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上农除末，穷兵黩武，不仅仅是因为战国时代狼性生存的需要，其中也或多或少地透露出商鞅本人对于人性的看法和理解。在他看来，战争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手段。

　　    在商鞅看来，人是不能清闲的。人一旦清闲，就会没事找事，招惹是非。而一旦出了是非，国家辛辛苦苦创造起来的财富就会在内部消耗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闲人出横事。工作忙起来，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一旦无所事事，就可能会犯错误。正所谓“饱暖思淫欲”。商鞅认为，为了克服人在本性上的这种劣根性，就不能让国家太平，让百姓清闲和安乐，而是要不断地发动战争，让老百姓忙碌起来，把多余的能量释放出去。否则，一旦贪图享乐，重生轻死，国内就会出现所谓的“毒虱”。一个国家只要有了这种“毒虱”，即使很富强，也会削弱（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反之，贫弱的小国只须不断打仗就会没有这种“毒虱”，从而强大起来（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总之，战则强，不战则弱，不战则垮，这就是商鞅鼓吹战争的深层世界观和价值观。

　　    商鞅所谓的“毒虱”，概括起来，包括六种，所以又称为“六虱”。“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从字义上来看，商鞅所谓的“六虱”正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在商鞅看来，文化恰恰是治理国家的绊脚石，根本不利于统治国家，完全可以去除。试想，如果人们受到的教育多了，有文化了，势必会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一旦老百姓觉醒了，商鞅那一套法律就难以实行了，至少也会增加推行法律的成本。所以商鞅说：“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国安不殆。”相反，让人们不去学习，不去思考，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去反思，自然就会为国家的法律马首是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商鞅又说：“民愚则知可以胜之。”

　　    对外推行战争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人民文化教养一多，大家都去遵守礼法、修善积德，讲孝弟、重诚信、仁而爱人，不去攻人之城，略人之地，斩人之首，都变得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羞战非兵爱和平，侵略战争还怎么发动得起来？灵魂高贵了，肉体必然萎缩。没有了战斗力，终将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是以商鞅曰：“力征诸侯者退德。”何况秦国的野心还不仅仅是谋求生存，而是要征服六国，并吞四夷八荒。于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商鞅毫不犹豫地抛却了灵魂，而选择了肉体。当然，这里的肉体不是赤裸裸地肉欲，而是要将肉欲升华为一种对外战争的强大力量，让人完全蜕变为杀人的机器和疯狂好战的野兽。

　　    由此可见，秦国对于软绵绵的礼乐文化，自商鞅变法开始就已经发难了。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过是延续了秦国的一贯做法。“秦制本商鞅”，始皇不过“守之”而已。至于李斯向始皇陈述的文化的诸多坏处和儒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诸多劣习，也并不稀奇，商鞅早在100多年前就早已经讲的很透彻了。何况，自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已经在“焚书”了。《商君书》中明确记载：“偶语《诗》《书》者弃市，敢有挟书者族，以古非今者族，妄言者族，诽谤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韩非子在《和氏篇》中的记载也证实了商鞅的确是“焚书”的始作俑者：“商君教孝公燔《诗》、《书》，以明法令。”把“焚书坑儒“这笔烂账统统记在秦始皇和李斯头上，确实有些冤枉他们了。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能够明白为什么秦国如此地热衷于战争了。同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眼中的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手段了，而是治理国家和夺取天下的不二法门。对外力争诸侯需要“上本尚武”，对内统治子民需要“去文退德”，而做到这两点，还有比战争更好的东西吗？战争不仅能够抢夺别国的地盘和财富，还能够让老百姓忙碌起来，没有闲暇去思考，变得呆傻迟钝，岂不是一举两得？正是基于这种运思方式，商鞅治理国家的办法与其他诸侯正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你讲仁义道德，兴学宫，任虱官，读诗歌，听音乐，争白马非马，而我却是去文退德，恩威并重，赏罚共举，独裁高压，六虱不用；你让你的老百姓去弹琴鼓瑟，斗鸡走狗，踢球下棋，我却是上本除末，垦草积粮，摩拳擦掌，枕戈以待，瞅准时机就率领一大群饿狼吃掉你。结果自然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再高贵的灵魂，再高尚的情操，再高雅的情趣，在虎狼之师的铁蹄下也终将灰飞烟灭。到最后，你的土地、珍宝、钟鼓、美女，还不是我的？到了后来，“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陂上，……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不正是向全天下宣扬这种成着王侯败者寇的强权逻辑和霸道哲学吗？

　　    人类社会的兴衰进退，个人的生老病死，总也是走不出生之为人的宿命悖论：灵魂和肉体的分裂。这种分裂根植于人的本性中，根植于人的存在方式中，以至于根本不能兼顾，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展开和时间推移中有所侧重，而无法比较出所谓的先后优劣和是非对错。人性的善与恶，王道和霸道、文治和武功，都不过是这种深层悖论的外在表象。基督教教义中说：“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身”。但是，拯救肉身，何尝不需要抛却灵魂？没有商鞅的去文退德，哪里又会有秦国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我们不能责备商鞅的尚武和愚民政策，正如我们不能责备那些出家的僧人为了自身修养而去死守着清规戒律不放一样。

　　    商鞅也许走向了一个极端，但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他不过是一个识时务者。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宽，去看一看1300多年以后的宋朝，也许更能够深刻地领会这一点。宋朝，政治固然清明，不杀文官大臣成为了祖制，可谓谏路畅通；宋朝，确实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真正地做到了藏富于民，《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景象就是明证；宋朝，也确实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文化名流层出不穷，从“唐宋八大家”就可见一斑。但结果又怎么样呢？一个高贵的灵魂拖着一个疲软的肉体，结果还不是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夜夜笙歌中断送了自己的命运？宋朝，从战乱到分裂，从分裂到灭亡，先是金人的铁蹄践踏，后是蒙族的弯弓射雕，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对历史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连今天我们所呼唤“亮剑”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商鞅眼中的“尚武”精神和国家意志？

　　   “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反正都会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不知道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是不是也心有戚戚焉。
节选自拙著《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