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中国的污染排放能达峰值?(2)

张其仔

从国外发展的经验和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看，中国短期内要全面达到污染排放总量的峰值困难很大。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任务,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污染排放总量全面下降的任务,难度极大(这里引用我们参与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的研究部分成果以供讨论,当时研究讨论以2000年为起点,但这种讨论现在仍有参考意义, （摘自“发展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演化

1， 四种不同的演化观

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演化的看法，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悲观派。悲观派认为，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要求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废物，所以，经济越发达，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越大，最后经济会发展到超越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结果是，尽管人均收入增加了，但由于环境质量的恶化，人类总体福利会出现下降。进而言之，经济发展导致资源基础的破坏，使经济发展暴露在危险之中，所以，人类应由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度转向停止经济增长。

第二种，乐观派。与悲观派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乐观派。该派认为，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非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会采限措施保护环境，资源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不是因为经济发展了，而是因为经济不发展，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必须发展经济。他们坚决反对哪种为了保护资源和环境而损害经济增长的做法。

第三种，非线性派。无论悲观还是乐观派，都把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看成是线性，或是经济发展会引起环境的破坏，或是经济发展会导致环境的改善。非线性派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如倒U型关系，N型关系等。倒U型关系意味着，一定水平之下的经济发展会造成环境资源破坏的增加，经过一个临界点，资源的边际消耗，环境的边际破坏都会有所减轻，再经过一个时期，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会出现总体减轻。N型关系则是指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资源消耗会减少，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但经过一个时期，由于技术周期性的作用，资源消耗会重新增加，环境质量会重新恶化。

第四种，无关派。这派不重视资源基础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十分重视资本、劳动和技术的作用，只要有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资源的限制本身并不存在，所以，他们只重视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不重视资源环境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如索罗的增长模型中就没有资源的位置。

2，倒U型曲线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形态

为了探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西方很多经济学家运用各国数据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进行了估计。表一例出部分有代表性的估计。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倒U型较为普遍。但也有部分发现，与倒Ｕ型曲线不符，如表中有的图形像Ｎ型，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资源环境状况发生好转，但这种好转不会是直线的，经济发展到另一水平后，环境资源状况好转的趋势会再次逆转；有的图形像Ｌ型，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时，资源消耗较小，环境破坏较小，经济发展一越过某临界点，经济越发展，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越大；有的图形像直线型，经济越发展，代表环境质量指标的数值就越糟糕。

 

 

在形形色色的关系中，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倒Ｕ型曲线关系最令人神往。人类社会在从狩猎、采集社会，经过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再进入到后工业社会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很多民族走过的正是倒U型曲线的路程。经济学家把倒Ｕ型曲线现象称之为环境的库滋涅茨曲线（ＥＫＣ）。它表明，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较高水平迈进时，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会出现恶化趋势，经过一临界点后，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会减轻，资源的消耗会下降。尽管，除倒U型曲线之外，还有其它的种种形态，但在描述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关系的图形中，倒U型曲线更为基本，其它的种种形式，都可以通过其一定的变换而实现。图一综合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从图一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停留在Ｔ点左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就是悲观派的，如果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停留在Ｔ点的右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就是乐观派的。如果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过Ｔ’后恶化，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就是Ｌ型的等，所以，从倒Ｕ型曲线可以演化出各种曲线来。

 

倒U型曲线虽然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我们可以无为而治。倒Ｕ型曲线的存在也不意味着，任何文明都有机会越过临界点，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转折，一些文明就没有越过临界点而走向消亡（见专栏一）。

二、ＥＫＣ和“两转三退”

经济发展引起环境质量的提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会下降，这是最成功的那些文明走过的路线。寻找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至关重要。EKC出现的基础并不惟一依赖于人均GDP的高低，而在于隐藏在人均GDP增长背后的一系列重大的转换，这种转换突出表现为“两转三退”。两转就是指发展观的转变，消费者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改变，三退指的是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不平等的减轻、技术进步对资源环境的损害减轻。

    1，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生产率的提高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与较高的生产率相联系，生产率就会越高，就会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单位资源的投入会带来超过一单位的产出。狩猎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生产率水平比较低，产出的增加主要靠投入的增加。狩猎与采集社会的早期，生产的规模报酬是不变的，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动、植物的资源总量会减少，捕获动物、采集植物的可能性会降低，生产的规模报酬会出现递减。

到一定程度，狩猎与采集社会就会向农业社会转化。农业社会使人类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进展到定居，虽然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农业社会依然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随着土地利用的增加，土地的生产率会出现下降，生产的规模报酬会出现下降。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最大变化，是用机器生产替代了人力，这个时期产出的增加依然依靠的是投入的增加，在资源效率的提高上，与农业社会比，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图二刻画了这种变化。图二横轴表示劳动，纵轴表示资源的边际生产率。它表明，狩猎、采集晚期，资源的边际生产率下降，狩猎、采集社会就会向农业社会过渡，同样，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社会就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化。资源的边际生产率之所以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增长的原因，制度的原因等。

 

                 到工业社会晚期，人类经济增长的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就是经济增长开始由规模报酬不变，转向规模报酬增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单位投入的增加，会导致产出更大幅度的增加。贡，资源的耗费相对较小。表二是钱纳里对不同发展水平时，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加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当人均收入超过２０００美元时（１９７５年美元）全要素生产率会超过５０％。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投入的贡献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发生转折就有了基础，因为这意味着，增加一单位的产出，需要的资源投入可以少于一单位。

表二、H．钱纳里等的多国模型

人均收入(1975美元)	产出年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100-140	3。81	0。44	11
140-280	4。80	0.72	15
280-560	5.67	1.4	25
560-1120	6.3	2.28	36
1120-2100	6.58	2.92	39
2100-3360	6.21	3.11	50
3360-5040	5.6	2.8	50

 资料来源：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334-335，上海三联书店，1988。 

 

2， 人口的变化

人口的变化也会导致经济的发展与环境关系的改变。从历史上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数量会增加，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口的增长会出现下降，人口增长放慢，乃至于人口总体规模减少。人口压力的减少会有利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调整。图三、图四显示出了英、美、德等三国的人口变化。图三是人口总体规模的变化，图四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图三表明，英、美、德三国，英、德人口的总体规模都出现了下降。图四表明，三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定时期后都是下降的。

3， 不平等的减轻

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分配不平等，一个时期很严重，经过一个时期后，这种不平等就下降了，社会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现象会有所减轻。绝对贫困的现象会减轻，绝对贫困人口的比重会降低，乃至于逐渐消失。这会极大地化解人类需求的满足与环境资源有限性的矛盾。

4， 消费者对环境质量需求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结构会发生变化，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消费者需求的这种变化会推动企业生产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采用有利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也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会推动政府实行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的政策和制度，

 

5，发展观的转变

工业革命发生后，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上。但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环境问题开始受到重视。１９７２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面临的多方面的环境污染和广泛的生态破坏。1992年至今，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人类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把环境与发展整合起来，把环境保护看作发展的一部分，认识到环境问题既是发展的结果，同时对发

展也有重大影响，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开始提出发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改善提供了伦理基础。

６，结论

人口压力的减轻，严重分配不公的缓解会减轻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技术的变化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观的转变则规定了技术变革的方向。隐藏在高的GDP背后的这五种因素导致了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这五种因素的不同组合对人均GDP的影响以及人均GDP对这五种不同组合的影响，产生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多种关系。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较高的GDP水平与其它五种因素的组合。值得注意的是，人均ＧＤＰ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上述过程必然发生。倒Ｕ型曲线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先发展经济，再治理环境。伴随着人均ＧＤＰ的增加的上述五种情形，不是人类有意识设计的结果，而是无意识的产物。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自然界的复杂性，我们实际上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止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一些文明在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后走向死亡也许表明，要想有意识地设计倒Ｕ型曲线发展方式，那是刀尖上的舞蹈。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及其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今后二十年，我国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落实到经济上，我国今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实现两个翻番，三个转变。只有实现了两个翻番，三个转变，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有了经济基础，但这个基础不能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而只能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经济目标。

（一）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高三低”现象

2000年我国一宣布全国基本实现了小康，但这个小康是低水平的。低水平的表现概括地说，就是“两高三低”。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较低，工业产值比重虽然较高，但非农业就业人口占的比重还较低，城市人口占的比重较低，发展不平衡，分配差距较大。

１，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三低”

（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可以最简单地规定为经济产量的增加。衡量经济产量的最好尺度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即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它所反映的是历年经济的总量。由于经济的增长效果可能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所以，比较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最有价值、有意义的指标应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它是真实经济增长的衡量尺度，是我国小康社会的基本经济目标变量之一。用这个变量来衡量，我国九十年代初界定的小康社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标准是超过800美元。这个目标是实现了，到200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800美元。   横向比较，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相当于中等偏下国家的水平，2000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2039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5199美元，高收入国家为27443美元。

（２）非农业人口比重低。就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用结构转换衡量其发展水平，除了产值结构外，更加重要的是就业结构指标。库兹涅茨分析了14个发达国家劳动力（这里的劳动力不含农业中的妇女）在部门之间的分布变动趋势后，发现了三个趋势：（1）每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都下降了。除日本和苏联外，总的说来农业部门占劳动力的比重由50％降至20％，其幅度与这一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绝对相等或成比例。（2）各国的工业部门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上升了，但在多数国家，上升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很少。（3）许多国家的服务部门占劳动力的比重绝对或相对上升，服务部门劳动力的增量显著地高于其总产量比重的上升。这三个趋势概括起来说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将下降，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将上升。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把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是我国由温饱经济奔向小康经济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建国之后到70年代末期，我国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十分缓慢。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下降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变化。1949～1979年，我国工农业产值构成由1949年工业占20．3％、农业占79．7％改变为工业占70．3％，农业占29．7％。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变化很少。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始终不低于70％，农业劳动力占工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协％以上。1952～1977年，我国的产值结构变化值为51．6％，比就业结构变化值高31．8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滞后于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给劳动力转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九十年代初我们预计，我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难以降到25％以下，也就是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仍难以完成钱纳里定义的过渡时期的劳动力转移任务。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到我国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时，农业劳动力仍将维持在60％左右（见表2）。根据我们当时的估计，我国的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的速度如在1991～2000年继续维持在1980～1990年的水平，到2000年的时候，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将从1990年的60．0％下降到5l．3％，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总数和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总数大致相等，这是我国小康社会经济目标中就业结构目标的最低界线，是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就业结构标志。实际结果如何呢？2001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的人口大致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的人口相等，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是50%，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是22.3%，第三产业是27.7%。这个结果，与我们预测的结果基本一致，与世界银行的预期相差较大（见表2）。

把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降到与第二、三产业总的就业比重相当，这个目标是低水平的。按照钱纳里对过渡时期的定义，以1964年的美元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初级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25．2％，工业为32．5％，服务业为42，3％（见表2）。按李江帆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理论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000美元时（以1970年美元计），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为23．6％，第二产业为38．2％，第三产业为39．0％（见表4）。以1972年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这个时期相当于钱纳里的过渡时期的结束期。

  表三  翻两番各部门就业比重的世界银行预测值（％）

年份	农业	轻工业	重工业	基础设施业	服务业
1981	69.95	6.03	9.07	4.67	10.29
2000	58.97	8.56	11.25	7.08	14.13

注：①引自《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附件四：《经济模型和预测》，世界银行19

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表四  钱纳里标准性就业结构①

	300美元②	800美元	1000美元
初级产业	0.489	0.300	0.252
工业	0.206	0.303	0.325
服务业	0.304	0.396	0.423

注：①引自《发展的型式：1950～1970》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思·赛尔昆著，李新华等

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②以1964年美元计。

     表五  李江帆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理论值（％）①

	200美元③	1000美元	2000美元
第一产业	75．7	39．3
第二产业	20．1	30．2	23．6
第三产业	13．4	28．3	38．2
			39．0

    注：①引自李江帆：《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的定量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89年第 7期，第43页。 ③以1970年的美元计算。

（２）城市化水平较低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经的过程，但我国的城市化一直是比较滞后的。20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1900年城市化水平在7.0-8.5%之间,第三世界其它国家此时的城市化比重为10%左右，到1949年, 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0.6%。从1949年到1978年约三十年的时间，我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达到了17.9%左右。

1978年后，我国的城市化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我国城市化的步伐有所加快。1988年全国城市化率达到了25.81％，1978年到1988年十年时间，我国城市化的成就相当于过去的三十年,199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33.35%，2001年达到了37.66%。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比起我国的产业结构转换来说是滞后，比起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更是滞后，我国依然还是个农村社会居主导地位的国家。

３，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高”

（１）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高。产业结构转换是现代经济增长中结构转换的基本内容。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和工业产值及服务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库兹涅茨通过对13个国家所选定时期的研究得出产业结构变化的三点趋势：（二）在13个国家中，12个国家的农业部门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一般而言，在近代，农业部门的比重占近一半～一有时高至 2／3。经过长期发展进入长期发展后阶段，多数国家农业部门所占比重不超过20％。（2）在12个国家中，工业部门的产值比重上升了。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比重介于20%～30%之间，到了后期比重介于40%～50％之间。（3）服务部门所占比重既不明显也不一致。（库兹涅茨，1989，87-88）库兹涅茨对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上述概括，前两点为一些研究所证实，后一点则被一些研究所修订。根据钱纳里的研究，伴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00美元到1000美元的变动，初级产业的比重由45．2％下降到13．8％，下降了31.4个百分点，工业的比重由14．9％上升到34.7％，上升了19.8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由33.8％上升到41.3％，增加了7.5个百分点。我国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李江帆选用低收入国家、中等收人国家、高收入石油出口国和市场经济工业国4种类型的92个国家，1982年的92组统计数据为样本数据拟合产值结构模型，确定出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方程。并根据方程求出不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理论值（见表1）。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较低时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很大，第二、三产业比重很小。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较快地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随之上升。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水平时，第一产业的比重较小，二、三产业的比重较大。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生产结构与其他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一方面制造业部门的比例异乎寻常地高，另一方面服务部门的比例异乎寻常地低，就农业产值的比重来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大国。中国的制造业198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5％，而印度却为18.1％，低收入大国的预测数为13％。中国1981年制造业的比重甚至和中上等收入大国的预测数相等。1981年服务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7．2％，为印度的一半多一点，约相当于低收人国家实际数和预测数的1／2以上。

        表1  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理论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00	500	1000	2000	6000	10000
	第一产业的比重	49.8	26.6	16.8	10.6	5.1	3.6
	第二产业的比重	21.6	24.4	28.7	35.5	45.1	39.5
	第三产业的比重	40.3	43.9	46.6	49.3	53.6	55.6

    注:①转摘自李江帆“制业结构发展规律的定量分析”,载“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

    ②以1982年的美元计算。

    从1965～1985年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前者比低收入国家低3个百分点，后者比低收人国家高12个百分点。而工业比重的增加却超过了低收人国家的6个百分点，制造业的增加也高于低收入国家。小康经济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得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也呈现走向现代化的变化趋势，从而扭转农业比重下降缓慢，服务业发展迟缓和工业发展超前的状况。九十年代初，我们研究小康社会时就提出，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在产业结构上就要减少农业的产值比重，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具体的目标是：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到25％，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到30％以上，第二产业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当时估计这个目标不难实现，只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程度在1990一2000年维持在1980-1990年的水平即可实现。1980～1990年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2．9个百分点，如果1990～2000年仍维持这个速度，则第一产业的比重将由1990年的27．5％下降到2000年的24．6％。1980～1990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增加了6．6个百分点，1990～2000年着维持这个水平，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将上升到33．5％，约占总产值的1／3。1980～1990年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由49．0％下降到45．3％，十年下降了3．7个百分点，假设这样的下降速度维持不变，到200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将由1990年的45．3％下降到41．6％，产值比重仍在40％左右。

上述产业结构转换目标只是我们九十年代初的估计，实际情形如何？到2001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为15.2%，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为51.1%，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6%。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而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发展与我们的预期有些出入，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下降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快，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维持在了较高水平。这个结果放到国际背景下来看又如何呢？按照钱纳里的模型预测，在过渡时期基本结束时，初级产业的比重将为13．9％，服务业的比重将为41．3％。以此为标准，我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时，第一产业的比重略高于标准比重，服务业却低于标准比重的6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我国第三产业统计口径偏窄这一特点，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也仍然是较低的。也就是说，钱纳里所定义的过渡时期的转换任务，我国还没有完全完成，其突出表现为服务业的比重偏低。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就必须大大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２）分配不平等现象较重

库兹涅茨是较早注意到不平等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倒U形”假说：不平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如倒U形，随着经济的发展，收人分配的不平等性先是上升，继而是下降。钱纳里的研究也证实了该假说。按照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最低收入的40％的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和最高收入20％的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100美元时分别为14．0％、54．1％，200美元时分别为12．9％和55．7％，300美元时分别为12．7％和55．4％，800美元时分别为13．8％和51．1％，1000美元时分别为14．1％和49．7％。在钱纳里模型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以后，40％的最低收入人口所占的份额有所上升，分配状况有所改善。

我国改革开放前，分配是极端平等的，但改革开放后，我国分配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严重。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是要在分配上实现转折，实现由分配不平等日益加重向分配不平等趋于缓和的转换：

    一是总体上分配不公不能过于严重。我国总体上控制要配不公，从量上说就是要把基尼系数控制在0．6以下。基尼系数是量度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一般而言，基尼系数在0．2以下，收人的分配就是过于平等，0．2～0．4为基本合理，0．4-0.6表现为分配不公，超过0。6则表现过于悬殊。我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0美元左右，国民生产总值一万多亿美元的情况下，不能搞两极分化。如果搞两极分化，我国也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生活好，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所以，小康社会必须是一个分配比较合理的社会。九十年代初期，我们预计，全国的基尼系数（含城市补贴）将达到0．56左右。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们以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收入的调查为依据进行计算的结果，是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约0.43，农村的吉尼系数为0.28。[1]如果把两者综合起来，整个社会的吉尼系数应高于城市的吉尼系数。所以，我国的收入分配应处于不平等时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意味着总体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到2020年，在收入分配上应完成一个转折，就是基尼系数应下降到0.4以下。

二是地区差距由扩大向缩小转折。我国目前虽然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但地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地区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有所扩大。如人均GDP，1991年东部约为西部的1.68倍，2001年扩大到2.44倍，省际与省际比，差距更大。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要求我国解决好过大的地区差距，实现由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向地区间平衡发展转换。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由扩大向缩小的转折。这是一个完成起来极为困难的任务。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使不含城市人口的各种补贴也是相当大的。1981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为500．40元，农村人口的年人均纯收人为223．44元，差额为266．96元。199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为1522．79元，农村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为629．79元，差额为893．00元。与1981年相比，收入差距扩大了626．04元。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280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恩格尔系数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1990年是58.8%，城镇是54.2%，2000年农村是49.1%，城市是39.2%，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扩大的趋势。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要求解决好城乡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到2020年时，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应降到现在城市的水平，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应提高到当前城市人口的水平。这个目标十分艰巨，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

（二）今后二十年，我国经济奋斗的基本目标：两个翻番，三个转变

今后二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实现“两上翻番，三个转变”。

我国的经济总量2020年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番，人均内生产总值有望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全面实现小康不能仅仅是人均GDP的增长，而更是要伴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结构发生转换。小康经济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型式和经济发展阶段，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中间步骤，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实现小康社会后，我国将跨越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关键点。

1， 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需要进一步扩大经济总量。就我国的经济总量而言，到202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由于人口总量会有所增加，我国的人均GDP不可能同样翻两番。如果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保持在目前水平，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内生产总值有望突破3000美元，有望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要全面实现小康仅仅关注这个指标是不够的，而且还在关注一系列结构性指标。由温饱经济到小康经济这样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不仅仅是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时期，而且是一个伴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结构发生转换的时期。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必须包括结构性变量。小康经济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型式和经济发展阶段，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中间步骤，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小康经济将跨越经济发展中的关节点。所以，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变量带有转折性意义。

2， 三个转变

（1）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折

从就业结构考察，我国直至2001年还没有完成钱纳里定义的过渡时期的就业结构转换任务，把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降到25％左右的水平。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1990-2001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今后20年我国的就业变化率如继续维持这个水平，则到2025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才可能降到25%左右。如要在2020年实现把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到25%的水平，我国就必须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大力发展服务业是加快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措施。要尽快实现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固然需要在第二产业的发展中要注意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近十几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看，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是基本稳定的，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却呈稳步上升趋势，其增长速度快于产值比重的增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增加约4.3个百分点。我国的第三产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目前我国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而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0-2001年提高2.5个百分点，今后20年如果仍维持这个速度，第三产业的比重到2020年才达到39%左右，与钱纳里模型定义的过渡时期结束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相若。届时，第三产业吸收的劳动人口就可以占到45%左右（详见表1）。如果今后二十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近十年有所加快，那么，到2020年，我国农业劳动人口的比重就有望降到25%以下。

（２）实现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是要求我国完成由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换。到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之时，我国的城乡结构应有一个大的改变。根据1978年到1998年我国城市化的经验，可以预期，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应超过50%。就是说，到2020年我国人口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镇。

实现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今后二十年，我国经济总量要翻两番，决定性的因素在于需求。需求是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需求问题的解决固然离不开国际市场的开拓，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需扩大内需。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但是生活水平比起城市居民来是较低的，把农村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一方面有助于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城市人口的规模，从而有助于扩大内需，有助于城乡差距的解决。

要完成我国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换的目标，关键在于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乡关系有所调整，但总体上城乡隔离的格局没有打破。这个局面持续下去，不仅对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障碍，对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也是一个障碍。如果不进行这项改革，我们很可能再经过二十年，依然不能初步完成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换的目标（详见表1）。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是要求我国完成由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换。到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之时，我国的城乡结构应有一个大的改变。根据1978年到1998年我国城市化的经验，可以预期，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应超过50%。就是说，到2020年我国人口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镇。

要完成我国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换的目标，关键在于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让所有的人口都有自由流动的权力。如果不进行这项改革，我们很可能再经过二十年，依然不能初步完成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换的目标。

（３）实现收入分配不平等从趋于加剧向趋于缓解的转变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是要在分配上实现转折，实现由分配不平等日益加重向分配不平等趋于缓和的转换。其关键是要解决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目前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小康，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是要让农村的生活达到现在城镇居民的水平。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2000年相当于农村人口的2.8倍（以收入水平计），按这个水平计，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要达到现在城镇居民的水平，到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2372美元左右。2020年总人口以15计，农村人口55.8%计（详见表1），农村总人口约8.37亿，

他们要求占有GDP的总量就要近2万亿美元右，相当于16万亿人民币。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则城市人口占有的GDP人均可以达到3400美元左右，一个城市人口相当于1.5个农村人口。如果不缩小城乡差距，到2020年我国城乡差距继续保持现有水平，同时又要全面实现小康，我国的经济总量必须达到6万亿美元左右，远远超出翻两番的目标。所以，在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前提下，我国要达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缩小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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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吉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每个组的收入水平为以其中位数为组内平均收入，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以100元为准，高于5000元以5000元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