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0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接受媒体采访时“炮轰”不合理关税,并称促进消费才是改善创业环境的主要突破口。
柳总是在武汉召开“联想之星创业大讲堂”,做创业经验分享的时候。在大讲堂召开前的媒体沟通会上,被问及如何解读目前创业环境现状、对宏观政策有何建议时,在简要介绍外汇储备与CPI攀高的关系后,对一些收税行为进行“炮轰”的。
柳传志称,外汇储备巨大客观上给人民币造成压力,也推高了CPI水平。如果以提高汇率应对,立刻会使一些企业受到重创。他建议逐渐提高进口数量、促进国民消费;通过消费将外汇消耗,并可以减轻人民币的压力。
“好好的老百姓过关买点儿几千块钱的东西也要收税,挣这点小钱干吗?按道理咱们是真该给政府写封信问问。我觉得我应该写最起码。外汇这么多,能把外汇花了,而且减轻人民币的压力,不是好事吗。”
柳传志并未明言是哪类产品过关时要收税。
在此之前,海关于2010年8月出台新规(即“54号文”),规定自8月1日起进境居民旅客携带超出人民币5000元的个人自用物品,经海关审核确属自用的,海关对超出部分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征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税。由于有众多消费者自境外购买iPad入关,虽然该产品售价不足5000元,但海关依然征收20%关税,引起巨大争议,商务部也发函征询此事。
在联想集团的特殊身份难以掩盖柳总所代表的企业利益需求。
了解了内幕才发现,IPAD过关征收千元关税事件的背景是联想与苹果形成全方位直接竞争,一口气发布了智能手机乐Phone、智能本Skylight、双模混合型便携笔记本ideaPad U160三款移动互联网终端产品。很显然,乐Phone是对抗iPhone的利器,而Skylight、ideaPad U160则目标直指上市不久的iPad。
柳总在对海关进口关税进行声讨,让我们见识了其对草根百姓利益的维护之情,同时,强烈的民族感也让柳总颇为自豪。用柳传志的话说:“就算是诺基亚、三星、惠普和戴尔都不敢说能跟iPhone竞争”。
但争论的喧闹带出一个全新的话题:为什么国内IPAD要比不少国家和地区贵?是什么造就了在“世界工厂”买不到便宜的东西?是什么驱使国内消费者舍近求远去国外采购?这种“扩大外需”的行为是怎么造成的,是否合理,又有着怎样的经济学动力?
很多商品,即使是同样的东西,在国内要比不少国家和地区贵。
一双耐克或者阿迪达斯的中国产旅游鞋,在国内各大商场,即使遇到商场大减价,也需要500元人民币左右。正价产品动辄七八百甚至上千。而同样款式的鞋子,在美国的一些大卖场上,只需要三四十美元,折合人民币也就两三百元人民币。服装同样如此。一套在国内售价3万元人民币左右的Armani西服,在美国1000多美元(约合人民币7000元)就能买到。
再看电子产品,一部在广东深圳组装的IPAD,以16G的WIFI,面市之初在美国的报价是49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300元),香港报价为3888港币(折合人民币约3300元),而在美国上市约一年后,IPAD行货终于登陆中国大陆,但其16G版售价为3988元人民币。
如果再考虑国内外的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的价差则更加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4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78美元,世界排名100位,而美国则以46381美元排名第九,约为中国的13倍。也就是说,同样以购买IPAD为例,国人要比美国人多付约两成的钱,而收入只是人家的1/13!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际化程度的越来越彻底,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纽带关系越来越紧密。
在外资看来,似乎在中国到处是傻乎乎的消费者,不用自己家的东西,偏偏要支持自己家里生产,但贴了外人标签却陡然贵的要死的东西。
自己家的东西实惠、价格低廉,维修起来也方便快捷,质量上也未必就输于那些洋品牌。
虽然中国人总是自诩是儒家的代表,但客观地说,在品牌选购方面,中国人已经走上了儒家的反面。中国人与传统的儒家风范与思维方式渐行渐远。
作为世界商品的加工厂,中国不仅无法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东西,相反居然要高价从海外进口原本很廉价的东西,让国人难以想通的是:既然自己生产的东西成本如此廉价,为何要在成品与终端客户之间设置如此多的环节?
这些都是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
三来一补型的加工模式,加上外销型的模式,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殖民化的发展模式。无需用武力上用枪炮,意识形态上用宗教信仰以及政治体制,就可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收益。
老外说,我用你的土地盖厂房,用你的水电能源,用你的劳工,可以给你的地方政府上税,该出的钱我都出,你还不用担心卖不出去,因为我已经把销路都给你找好了。
其实,老外的思维方式也是很符合逻辑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人会拒绝老外的“好意”。
但老外真的是好意吗?且看我们损失了什么吧!
土地变成厂房,耕地被损害,水及土地被污染,空气变得污浊——这是难以复原的;
水电资源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是不可再生的,多用一点就给后代少留一点——这代价也是难以计量的;
劳工用自己的血汗赚取工资,养家糊口,总是比“土里刨食”收入更有保障——这不仅切断了中国人传统的农业情结,更让每个人在打工的时候,都要离家出走,过上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生活,在人伦上与遭遇一场全国性的战争无异。
给地方政府上税,这就更让某些直接受贿的地方政府成为被外来的资本家豢养的力量,在法规制订方面,朝洋人们更多地倾斜一些。——这难道不是某种程度上的贿赂吗?虽然是阳光下,披着合法的外衣,但依然难以遮盖其罪恶的一面。
该出的钱都出了,但他们除了出钱之外,基本是什么都不出了。即使是输出品牌,都是一种文化上的侵略,输出人才,都是在赚取巨额的管理费,输出的设备与技术,都是落后于他们当下20多年的,由此,中国的制造业相对于老外就产生了差距。
而且随着定价权的旁落,代工费用也越来越低。以iPhone为例,代工一台在美国售价为499美元的iPhone,代工企业获得大约4美元,其中还包括工人的工资和摊销固定资产投入等。出口退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依然贫困的中国,为欧美发达国家提供补助,维持着他们的高消费水平。
再看包销因素。——最终证明,所谓包销不过是诱使中国放弃抵抗,出城纳降的阴谋诡计,最终不过是轻易攻破中国这座原本固若金汤的城池,并把城内的百姓从利益上绑架。
到底是谁在支撑那消费?先是出口转内销,然后是放开市场门槛,让那些奢侈品进来,然后是拉动内需,让原本辛苦的本土居民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疯狂购物与到处撒钱。
其实国人海外购买的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这才是导致水客队伍庞大失控的根本原因。
中国海关征收的高额的进口关税,貌似保护民族产业,但客观结果恰恰是催生了更多的海外消费以及在品牌上的崇洋媚外。
海关总署表示,当前受走私团伙雇用,以赚取“带工费”为目的,每天在深圳、拱北各口岸往返带货的职业“水客”在8000人以上。自9月中旬至12月的不足一个季度之内,深圳、拱北海关立案查办“水客”走私违规案件已达939起,案值4987.5万元,涉税501.32万元。
但为什么运到国外商场比在国内还便宜呢,生产出来的成本是一样的,差距就在于流通及营商环节了。营商环节费用高,只能说明我们的税费太高、盘剥太多、效率太低。
营商领域充斥着各种垄断,到处是卡拿要的权力分肥,伴随垄断盘剥的自然还有低效率,这些成本最后都流入了最终的销售环节,让消费者买单。这使得营商成本居高不下,这是近年来中国商品成本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国内商品物流成本占到了物价的20%—40%,而人力成本高昂的美国,这一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范围内。进入本世纪后十年,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
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另外,铁路、空运,都没有实现市场化,物流系统质次价高。这些,最终都计入了商品的成本。
中国的国民正在全力以赴把自己微薄的收入贡献给外资,那些用枪炮都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人,通过国际化的视野与改革开放的旗帜,就取得了完胜。
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就是如此受到排挤与抛弃,不仅是消费者、而且是整体环境系统性地被排挤。
“水客”们为了那点微薄的利益就以身试法,精英们为了舶来品而鼓吹并鸣锣开道。政策制订者们为了洋品牌的大举进攻而制订一系列保护性的措施。专家让洋品牌成为营销商战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与传播,媒体则更是为了洋品牌提供危机公关以及宣扬自己慷慨地提供阵地。
虽然一直在推销自己的价值观与信仰,但老外从来都是站在卖方市场的角度,以“喈,来食”的施舍者的角度看待中国人的。
中国人从不被允许买东西,到被取消购买的禁止,这对于渴求着而言就是重大收获,要想讲价钱?想都别想!国际社会抛给中国的就是卖方市场,你还别嫌贵,老外卖给你的从来就都是只卖给你最贵的,不卖给你最好的。技术上出现若干补丁,哪怕是瑕疵已经致命,都仅仅召回而四号不牵涉到赔偿,更不要说是天价赔偿了。
洋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治外法权”,超国民待遇,面食与签证都要以“官”去称呼,难道还没有到卑躬屈膝的经济殖民的程度吗?
贾春宝
2010年12月5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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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工厂到经济殖民(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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