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潘扬冤案 （3）
潘汉年密会汪精卫事件
1954年饶漱石问题发生后，所谓饶包庇的胡均鹤于9月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北京秘密隔离审查。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又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自然而然地要联系自已的责任。而且1943年他到沦陷区和李士群接触时，意外地被李士群夹持去同汪精卫见面(当时是由胡均鹤带去的)一事，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作过报告，这也是他的一个思想负担。
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了自已在十二年前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祥细情况。
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指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4月3日晚8时许，公安部长罗瑞卿亲率便衣干警在北京秘密逮捕了潘汉年，潘汉年从此便被关进了监狱。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潘汉年时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5月30日，中央对公安部关于处理潘案的请示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一个暗藏在党内很久的内奸分子，他的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于宽大处理。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案正式开庭审查，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认为潘汉年在关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一半以上，宣布将潘汉年假释后交公安部管制。 汪精卫
二十七年后，历史终于还了潘汉年的清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正式文件。
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潘汉年和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建立情报工作关系，对李做策反工作，是潘汉年1939年离开延安时经中央社会部领导同意的，以利用李士群的“留后路”的打算，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为了慎重起见，还特地请示了中央领导人并得到了同意。
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就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成为汪的得力助手。汪伪政权建立后，李士群历任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省长等要职。潘汉年对李士群经过约两年的观察和试探，于1941年才亲自和李士群见面。
有一次，李士群向潘汉年引见胡均鹤（胡当时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指定胡为潘、李之间的联络人。胡均鹤，大革命时期加入过中共，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32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被捕叛变后投靠国民党中统。但胡又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之一赵尚志的妹夫，胡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并帮助过东北抗日联军在香港的电台。1941年间，经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和胡均鹤也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
1943年1月，潘汉年护送刘晓等人进入新四军驻地，不久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样，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又兼任华南局、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时，日军又有扫荡迹象，而李士群留下的密码本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潘汉年重回上海，找李士群要情报。
1943年春，潘汉年奉中共中央华中局之命，从淮南根据地去敌占区找李士群了解敌伪清乡部署。潘汉年先到上海，要胡均鹤安排和李士群见面。李士群当时在苏州家中，但当胡陪同潘汉年到苏州，李士群却又到南京去了。李留话有事可到南京找他。潘汉年觉察到李士群的态度有异，但还是亲赴南京以摸清李的底细。在胡的陪同下，潘汉年到南京的当天仍然没有见到李士群。
第二天，李士群约见潘汉年时，急切地说：“日本人现在重视重庆的关系，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打算搞议会运动，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顿时明白，自己上了李士群的当。
李士群与周佛海两人，一直在汪精卫前争功邀宠，周佛海暗通国民党，原属中统的李士群就联络共产党。面临日本人诱降重庆蒋介石的局面，汪精卫正在当心自己的地位，李士群此时引见中共代表，其实是为了汪精卫的需要。
这种绑架式的会面，潘汉年很不情愿。思虑再三，为了保持情报联络，潘汉年还是同意了。
在此情势下，胡均鹤带同潘汉年见了汪精卫。汪精卫为了猎取进一步同日本勾结的政治资本，想仿照重庆国民党召开参政会的办法，在南京另搞一个汪记参政会，汪精卫向潘汉年提出要共产党派人参加。潘汉年明确表示：延安方面不会同汪精卫合作搞什么联合，对汪的意见可以转告。
这次会见后，潘汉年再未与汪精卫见过面，也没有发现与汪精卫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触。
回到上海，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与日本军官都甲大佐见面。这个都甲大佐是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76号的顾问。他客气地向潘汉年介绍清乡的目的，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浦路南段的铁路交通。
看来，日军已经承认新四军不可剿灭的现实，准备放弃农村只保卫城市和交通了。
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面。这时潘汉年已经感到，此人并非真心投靠，而是想利用共产党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把李士群应付过去。
这年夏天，李士群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被日本人毒死。潘汉年经营四年的这条情报线索，随之中断。
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一事在从敌占区回到根据地后，没有向华中局汇报。当时华中局正在整风。在淮南根据地高级干部的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搞了小动作，排挤打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潘汉年参加了整风运动，不满饶的这种做法，支持了陈毅，饶漱石则利用这次机会挑动一些人攻击陈毅，并指责潘汉年犯“自由主义”、“小广播”等错误。潘汉年顾虑说出与汪精卫会见一事，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弄清楚。再加上潘汉年还目睹了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部长杨帆被康生来电诬为“特务头子”而被逮捕审查，脚镣手铐，关押近一年的冤案发生过程。他从杨帆联想到自已……
1945年2月，潘汉年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这一次，潘汉年原是下了决心当面向毛泽东报告的。当他到杨家岭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对潘汉年在敌占区的工作表扬有加，并当场举杯祝贺潘汉年工作的胜利；还嘱潘汉年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毛泽东的亲切热情，充分信任，使潘汉年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时机一失，一拖就是十二年。潘汉年后悔终生，使他的晚年在牢狱和管制中度过余生。
潘汉年自幼饱读诗书。他父亲潘莘华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秀才。他不仅学识深厚，而且秉性正直，极富正义感，在宜兴地方很有声望。民国初年曾任参议员。
1922年，潘汉年经人介绍到宜兴县城励进小学任国文教师。为了与当地教育界的腐败和恶势力作斗争，他组织发动了宜兴县规模不小的学潮，轰动一时，而那时他年轻16岁。
潘汉年19岁时回老家成亲，将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的工作很伟大，是为穷人办事，但危险也很大，要当心。”
后来，潘汉年的弟弟随哥哥嫂子一同来到上海，住在原法租界工艺坊27号。这个地点当时是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之一。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首脑人物常来此开会。
潘汉年调到中央特科工作后，为了工作方便，手中经常掌握着大量的现金。但他一家人的生活是极其清苦的。三人吃饭总是两菜一汤，很少吃肉。有一次，潘汉年的弟弟见他收拾东西准备出门，将用纸包着的厚厚的一叠钱装进皮箱里，就抱怨哥哥说：“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补贴家用？”潘汉年低声对弟弟说：“这些钱是很多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没有权利用于个人享受。这个道理你慢慢会懂的。”
潘汉年的原配妻子与他离异了。他的第二位妻子叫董惠，是位银行家的女儿。他一生没有儿女。潘汉年蒙冤入狱后不久，她也被关押，原因是不愿与丈夫离婚和划清界限。两位老人囚禁在同一个地点，然而却咫尺天涯数年不得知彼此的音信。她忠于爱情，她知道丈夫是清白的。她满怀希望等待着为丈夫洗刷不白之冤的那一天。然而，她却失望了，潘汉年终于经受不住长期的压抑和磨难先她而去。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她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度精神失常。董惠以一颗滴血的心陪伴着潘汉年度过了痛苦漫长的二十二年的囚禁生活。“贞操与日月俱悬，孤芳随山壑共远。”这是对她最好的写照。
潘汉年赠诗慰扬帆
1943年3月，何炎年(当时又化名何荦)与徐成被分配到情报部工作，当政治交通员，情报部长是潘汉年。当时情报部设在盱眙县大王庄，潘汉年带了几位女同志亦在长兴集附近，马上要去沦陷区，通知何炎年随潘汉年同行。
因何炎年要去仪征县转组织关系，潘汉年等人先走了，转告何：“潘汉年化名肖叔安，住镇江金山饭店。”
何炎年赶回金山饭店呆了几天也没有见到潘汉年。后来镇长站站长（汪伪）刘毅告诉他，肖先生打来电报，要你到上海静安寺百乐门饭店见面。
在百乐门饭店二楼的一间房间里，何炎年见到了潘汉年。只见他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俨然一个“小开”。百乐门饭店靠近汪伪的“七十六号”魔窟，敌伪宪警经常出入这家饭店。何炎年为潘汉年的安全担心，而潘汉年却神态自若，似乎胸有成竹。
第三天，潘汉年叫何炎年到南京路皇后咖啡馆，去见小徐（即刘人寿）。以后，他从根据地带来的密件，就交给刘人寿，同时拿了交给他的东西回根据地。
潘汉年第一次交给何炎年的任务，是什么东西也不带，试跑一次没有任务的任务。潘汉年提议他：“从仪征渡江到镇江。”沿途虽然关卡重重，但有汪伪上层秘密分化出来，仍留在敌人内部的工作关系，还有镇江汪伪特工站通行证，万一发生情况，利用这些条件，可作掩护。
以后，何炎年每月要从根据地跑一次上海。有一次他因沿途饮食不慎，吃了带菌的食物，到上海找到他的女友吴佩珍后，忽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女友设法先把他送进医院，又告诉刘人寿，他因此不能按规定时间回去了。
刘晓那时在根据地，见到潘汉年时担心地说：“何荦可能出事了。”潘汉年则说：“不会的，他一定是生病了。”
1942年，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潘汉年领导的上海情报系统亟需学习党的《整风文献》。1943年夏，刘人寿提出能否把《整风文献》设法带到上海，何荦回到情报部将此事向潘汉年作了汇报。这册文件既不便拆散带走，更不具备把文件翻拍成微缩胶卷的条件，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敌人察觉呢？这时，潘汉年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先把党的文件密封，外按敌伪公文款式妥加一层封套，按照旧俗，用毛笔工楷直书，上款写明汪伪特工机构上海头目伪衔某某亲启，下款则写汪伪镇江某某站某某缄。何荦终于顺利地将《整风文献》交到刘人寿手中。
那年秋天，潘汉年嘱何荦陪刘晓到上海，潘汉年和他商量了走的路线后说：“要注意安全，路上都是你的事了。”走的那天，何荦带着刘晓从大王庄一起出来，刘晓穿着军装，骑马到了边区，警卫员把马牵了回去，他换上了便服。当他们赶到仪征县城时，城门已经关了，他们只好在南码头的一家旅馆住下。他们洗了脚，正想休息，汪伪的警察来查夜，好在何荦有特工站的通行证，刘晓有身份证，也就混过去了。
在根据地有政权，有军队建制，正规了，均叫职称。到了情报部，部长是潘汉年。何荦说：“我从地下党到根据地，不习惯叫什么长的，我就叫你汉年同志吧！”
潘汉年笑眯眯地说：“随便，可以嘛。”
他们围着火炉，随便闲谈。何谈起自己的老家还有孤单的母亲，潘汉年叹口气说：“我的娘是瞎子，够苦的，现在不知生活得怎样了。”
何荦说：“那我去看看她好不好？”
“不要。”潘汉年摇了摇头说。接着一阵沉默。
淮南路东根据地自1940年塔丰保卫战胜利后，盱眙等八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日益巩固稳定，形势日趋好转。在1944年冬至潘汉年赴延安出席“七大”前，没有大的战斗，生活安定，所属乡镇市面也逐渐繁荣。潘汉年却是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他常提醒大家：“淮南路东根据地和日伪统治中心南京，仅一江之隔；西边是贯穿南北的大动脉津浦路，日伪对我们根据地虎视眈眈，日军一般习惯于夜里奔袭，拂晓侵犯。我们要时刻警惕，不能给敌人可乘之隙。”他把一只装着机密材料的黑色皮包挂在他身后的墙上，并嘱咐何荦把一小瓶汽油，一盒火柴放在挂包内。他说：“万一夜里或黎明发生紧急情况，即刻浇上汽油把它烧掉。”
1945年9月,这只珍贵的黑色皮包移交给华中局对敌工作部部长扬帆，直到1947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扬帆才把它烧掉。
1943年11月中旬，新四军第三师领导通知师保卫部部长扬帆去军部“开会”。扬帆安排好工作后，于当月27日携带交军部的100万元巨款离盐阜区，去准南盱眙县黄花塘。12月2日，扬帆赶到军部后，饶漱石召见他，即令“缴枪”，宣布对他进行政治审查。扬帆当时十分震惊，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他即被囚禁起来，有士兵日夜看守。因所住小屋危陋，怕扬帆逃跑，便加手铐脚镣，作重犯关押。
为审查扬帆问题，华中局成立了审查小组，组长是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组员有城市工作部部长刘长胜、情报部部长潘汉年。
扬帆之所以被捕，起因于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有一位同志被诬为国民党CC成员，他坚持不承认，只说1936年间在南京戏剧学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组织，是学校教师石蕴华(扬帆的原名)介绍的。“救国会”本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竟被康生在“抢救”中诬成与国民党CC有关，而经过逼供信，又认定扬帆是国民党CC分子。康生据此电告华中局，将扬帆逮捕审查。康生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理应深知“救国会”的政治性质和背景，而他执意要把参加该组织活动的扬帆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正是事出蹊跷，让人生疑。原来1939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新四军的一些领导知道此事后，在皖南军部，项英让扬帆写过蓝苹(江青)的历史和生活作风的材料一事而埋下了“祸根”。这分揭发江青问题的材料，被康生压了下来，没有让中央领导同志知道。
扬帆被捕后，饶漱石首先去审问。他审问的却不是扬帆的政治历史，他问扬帆：“你在我与军长之间挑拨了些什么?把事实交代出来。”
扬帆听后很气愤地说：“把我当作党员干部的话，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如果把我当敌人，我就不回答。”
饶漱石当即语塞，训斥了几句寻找个台阶就走了。饶漱石心术不正，欲排挤打击陈毅军长，又妄图嫁祸于人。
扬帆自是不服，每次审讯都以僵局收场。无可奈何中，只得请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到军部黄花塘来继续审问。
潘汉年具有丰富的国统区工作经验。他在看了扬帆的材料后，便觉有疑。但该案从延安康生处来，组长又是饶漱石，他也难为扬帆事“纠错”开脱，只在可能范围内给予相助和安慰。
带着种种疑问，潘汉年对扬帆进行了第一次审问。初次见面，扬帆就给潘汉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材高大健壮的扬帆，被手铐脚镣锁着，如同一头被困的猛狮，显得焦虑而愤懑，两只手因不能活动而被冻得通红。潘汉年立即命警卫员卸下扬帆的手铐：“这么铐着叫他如何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的！”接着，便以心平气和的口吻向扬帆提了几个问题。
望着这位态度亲切的审讯官，再听听他所提的要求和所问的问题，一直处于“对抗”情绪的扬帆，竟以平和的口气，将自己在北京大学、南京戏校、上海文化界以及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的经历和革命工作做了诚恳的介绍。
潘汉年对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文化圈非常熟悉，虽未曾与扬帆相识，但对扬帆所述的事件、提供的证人却极其了解。他认为扬帆的话是可信的，扬帆是无辜的。
卸去了手铐的扬帆除了在纸上写交代材料外，还以诗词诉冤明志。扬帆在诗中或表达对牺牲的项英的悼念与追思，或抒发对陈毅遭排挤的同情和挂念，表达了自己的处境与心境。
扬帆被关押后，组织上派了一名干部充作“汉奸”，与他关在一起，进行狱中侦察。扬帆是这方面的行家，那些雕虫小技一一被识破。那人只好偷了扬帆写的诗、词，送潘汉年审阅。
潘汉年读了这位北大文学系的高材生所写的诗词后，不禁与其文才和诗中流露的志趣胆略有了一种感应。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赋诗一首《慰炎于狱中》赠扬帆：
面壁高歌字字真，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巨眼何人识书生。
诗中的“炎”即指扬帆。扬帆阅诗后十分感动，屡屡赋诗答谢潘汉年，其中一首《谢答友人》是：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已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漫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其间，扬帆又把他在狱中写的诗词百余首，题为《鹤唳集》，转送潘汉年。潘汉年写了一首《题鹤唳集》为之作序：
同为天涯客，飘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唳，细雨泣寒风。
面壁居囹圄，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读罢泪眼红。
以后潘汉年又赋诗一首慰扬帆，《狱中忆某生》：
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折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
同时，潘汉年继续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取证，在获得了扬帆无内奸特务嫌疑的确凿证据后，立即向华中局和延安汇报，澄清事实。
直到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对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作了否定。至于“纠错”工作，则早已开始。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
这时，在潘汉年的亲自过问下，对扬帆“莫须有”的怀疑得以消除。9月的某一天，看守部的教导员到扬帆处，一进屋就抱拳说：“恭喜你!你的案子推翻了。”接着，饶漱石进屋与扬帆握手，赔礼道：“组织上搞错了，你没有错。”还说：“如果那时你乱讲话，倒会惹出麻烦来。”
10 个月的冤狱得以平反，用扬帆自己的诗来说：“沉狱既解莫须温，大笑三声出狱门。”
直至1949年5月，潘汉年、扬帆才又相逢在奔赴即将解放的上海途中华东局和三野领导机关所在地江苏丹阳。先期到达丹阳的扬帆，作为华东局情报部长和未来的上海公安局负责人，到车站迎接潘汉年一行，着实令潘汉年又惊又喜。随即他们被一同派往上海，共同担任建设和保卫上海的工作。潘汉年成了扬帆最直接的领导人。
在五年多的共事中，他们配合默契，战报频传。
然而正当潘扬二人为能并肩战斗而感到欣慰与兴奋时，灾难却几乎同时降临到他们头上。先是扬帆，因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于是，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被牵连进去。
1954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扬帆还未及吃晚饭，便被人约走了。之后，扬帆的妻子李群被通知“扬帆到北京开会，时间较长，准备好他的四季衣物”。这个“会”，整整开了24年……
扬帆被送京隔离审查后不久的1955年3月，潘汉年也锒铛入狱。之后，潘汉年又被追加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罪名。
而此时的扬帆，也因潘汉年的被捕，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潘扬反革命集团”就此被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