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潘扬冤案 （4）
潘扬冤案中的“三千三”
1950年6月中旬，上海公安局破获了七个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电台，经请示上海市委、华东局和中央有关部门后，“逆用”了其中的两部，即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发报手法，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发送过去，迷惑敌人。
不料，在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过程中，此事被认为是严重问题，因而牵涉到扬帆。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就是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三千三百多人”。
这“三千三百多人”显然不是真实数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41年，扬帆在盐城新四军军部军法处任代理处长兼盐阜区保安处处长。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经常直接指导他们的工作。
有一次，刘少奇在军部对扬帆说：“孟尝君门下有三千食客，难道我们共产党不能养几个食客吗？”领会刘少奇指示的精神，是要他敢于和善于使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为我所用，做好公安保卫工作。
1946年，扬帆在苏北淮阴城担任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有一天，华中公局组织部长兼财委主任曾山派顾准来找扬帆，要他介绍一些朋友关系，帮助他们到国民党统治区开展贸易工作。顾准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中当过财经处副处长，和扬帆相当熟悉，便和扬帆说了一句玩笑话：“孟尝君有食客三千，老兄手下有多少食客？”扬帆也就顺口回答说：“我比孟尝君还多三百。”后来这句玩笑传到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恺帆那里，他随口编成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引得当时在场者哄然大笑。这两句诗形象幽默，很快就在部分同志中间流传开来。
解放战争开始，扬帆北撤山东。1948年在潍坊市公安局碰见一些熟人时，还有人开他的玩笑说：“扬公在淮阴有食客三千三，现在到了山东还剩多少？”顿时又引起了一片笑声。
扬帆万万没有想到，这开玩笑的话，几年后竟然成为他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条严重“罪状”。
上海解放初期，在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后任局长）扬帆的主持下，设立了社会处所属的外围性组织情报委员会，利用一批反正投诚的叛徒、特务担任情报员、联络员。另有许多登记自首的特务，在社会上被利用作为公安局的工作关系。
上海市公安局使用的这批人都不在编制中，并明确规定他们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即可以提供情报和建议，但不给予逮捕、审讯权。据有关资料表明：情报委员会提供了1000多条国民党特务活动线索，从中捕获400多名特务，缴获潜伏电台80余台。
这些事情都与“食客三千三”联系了起来，成了扬帆“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三千三百多人”的“罪证”。
1963年1月，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5年8月，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潘汉年含冤去世
潘汉年被捕后，关押在功德林监狱。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了。不久，潘汉年等人就被迁到了秦城监狱。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其中的204监狱，待遇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每层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
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特监”一共8个人：原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情报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区迁来，一共15人。
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都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监大敌。
谈话的地方是在会议室，坐在沙发上。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这个情报界的传奇人物，在何殿奎的印象中，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潘汉年在狱中还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年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而结束了。
文革开始后，饶漱石、潘汉年、扬帆等再次入狱。潘汉年等被关在201监区。当时201监区共关押了“走资派”的89名部局级干部。潘汉年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那几年，吃的是窝头白菜，见不到肉。后来，潘汉年被送到农场。
在农场，他们的生活待遇还可以。但之后不久，潘汉年在1967年10月就已确诊的肝病又加重了，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妻子董慧也因受到强烈刺激，导致间断性精神失常。
1975年夏天，在湖南省涞江茶场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新盖的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劳改队的犯人们在议论着。
1975年八九月间的某一天，“老犯人”钟叔河收工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他旁边的一个犯人轻轻对钟叔河说：“快看!快看!站在门口的老头就是那个特殊犯人。”钟叔河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了不少而且非常稀朗、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干部服的老头，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子。再一看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队长(原是一个造反派)在讲话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之不利……”
“造反队长”越说越兴奋：“不杀，一个不杀。这就是政策。一个不杀。这是事实。潘汉年也没有杀，你们不是都看见了他不是？……该杀的我们都不杀，养起来。潘汉年就养在我们涞江茶场。”
钟叔河听到这里，漠然地点了点头，心想：“潘汉年，潘汉年!我知道了!难怪在商店门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识。”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将大块木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钟叔河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他扶住篮子。潘汉年说道：“谢谢!”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钟叔河轻轻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没有回答，只是注视了他片刻。
“我也是干部，读过你的作品。1957年的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10年。”
潘汉年脸上的疑惑消失了，轻轻地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过了些日子，钟叔河在邮电所前又碰到了潘汉年。他四顾无人，便说：“您好!您难道会永远在这里关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诉。”实际上他已申诉多年了。
潘汉年望了他一眼，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还年轻。”
潘汉年是1975年7月从北京送到涞江茶场的。董慧比他早两个月到来。他们原来并没有关在一起。这对老夫妻见面的时候，都流了泪。
他们夫妇俩允许在茶场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初来的头一年里，潘汉年总是每天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常到六队买柴火，到邮电所取报纸。湖南这块“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不太适宜了，过了一年，他就开始生病，出来行动的时间也少了。
1976年的一天，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了，潘汉年和董慧心中顿时升起了一线希望。不久，上面派人来了解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入党情况时，潘汉年又被与“四人帮”挂上了钩。潘汉年的病情继续恶化，在场部医院治疗。1977年4月14日下午，有关方面将董慧接到了潘汉年的病榻旁。潘汉年的手无力地握着董慧的手不放，一小时，两小时……直到当晚19时，潘汉年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
十天后，董慧亲手将丈夫的骨灰盒埋在了金盆岭西侧墓地，并亲手书写碑文：“肖淑安之墓”。
董慧满怀深情地对别人说：“我为潘汉年改名换姓，是为了替他保密。老伴怕他的病吓坏我，而我却怕他死后没有人照顾……”
1977年，潘汉年在去世前，给妻子董慧写了这样一首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残身，
但求息怨恨，勉力觉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里铸忠魂，
抗敌陷地下，十载尔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有风先闻。
堪叹莫须有，一脉贯古今，
沉冤二十载，何日见清明？
“沉冤二十载”，还未见清明，1979年4月24日，董慧在农场默默地追随她的丈夫而去了。据说在死前，她向党提出了恢复党籍(她只被“停止党籍”)的要求，当时当然没有结果。不过，茶场总算给她开了一个追悼会，花圈的上款写的是“董慧女士”。
两位老人怀着莫大的遗憾在孤寂与凄凉中相继辞世，没有等到为他们平反的那一天。
扬帆遭受了24年的牢狱之灾，直到1978年11月，才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获准他的妻子前往湖北探望丈夫。1982年，潘汉年冤情大白，被正式平反，扬帆的平反书也因此而有了结论。
潘汉年却因“潘扬案件”身陷囹圄，含冤负屈几十年，于1977年含冤去世，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
1980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廖承志首先提出对潘汉年案件的质疑。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等亲属，受株连20余年，此时也上书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希望对此案件重新调查，公正处理。
1980年12月23日，中央纪委书记陈云同志亲自过问此事，几次打电话指示公安部，将潘汉年案件的材料查明上报。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如实向中央纪委报告了潘案处理的全过程：1954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说明抗日战争年代潘汉年与汉奸李士群等接触，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的，曾向中央情报部门有过报告。1955年6月8日，李克农给中央政治局报告中提出的反证材料，也很说明问题。这两份材料，为潘汉年案件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文件。
1998年冬，扬帆以87岁高龄仙逝。若在九泉路上重逢潘公，扬帆大可欣慰地给老友捎去许多好消息。
潘汉年平反后，董慧才相继得到昭雪，对她的结论是：“董慧原名董奉然，1918年生，1938年1月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起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做党的情报工作。1955年因潘案被捕，1962年被释放，1967年5月两次被收监关押。安置在湖南茶陵县农场，1979年2月24日病逝。董慧从1939年到上海解放为止，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对革命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董慧同志是忠于党的好党员，1955年受到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被取出，送入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潘汉年、董慧一对患难夫妻，终于永远地相伴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