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20年系列评论（2）

中国股市发源地也在“小岗村”

    当我们纪念中国股市20周年的时候，媒体总是喜欢寻找到具有“第一”这个标签的人物事物，第一家发行股票的企业，因此而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现在，官方比较认可的是目前仍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飞乐音响，即投资者俗称的小飞乐。飞乐音响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殊荣，这与它作为国礼，由邓小平在1986年11月赠送给当时来中国访问的纽约证交所主席凡尔霖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1984年发行的飞乐音响并不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一张股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计划经济的坚固体制开始破碎，从政府到民间都产生了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但是，国家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一些小型集体企业根本无暇顾及。“市长”靠不住，“市场”就开始走上前台，先是向企业职工集资，后是向社会集资，便成为当时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企业的自我求生之路，股票就这样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之中。这与世界股市发展史的路径其实是一致的，今天可考的世界上第一个发行股票的企业，据说是1602年出现在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在荷兰成为早期西方强国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但是，东印度公司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植根于十六七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活跃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它之前，应该已经有无数的股份制企业出现，它们为东印度公司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在中外资本市场的历史上，这些今天已经湮没无闻的小企业，它们生动地体现了普通民众所具有的智慧，股份制、股票市场的出现，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今天，我们把股份制的出现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股份制在最初时期却更多地体现为民众的自我创造，而不是来自政府有意识的推动。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出现，类似于农村改革，当小岗村的农民签下那份分田到户的“生死文书”的时候，他们所承担的，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巨大荣耀，而是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同样，中国股市的真正发源地，不在政府的红头文件里，也不在经济学家的高头讲章里，而是在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小岗村”，在那些今天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劳动者那里。

    回顾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国股市早期出现的上市公司，大都是集体经济性质的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政府还来不及将它们纳入权力的统一意志之下。尽管权力曾经为股份制的性质所困扰，但是，一旦发现了它对推动经济上升所焕发的强大作用，便毫不犹豫地将它接纳到了权力的管辖之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尽管出现过多次曲折和反复，有的改革甚至完全失败，但唯有资本市场，却一直在发展之中，就像小岗村这一个普通的村落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且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通用模式一样，民间的意志与权力的意志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初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但是，在中国资本市场渐渐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政府意志的强大推进，市场已经完全蜕变为由政府主导，不仅一个企业发行股票需要得到权力的批准，交易市场的行情也被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所笼罩，顽强地表现为“政策市”。中国资本市场因此在这20年里出现了超越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的发展速度，但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却成了世界市场上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因此，要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不仅需要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还需要有关部门拿出魄力，从当初 “小岗村”式的股份制改革中寻找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