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智障奴工”事件，着实震撼了国人和媒体一把，也不啻让人们看到了有如惊鸿一瞥的现实之状，令人顿生哀惧。若是放置于世界，中国这等事，怕是比非洲最骇人的食人部落都富富有余。

    我在想，对一个被摧残过的人，会有怎样的形容？对于今天的80、90后，这应是一个陌生话题。不过，眼前曝出的智障奴工，使陌生的真实顿时有了具体的形容。甚至，还会惊讶发现，这样的奴工和这样的奴，原来一直都在我们的周围。与狗争食是一种奴，与房价争荣，与名争功，与手术刀争宠，与土地争利，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奴。而如此众奴富集于中国，又如何不是因为我们精神史上的深深奴性呢？

    对于中国之奴性，并非今日博客新论，而是历史早已有之的定论，还更是中外思想界的一致共识，早将奴性列为中国最主要的民族精神特征了。只是因为这奴性虽然十足但总不好听，引全民族共忌讳，再加上三十年改革开放与经济繁荣的自吹，所以无人提及。而不提不等于不存在，今为大家再提出来，是为了环球谈话和“中国主流价值观”。

    论到中国主流价值观与精神奴性，则有必要略展一下史实。比如，中国思想启蒙大家严复就说道：“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其意就是，中国历史从来便是封建帝制待民以奴，而人民百姓也以奴而自待，这样的奴性，可谓是奴到骨髓。而梁启超也不无同感：“我国民不自树立，柔媚无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义。暴君污吏之压制也服从之，他族异种之羁轭也亦服从之。……但得一人之主我，则不惮为之奴。……品格之污下贱辱，至此极矣。”同时更将此奴性称为“劣下之根性”，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必须“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理想。”不过，正如梁公所呼《少年中国说》一样，说是归说，做亦难及。其所称的“剪劣下之根性”究竟是剪了还是没剪，看看今日之中国，谄媚相谀和自我粉饰，集体投机与群体漠视，便不难发现，这个“劣下之根性”，还长在我们的底下，让中国人个个乐于把玩呢。

    而更早之先，伟大哲人黑格尔便指出东方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就是专制与奴役。所以，专制与奴役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自然也就酿造出所谓的中国主流价值。一百多年前，中国对于世界尚不知为何物时，黑格尔就已经在冷静分析并解剖这个东方古老民族的精神了，并不无深刻地评价道：“各种科学虽然似乎极受尊重和提倡，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可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以及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想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对于中国民众的精神实质，黑格尔则尖锐看到：“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门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钣，他们也不以为可怕”。

    或者正是因为了这种“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鲁迅在悲怆之下写出一个阿Q。对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则说：“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鲁迅则更加激忿，在他的眼里，中国只经历过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依鲁迅之意来观照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奴性发育史。如果鲁迅没错，如果陈独秀没错，如果黑格尔没错，严复也没错，那么，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位格，也就是奴才观与奴性精神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想，会更加有利于《环球时报》及时推出的中国主流价值大讨论，以有利于让中国来一场真正的“修身齐家治国”大运动。

    经常在博客上，看到“尔等屁民”的批语，十分有感。想是这些年中国各朝各代宫廷电视剧充分滋养的缘故，让每个中国网民也多少有了一朝“帝王”的想像力，于是将互联网上其他人都视为“屁民”了。而近一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连连爆出，不是房价高涨不下就是CPI涨声不歇，不是官二代玩酷就是局长弄权，更也有中央政府连连出台的给力政策，被媒体与民众惊呼为一系列的“史上最”。突然想，这样的“史上最”的背后，是否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某种集体价值观呢？而这样或那样的“史上最”，是否又是中国奴性精神在面对新形势和新时代的再次集体惊呼？曾有人用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来解析阿Q，而从“尔等屁民”到“史上最”再到“中国主流价值”，我想，这等命题的意义其实远非能够想象的那么阔大，更难以企及科学理性的豪迈，其至高的真实水准，是不是阿Q哥们又一次将复兴于当下，要在全世界跟前喊出“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口号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