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定剑看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
——评蔡定剑先生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杨曾宪
蔡定剑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对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贡献多多，英年早逝，令人扼腕。蔡先生的可敬之处，是他总是仗“理”直言，观点鲜明，行文充满激情，其渴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他去世后发表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访谈（《南方周末》(
鉴于蔡文中的“民主”，多指西式主流的多党竞争、代议制的票选“民主”，所以，下文单独出现的“民主”皆打引号，因为西方左派主张的民主、非主流民主和中国已存在的民主不在此列。
中国不搞西式民主，是防右，更是防左
蔡定剑：只有民主科学才能富国强国，这是“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的旗帜。改革开放使中国富强了，却仍有人反民主。似乎匪夷所思……。
杨评：“中国富强了”，承认这一事实，而不是认定中国处在崩溃边缘，表明蔡先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但根据蔡先生的逻辑，结论只能是：其一，中国已经“民主”了，不需要再争取了；其二，只有“民主才能富国强国”的结论错了。这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蔡定剑：有人穷时还要民主，一旦富了就怕民主。……中国过去有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国外，民主是富人搞起来的，但中国历史上富人多反对民主。……
杨评：中国富人“怕民主”、“反对民主”，西方“民主是富人搞起来的”，蔡先生承认的这些事实非常之重要。我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根源就在这里。
西方的“自由”之“根”在资本，“民主”之“本”在资本维权，“权、贵”一体，这才有“资本主义”。世界上凡离开这一“根、本”的穷人“民主”运动，往往民粹化，把“富人游戏”变成“穷人游戏”，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造成各种“社会革命”。譬如当代世界的“民主”运动中，拉美在搞反“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津巴布韦在搞“打土豪”的“土地改革”；伊朗则在搞反美的“伊斯兰革命”……。实际上，中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包括蔡先生自己，都是“反权贵”的，所追求的依然是“人民当家做主”。这种“自由主义”只能冠以“中国特色”；这种“特色自由主义”，形右而实“左”：一旦“民主”了，热衷“打土豪”的“穷人”和“反权贵”的“精英”联盟，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异化，不反西、反美，那才是咄咄怪事呢！“民主斗士”被“民主”暴力扼杀的悲剧便可能在中国重演。
所以，我自己尽管践行自由主义价值原则，但却坚持认为，中国不能搞“民主”；我的动机，主要不是反“右”，而是防“左”，因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威胁，始终是“左”。
美国人说的明白话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相信美国人说的话，那就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吧！12月7日《纽约时报》文章说：
“如果他们寻求的革命（指“颜色革命”）真的在中国发生了，带来的绝不是一个自由和负责任的政权。……
只有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才能给民众带来自由和繁荣，才能使中国保持和平和负责任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
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这确实看起来矛盾，这种矛盾使许多西方观察家陷入迷茫：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自由市场发展的监护人；中共实施的社会主义是自由和财产的保障；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保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温和的权威。……
由西方和中国国内一些人倡导的西方式民主选举，只能把中国引向民粹主义的暴政和它的孪生兄弟——极端民族主义。……”
尽管美国绝不会放弃用“民主”武器干涉、干扰中国，但这些话却是美国政治“精英”的共识，也是他们的政策底线，他们绝不想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敌人。所以，美国总统说：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已越来越是一句真话。
反“民主”的海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终结者
蔡定剑：近代史上真正的知识分子都还是为民主奋斗的……。可现在知识分子分化了，有些人公然反对民主，特别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可能与利益有关系，为权贵们说话；也可能与个人在海外的处境有关，以个人感性代替理性。
杨评：中国的知识分子左倾者大多“海龟”，右倾者大多“土鳖”，这说来还真奇怪。笔者认识的海外或海归朋友，许多都是在欧美“洗脑”后转变认识的。他们自己说，这比起在国内上政治课有效多了。特别是在2008年“四月爱国”运动中，全球的80后留学生，除一个王XX外，全部站到爱国立场上，与西方的“民主”、“人权”人士进行抗辩。如此大面积存在的现象，恐怕是不能归结为“个人”理由吧？事实胜于雄辩，放在这里非常合适。
因此，必须承认，这些在“成熟民主”国家的留学生，不过是见到了全球“民主”真相，说出了真话而已。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近代“海龟”引进救国的；“翻墙”回来的80后的这种态度，则决定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尽管这种局面会让某些人感到悲凉，但它却是客观事实。
另，有些遗憾的是，蔡先生这里也用了“公然反对民主”的说法。反对“中国实行西式民主”，绝不是反对西式民主、更不是反对广义的民主；而“公然反对XX”的句式，本身就是国人下意识里反民主倾向的流露，文革期间，这种“判决句”我们听得太多了。
西式民主的“三、七”开现象不能回避
蔡定剑：在反对民主的理论中，一个很强的理由是：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没有中国发展快。拉美搞了一个多世纪民主，却出现了所谓“拉美化”。民主也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不稳定，像泰国。但是，用不成熟(或过渡型)民主的案例来反对民主，理由不充分。
这些人为什么不看看，几个世纪以来，有多少国家因民主的建立而长治久安，人民安康、幸福？民主是一种经济发展的长效制度机制。民主国家往往持续稳定地富裕。
杨评：蔡先生非常可贵之处，是能直面“民主”国家的现实，没回避问题，更没用“民主能根治腐败、解决贫困”之类真实谎言来推销“民主”，这在主张“民主”的文章中属凤毛麟角。但遗憾是，他的立论却完全脱离了这些现实。
当今世界上，“专制”国家所剩无几，绝大多数国家已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中“民主”或“被民主”了。但遗憾的是，其中“成熟”的，大约占30%；其余70%，大都还“不成熟”。拉美、非洲、南亚许多国家“民主”了五、六十年或一、二百年，却依然在遥遥无期的“过渡型民主”中，饱受贪腐、贫困或动乱的煎熬。请注意，这些国家的“贪”、“贫”、“乱”远超出国人理解的阈限，更越过了人权及“普世价值”的底线，它们是掏空国库或鲸吞外援，是成千成万的人被饿死、被屠杀！
因此，用70%“不成熟民主”案例来反对“民主”，理由当然不充分，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国家成功，“民主”就打不倒。但是，回避“不成熟民主”高危风险，用成熟“民主”国家案例来打包票主张中国“民主”，这理由更不充分。道理很简单：中国要“民主”，必须先排队“过渡”，我们就是不能“多看看成熟民主国家”如何如何（其实，看看也不令人羡慕了，否则，就没那么多爱国海龟了），而只能或必须“多看看”这些“过渡型民主”国家如何如何。现在，既然蔡先生不否定拉美国家“民主”了一个多世纪仍在“过渡”是事实，那么，发展速度超过印度、拉美，正在建立“长治久安，人民安康”机制、已30年“持续稳定地富裕”的中国，为什么还要放弃自己的成功道路，去搞危险多多、后患重重的“民主”转型冒险呢？
在美国我曾听过神父传教，那讲的叫一个精彩！他利用多媒体手段阐述了当今尘世生活如何如何苦难后，话题一转，便是“天堂”的“幸福”在等待着我们信徒。而其中的关键环节他却略了过去，就是如何证明“天堂”的存在。但由于我们也不能证伪“天堂”的存在，所以，宗教的精神魅力永存。今天，在某些人那里，“民主”也变成了神圣的信仰，他们总以当今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来论证推行“民主”的必要性。问题是，“民主”社会是不是“天堂”，是可从历史、从现实中考察验证的。正是通过这种考察验证，发现众多“过渡民主”国家存在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多，当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才形成了不能搞西式民主的共识。这种体现着价值真理的共识，的确是驳不倒的。这与前人吃“大力丸”死掉，后人就会拒吃是同样浅显的道理，无论卖“大力丸”怎样继续鼓吹它能“包治百病”或“不死必有后福”也没用！
我认识的一个在西方学政治的留学生也曾信仰“民主”，我让他就全球“民主”的“三、七开现象”请教他的老师。他老师回答说：这30%的国家好，是因为“民主”；这70%的国家不好，也是因为“民主”。这个回答是正确的。那么，好与不好的“民主”根源在哪里呢？我告诉他，关键是看有、无基督教文化传统。我到过拥有同样“民主”史的南北美洲、南北欧洲，基督教与天主教国家的文明法治及富裕程度差异，一目了然。至于伊斯兰教国家，除去“专制”的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约旦等外，“被民主”的国家大多是什么样子，天天看新闻就知道了。因为带上了“民主”眼镜，有时就不能全面看世界，不能面对真相和西方学者已揭示的真理，对于一个正直的、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来说，这也是一种悲剧，不能不令人叹息！
高风险的民主飞机我们敢坐吗？
蔡定剑：用民主变革或过渡期的例子反对民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飞机是现代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但在起飞和降落的6、7分钟内容易出事故。人们会因此抛弃飞机？
杨评：预先设定“民主”像飞机一样，是现代工具，这就使自己站在理论制高点上了。但蔡先生的这一精彩比喻却同样彻底否定了他的理论。飞机起飞时容易出事故，这是常识，但人们之所以没“抛弃飞机”，是因为飞机出事的概率非常之低。如果10架飞机起飞，3架可能掉下来，请问，谁还敢坐飞机！即便没出大事故，剩余4架像拉美国家一样，起飞时间不是6、7分钟，而是六、七十年，一、二百年，远不如汽车和中国的高铁快，试问，这种飞机还能说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吗？这可不是“一点”的小问题啊！
中国要不要西式民主的问题，由此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既然人权崇高、生命珍贵、时间就是黄金，每个人都有权不乘坐高风险的飞机、不愿在飞不起来的飞机上瞎折腾，那么，为什么某些“精英”却一定要让已进入高铁时代的13亿中国人去冒“民主”转型高风险，再折腾一、二世纪呢？
坦率地说，对一般民众而言，因不满现状而向往西方“民主”，这属“围城”心理，非常之正常。但对于以理性思考为特征的某些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为什么会生出这样有违常理的想法，我一直搞不清楚——直到想起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左派警世”名言。
西式民主的理论“好”不等于实践的“好”
蔡定剑：很多反民主者先是有意无意歪曲民主，然后再来批判。……
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础机制，但民主远不止于此。……
民主反对集权包括多数人的集权，亚里斯多德早说过，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多数人手里是一样的。……
民主还意味着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
民主不是选主，不是选了以后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民主制度设计时应注重避免完全平民化，保留精英的设置。
从理论上说，一个好的民主应平衡平民大众与精英的关系、穷人与富人的关系等……。
对民主导致的平庸化，在制度设计时早有预防。如果你读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就能找到答案。……
民主，有时会把好人淘汰，但更重要的是能防止坏人上台，能防止继续做坏事。
杨评：西方的“民主”理论的确已相当完善，蔡先生的概述言简意赅、很到位。但理论本身对“民主”制度“应当”、“好”的“设计”，与“民主”实践效果不是一回事。像咱儒家老祖对礼制的设计，同样是非常之完善，但“潜规则”依然代代通行。从“应当”中推不出“是”来，这是著名的休谟定律。抽烟有害健康、毒品危及生命，科学结论天下共知，但烟民没因此减少，毒品交易依然猖獗。
因此，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理论上非常完善了，别国搬来就可繁荣富强了，这种说词，对于政客，是阴谋，对于书生，是天真。西方民主制度在欧美国家成功，是因这些国家有契约自律的平民、有勇于担责的知识精英、还有不断提高社会觉悟的资本家。一旦离开这样的公民、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设计再好的“民主”也会由“桔”变成苦涩之“枳”，不需别人“歪曲”，自己便扭曲走样了；“民主”就真变成了“选主”，“选了以后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然，选民有可能把贪腐的旧“主”选下来，但选上的新“主”依然巨贪怎么办？最终，恰恰因为“民主”不能“防止坏人上台，继续做坏事”，所以，便导致了内乱或政变。拉美、非洲、南亚许多国家的“民主”史就这样演变成了军事政变史。曾有文披露，南亚国家人民往往欢迎军事政变。对此，我将信将疑。但某次，凤凰卫视转播菲律宾未遂政变，街道上的民众竟向政变军人鼓掌，我便真服了！
实际上，读读10年前亨廷顿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就会得知，西方严肃的学者，对西式民主的文化局限性早有深刻认识了，只是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愿从中“找到答案”罢了。
选民也腐败，这才是“民主之祸”
蔡定剑：民主需要法治，这没有错。但没有民主哪里会有真正的法治？……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是现代法治的基础。……
杨评：但历史同样证明，西方“传统法治”先于其“民主”，是在威权政治下建立的；历史还同样证明，昔日香港今日新加坡，威权政治基础上同样建立起现代法治社会；历史和现实更证明，在许多“过渡型民主”国家中，则毫无法治可言——除非你把猖獗的黑社会、街头暴力、海盗也称为“现代法治”。
蔡定剑：中国农村选举是先有海选的民主制度，有一些初步的选举规则。不完善，出现贿选、宗族和暴力选举等问题。这时就要及时完善法制，使民主健康发展。遗憾的是，民主发展了，法制不跟上，这才是民主之祸。
杨评：蔡先生所说情况属实。据我的调查，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村的选票皆有“市场价”（宗族和暴力操纵的除外），从几十元到超万元。但“贿选”与制度“不完善”无关。在已出台的选举制度中，肯定是没有“贿选”这一条的；台湾地区选举，无论兰绿，皆会买票，但其贿选肯定也是违法的。真正的问题是，靠谁来“完善”法制？靠“民主”之外的力量，那就否定了“民主”；靠“民主”自身的力量，那便是许多国家产生“民主之祸”的根源。我在巴西曾询问朋友，为什么选民明知议员贪腐，还要选他？答案很简单：选民需要钱，愿意贿选。
因此，欧美“民主”成熟，是因为他们的公民“成熟”，不仅不会出卖自己神圣的权利，而且，还要在“民主”舞台上履行责任。选票在选民眼中是一己“私利”还是公共“责任”，这是判断“民主”实践效果好坏的试金石。许多宣扬“民主”万能的文章，不断重复的逻辑便是：穷人手中的神圣“权利”，可制约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不敢腐败、不敢浪费、不敢勾结资本欺侮穷人等等……。但他们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穷人的权力”也会腐败。中国许多农民非常重视自己的选举权，绝不是因为它“神圣”，而是因为它很“值钱”！
当然，欧美“民主”成熟，还要归功于早期“民主”制度的设计者，他们很“明智”地把穷人、妇女、黑人统统排除在外。我不认为这是西方“民主”的虚伪；但尽量遮盖这段历史，却是现代欧美“民主”政客和国内某些“精英”的虚伪。
国人“契约自律”精神就是不及“五月花”水平
蔡定剑：民主与公民素质关系不大……。
美国在200多年前搞民主，当年美国人的素质比21世纪的中国人民的素质还高？当年在澳大利亚的那些囚犯，比受儒家几千年文明熏陶的中国人的素质还高？比经过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素质还高？讲中国人的素质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这个理论很荒唐。……
中国人搞不了民主法治恐怕是有些人的托词和借口。
杨评：我同样认为，以国人文化素质低作为不能搞“民主”的理由，不成立。中国百年前搞过嘛，今日台湾地区正在搞嘛！我们要讨论，不是当下中国“民主”“能、不能”搞的问题，而是搞的结果“好、不好”的问题。这和动手术一样，在什么样的病人身上都能动刀子，问题是动刀的后果如何。而讲到“民主”结果，如前文所讲，却必然与公民文明素质相关。
400年前的“美国人”，就能起草一份敬畏法律、民主自治的“五月花”公约，并代代相传、人人自律。而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身上，你能感受到这种尊法律己的契约精神吗？譬如“学术不端”问题，这原是学界公约自律的问题，结果，却不断变成了“上书”运动。“计划学术”，学者公愤，但为争XX课题却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中国有100名著名学者，能自觉做到不抄袭、不泡沫、不被“计划”、不争官谋利，老老实实地搞学问，中国学术界早就有自净功能了。至于身份地位一变，“反贪英雄”照样贪腐、“民主斗士”同样专制，更是华人世界通病。包括国内主张“自由”的报刊编辑和时评写手，他们在不断用自己的版面和文章，否定着“民主”精神。昔日大陆文革中，“只讲派性、不讲真理”，斗得你死我活；今天台湾社会中，“只有兰绿、没有是非”，同样是两派恶斗，让大陆游客直惊诧：“文革”在“民主”的台湾延续了！
这并不奇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唯恐除之不快，国人岂能诚信宽容去维护公平正义、去用自己的权力捍卫对方权利！这便是百年来，中国只有“自由主义思潮”没有（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原因。据我观察，在中国真正能称上“自由主义者”的，只有民国时代的胡适、当代的茅于轼等寥寥数人。因此，从这种“契约文明素质”角度讲，当年的美国人就比我们高！但如以儒家的“礼制文明素质”为标准，西方人同样是“低素质”，绝比不上二千年前的中国人！这便是蔡先生承认的“中西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别”的表现，不存在谁被“侮辱”的问题。那种抽掉“文明素质”内涵的比较理论，才是荒唐的。
中国因“民主”陷内乱的教训不能忘却
蔡定剑：民主导致分裂，也是吓唬人的，是对民主的一个很大误解。民主本是国家凝聚、民族团结的力量，但却被人妖魔化为国家解体的因素。
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国家分裂，这一点有共识。在清王朝崩溃、各省宣布自治以及后来的民国战乱时期，中国都没有分裂。要相信中华民族的凝集力。
杨评：很遗憾，蔡先生在这里回避事实了。“民主导致分裂”，这绝不是被人“妖魔化”的唬人结论，而是由近百年来全球国家总数越来越多所客观证明了的。20世纪初，中国激进派主张“民主”时，其理据与今日“民主”派如出一辙：“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嘛！说中国不适合民主只是保皇派的借口。结果呢，“民国”顿时“一盘散沙”，军阀混战、外寇入侵，一乱就是半个世纪，死掉了数千万人。中国最终没分裂，不是因为“民主”，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众支持下，用“枪杆子”做“主”，武装夺取了政权。所以，国外现实与中国历史的结论，同样否定了蔡先生的观点。
至于“要相信中华民族的凝集力”这种伟人式的豪言，在严酷的历史进程中，是苍白无力的。文化大革命中“要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很快演变成残酷的“大武斗”和践踏人权的“大批斗”便是例证。千万不要说这“大民主”是假的，一旦中国“民主”了，它马上就成真的了，因为国人心目中的“民主”，就是“我主”；“自由”，就是“由自”。
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是我对现代文明国家的一种描述。……
如果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民主，那离文明社会该多遥远啊！
杨评：蔡先生描述也是片面的：“民主”同样使许多国家空耗百年没迈进现代文明的门坎——除非如国内某些歌颂贫民窟的“自由”学者那样，把那种丧失基本人权的非人道生活方式也称为“现代生活”。尽管这些国家早不需要讨论“民主”、争取“民主”了，但离文明社会依然很遥远……。
小结
中国要全面建设现代文明国家，便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法治宪政民主道路，落实公民权利、约束官员公权力。但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必须兼顾儒家传统——尽管我个人对儒家伦理持批判态度——探索自己的道路。空谈“民主”是“好东西”毫无意义，人参是“好东西”，一旦吃死人，同样变成“坏东西”。一直以来，我都很赞赏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和我非常赞赏西医一样；我所反对的，只是某些人迷信西医、反对中医，只准人们吃西药、不准人们谈中药的专制态度。
当今中国社会的确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但实践证明，我们采取的“中医”式“保守疗法”是有效的。无视这一点，不管预后效果，一味要让中国“开刀”、动“民主”大手术，这其实是违反“西医”之人道医德的；那种把“民主”宣传成可保治社会百病“大力丸”的做法，更是有违“西医”之科学精神的——任何西药都会非常详实地注明其毒副作用，来不得半点吹嘘。
同时，中国采取的渐进式、“不折腾”的民主建设方略，也绝非自己独创的“专利”。英美两国，尽管不断输出战争和“颜色革命”，但其实用主义、保守主义文化精髓也是不折腾、不冒进，只要制度和器物稳固可用，绝不轻言“革命”，破旧立新。美国的选举制度和英国的皇室，就像旧金山“落后”的缆车一样，可能将永续存在。弱化党争、强调协商的荷兰及一些北欧国家，其“民主”政治从来是静悄悄的，极少出新闻，也是政治不折腾的典范。
在这些方面，中国都应大胆借鉴。凡能保证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繁荣稳定、持续发展的民主制度，都是可选择的路径。蔡先生生前，在这些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与在中国实行西式民主，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路径。在逐步完善的法治框架内，中国若能探索走出一路适合国情、民情的民主政治道路，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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