西斯主义的SS读书班，前不久还组织了一场恐怖袭击，幸好被政府及时粉碎。

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作者讲了一个好故事，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至于作者的意图，其实无关宏旨。因为作者也如大部分读者一样，面对盛世，不知该如何评价。

三、盛世提出的问题

小说幻想的场景，不是没有可能，而是非常有可能。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评价，也就是说，该如何评价这个新盛世主义？窃以为，除了在枝节上有某些可取之处外，整个理论基本是错误的。

小说借外部危机的冲击来凸显一党专政的优越性，这个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现实生活并非一直处于非常时期，非常时期的举措也不能常态化；其次，多党民主下的政府也不见得就不能采用书中提到的那些方法。因为现代民主政府在非常时期也可以有当机立断的权力。譬如政府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25%存款必须消费，等等。当然，事后会有人就强迫消费一事启动违宪审查机制与政府打官司，但只要强制消费的举措的确带来了双赢的后果，政府就不怕与之进行司法博弈（也许议会会通过特别法律，对大存款户进行适当补偿）。

一党专政的最大优越性是能集中资源办大事，这个办大事说穿了就是类似闯红灯一类的行为。非常时期迫不得已闯一下红灯情有可原，但将之常态化并认为是“特色”、“优越性”，这就过分了。一党专政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确实能带来极高的效率，但一般情况下，其负面效应也相当严重，这个负面效应就是贪腐。搁下贪腐先不说，在另一种情况下，《黄祸》中的场景也非常有可能——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政权，不惜对骨肉同胞使用原子弹——也就是《盛世》书中主人公反驳何东生的理由，集中资源办大恶事。

从逻辑上比较一党专政与多党民主，我们有如下结果：

                 一党专政                            多党民主

最好情况：  能取得骄人业绩；                  成绩平平 ；

常态情况：  贪腐无法遏制，统治成本高；        贪腐能被遏制 ，统治成本不高；

最坏情况：  会带来巨大灾难；                  不可能带来大灾难。

《盛世》中描写的情况，属于一党专政在特殊条件下取得的最好业绩，然而选择这一体制的国家与民族，要承担在常态与最坏情况下的恶果为成本。这个逻辑上的比较，在一个长程的历史时期内（80-100年），完全会显现。

小说作者不像中国大陆的文化人，没有喝过法西斯狼奶，基本接受普世价值观，因此对大陆当局的种种“闯红灯”行为持批判态度。但由于作者不是专业政治理论研究者，因此面对中共通过“闯红灯”取得的骄人业绩，也迷糊了，作者实际在暗示，也许中共的这种新盛世主义理论，的确可以突破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的这种迷糊在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总是怀疑抽象的带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律原则。我们常说的普世价值，就是从经验中得出、又高于经验的规律性原则。面对着一位闯了99次红灯而未出事故的司机，作者对“不出事故是偶然，出事故是必然”的信念动摇了，以为既然到现在都没出事，再接下去继续闯红灯也不会出事，即使出事也是偶然的。

如果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暴虐与不公，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中国特色不是闯红灯，而是有其内在的尚未被认识的原因。可惜无论经验事实还是理性规则，都证明了中共不过是在步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后尘，即使取得《盛世》书中的骄人业绩，最后的崩溃还是无法避免。

经验主义的特点是不撞南墙不回头。1978年开始的改革，是在经济崩溃的危机逼迫下启动的，没有危机的逼迫，“阶级斗争”的闹剧不会收场。1992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在苏东波危机的冲击下采取的。没有这一危机的冲击，统治集团还会继续大反特反和平演变呢。

目前中国处于五千年来的又一盛世，但盛世有盛世的危机，只不过这一危机眼下呈潜伏状，未总体爆发。此危机乃政治合法性危机（详见拙作《也论政治合法性——兼驳闲言》，刊于凯迪网络，中间地带专栏）。

古往今来，政治合法性的本质要么被定义为正义公平（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要么被定义为有效性（德国近代学者马科斯 韦伯）。这两种观点均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片面性。我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本质在于合理性——价值的合理性与实现价值方法的合理性。以合理性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本质，实际是对政治合法性上的价值规范学派与经验学派的折中，是这两个学派的兼顾平衡。

《盛世》中展示的，只是有效性，主要还是经济上的有效性。如果没有MADA的麻醉，这个盛世在取得经济有效性的同时，老百姓的痛苦指数不会低。盛世的主要危机，既有价值观上的不合理性，也有方法上的不合理性，但主要来自价值观上的不合理性。这也是经验主义不可避免的弊病。

新盛世主义的十点诉求，并不仅仅是何东生这些具有工程师理性的精英的，SS读书班也在起劲地宣传这个新盛世主义，不过可能在具体策略上与何东生的中央有所不同。这说明，两派在价值观上是一丘之貉，共同反对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他们鼓吹的“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究竟是什么货色，书中没有介绍，估计也拿不上台面。

中国政治精英秉持的价值观念，就是具有浓厚经验主义特征的君子与小人的分野，自由民主只适用于君子，不适用于小人。这种价值观的表述就是：党国至上、精英至上，以官为本，官贵民贱。苏东波之前，人民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苏东波之后，人民是党国崛起的工具。人民既然只是工具，那么在需要之时，可以毫不迟疑地用药品来麻醉人民。

既然为了党国的崛起、人民的幸福可以采用阴谋，那么为了这种“崇高”的目标，还有什么不人道、不道德的方法不能用呢？譬如说买卖人体器官、用死囚犯的器官拯救病人等。为了振兴经济拉动内需，中国庞大的人体资源也是器官资源、卖血卖肾卖眼球完全可以发展成一个产业，使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者的天堂。

合理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拿君子小人的分野与普世价值比较，哪个合理哪个不合理一目了然。只有经济有效性而无价值合理性的盛世是可怕的盛世。

只有价值的合理性而无方法的合理性，也是不行的。方法的合理性就是有效性。印度，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国度。但这么说并不是暗示新盛世主义在方法上都具有合理性，“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就明显不合理，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观。

市场是各经济主体博弈的场所，无论央企、民企、外企，都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央企主导，就是央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这种情况下有何公平可言？石油三巨头垄断的石油市场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公平”。这三个巨头拿着人民辛苦积累的血汗钱为资本，以人民的自然资源为原料，却利用市场垄断来盘剥全国人民——中国人用全球最昂贵的燃油。

价值观与方法，价值观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之所以会有荒唐的央企主导的市场竞争的诉求提出，正反映了其价值观中的不合理性。

《黄祸》与《盛世》可称是中国政治幻想的姊妹篇，前者描述的是中华民族走下坡路，后者描述的是走上坡路。但作者不知道，走上坡路也会摔跤。

201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