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笠井爚雄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是日中七大友好团体之一。早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就参与签订了中日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从事了大量的经济活动，为促进中日恢复邦交，为建立两国正常的贸易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恢复邦交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也在推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推动日企在华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GDP有望在2010年超过日本。12月8日下午，《日本新华侨报》记者围绕着当前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些话题，对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笠井爚雄进行了独家访谈。

 

中日调整GDP“席位”势在必然

《日本新华侨报》：从各种统计和报道来看，中国今年的GDP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这个“世界第二”是日本保持了40多年的座位。对于这种席位的调整，您有什么看法？

笠井爚雄：在我看来，中国今年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已经是没什么值得怀疑的了。当然，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这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如此幅员辽阔，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经济发展速度大幅提升，它的GDP成为“世界第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种时候，多年来一直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日本可能会有些不适应，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总对日本企业说，要冷静地面对和看待这个现实，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所产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看它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中日企业交流要适应角色转换

《日本新华侨报》：那么，随着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以后，您认为中国的经企界与日本的经企界在交流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笠井爚雄：肯定会有变化的。过去，日本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工厂，中国自己也把自己称为“世界工厂”。今后，中国在把“世界工厂”的档次不断提高的同时，会逐渐转变成为“世界市场”。以往，日本的经企界在中国是投资的“资方”，中国因为劳动力低廉，在某种意义上是“劳方”。今后，因为中国成为了“世界市场”，日本经企界要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中国，中国成为“买方”，是顾客，是上帝，日本成为了“卖方”。我想，从“资方”与“劳方”的关系转变到“卖方”与“买方”的关系，就是日本经企界与中国经企界在交流上的最大变化。我想，日本很多企业的经营者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都会以一种新的形式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

 

不可忽视的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障碍

《日本新华侨报》：在谈到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时候，我认为也应该看到这个关系在发展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对于这些障碍性问题，日本经济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您认为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

笠井爚雄：许多日本企业也在和我谈这个问题。我认为当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应该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当然，我也看到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制定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是，我想说的是，制订这些法律是比较容易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执行这些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

因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还不够，一些日本企业就不敢把自己的最新产品拿到中国来，他们担心自己的产品很快被“山寨”了。同时，日本一些企业也不敢把自己的研发中心设置在中国，担心最新技术会外漏。这样，对中国也是不好的。所以，我认为日中两国政府应该花大气力解决这个影响日中关系发展的障碍性问题。

 

“战略资源”问题会持续发生下去

《日本新华侨报》：今年中日关系里面出现一个稀土问题。现在，中日双方都认为稀土属于“战略资源”，日本更是因为中国减少了稀土出口而非常不满意，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笠井爚雄：说到“战略资源”，日本也真是可怜，因为日本几乎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资源”的国家。所以，日本在一些“战略资源”上依赖中国。

至于稀土出口减量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首先，日本的厂家在开发研制商品的过程中，发现需要使用稀土。然后，就在中国购买稀土。中国如今强调本国拥有稀土，但在日本厂商没有购买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对稀土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最初中国稀土的价格卖得非常便宜。其次，中国渐渐认识到稀土的价值以及它的稀有性以后，明白了不应再继续胡乱开发，要做保护性开发，要减少出口量，要提高价格，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我想，中国如果能够事先有个通知，比如说我们自己也不够用，明年我们可能只能提供50%，日本企业就能够理解。这方面中国做的是不够的。

其实，中国在一些资源上面陆续对日本减少出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中国曾经减少过对日本的煤炭出口、对日本的石油出口、对日本制作一次性筷子的木材的出口。这些，都说明中国在经济上发展起来以后，本身对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资源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也就要求日本企业不能在资源问题上完全依赖中国，一定要在资源进口多渠道方面想办法。

《日本新华侨报》：看来，中国“战略资源”的出口问题在未来对中日经济关系也会产生影响的。当然，正如您所说的，中国对“战略资源”的认识与需求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那么，您预测一下，未来中国还会向日本减少什么“战略资源”的出口呢？

笠井爚雄：我想大概会是水资源和粮食资源。其实，既然是资源，就不可能永远是充足的。今后，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快，内需也就越来越大，消费市场是难以估量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水、对粮食的需求都会大幅增加，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出口给日本了，反而会从国外大量进口。所以，日本的企业乃至于国家都应该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准备并开辟新的渠道。

 

民主党政权调整外交政策事出有因

《日本新华侨报》：面对战略资源，中日两国不应该仅仅考虑争夺的问题，还应该考虑的共同开发的问题。日本民主党政权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任的时候，提出中、日、韩一起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倡议，应该就是考虑到战略资源问题的。可是，民主党政权第二任首相菅直人的外交方针好像改变了。这是为什么呢？

笠井爚雄：的确存在这个问题。鸠山由纪夫首相关心的是“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菅直人首相关心的是TPP，也就是“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这里，我首先想说的是，不管这两位首相关心的地区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意识到了日本要发展，仅仅靠自己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地区合作是必须进行的。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国力、国情，与周边的国家进行合作。

早在2004年，也就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曾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题目就是“东亚共同体和亚洲共同货币”。当时，中国好像对此还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而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方案也是在我们之后的。我是想说，在亚洲货币问题上，我们已经输给了美元；在地区发展上，我们也输给了欧盟。现在，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亚洲地域的发展问题了。

《日本新华侨报》：但是，“东亚共同体”建设构想与“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建设构想还是有区别的。前者应该是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为主的地区性组织，后者则没有把中国纳入其内，甚至可以说具有防范中国、牵制中国的意味。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笠井爚雄：两位首相的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因素。鸠山由纪夫首相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是把美国排除在外的，所以，美国肯定会阻挠的，它是一定要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占有地位的。可以这样说，没有美国的介入，就不要希望“东亚共同体”建成。而菅直人首相关注的“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建设，含有美国的因素，美国当然会大力支持。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在日招商应该进行改善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历任会长政治家，现任会长河野洋平此前还担任过日本众议院议长。面对民主党政权外交政策的调整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的影响，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笠井爚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应该是一个民间团体。人们常常把我们称为日中七大友好团体之一。但是我们所承担的工作和使命实际上是不一样。到现在为止，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有过7任会长，这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政治家，比如石桥湛山会长曾经担任过日本首相，藤山爱一郎会长曾经担任过日本外相，樱内义雄会长曾经担任过日本众议院议长，桥本龙太郎会长也曾经是日本首相，现在的河野洋平会长此前也曾担任日本众议院议长。这种政治家出面担任会长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把一些在经济政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政治的渠道来解决。

事实上，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发展来看，在日中关系发展的重大关头，它都是发挥出独特作用的。因此，现在民主党政权虽然在调整外交政策，当这种政策一旦影响到日中经济关系深层的时候，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一定会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现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我们也会积极应对中国的新形势，促进日中两国合作在经济政治两方面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现在进一步扩大以日中两国为主轴的亚洲地区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

《日本新华侨报》：我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促进中日经济交流的主要举措之一，是帮助中国各地政府在日本开展招商工作。据了解，现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每年平均要在日本举行200多场招商会，但事后有人认为招商效果并不明显。您作为长期从事这项的工作的人士，认为应该怎样改善中国各级政府在日本的招商工作呢？

笠井爚雄：不错，是存在这样的问题。问题的产生在于中国各级政府没有在招商的特色上下工夫。大家都是一个模式，每家都是在叙述自己的地理位置、交通优势、土地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所希望的也都是环保节能、电子高精尖技术企业等。这种千篇一律式的招商方法，怎么会有好的效果呢？！这肯定难以吸引日本的厂家或者投资方。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已经很多了。今后，中国的新兴城市、二线三线城市要想在日本进行招商引资，难度会越来越大的。现在，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日本在华企业在中国的调整。某些企业所在的城市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难以负担，或者说企业在中国其他城市有更好的选择，他就会考虑搬迁。另外，日本一些在华企业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也许发展得并不好，要把两三处企业合并为一家企业，这个时候也要重新选择城市的。如此一来，今后中国各级政府对日本的招商，可能要转移到中国国内进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向。

 

日本在华企业劳资纠纷问题值得重视

《日本新华侨报》：谈到日本在华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问题，就不得不说今年日本几家在华企业发生的劳资纠纷事情。从日本媒体的报道看，好像有很多怨气，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笠井爚雄：首先，日本在华企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保证中国劳动者的最基本的工资水平。今年7月，我们的河野洋平会长曾经提出方案，也就是要促进解决在华日本企业内的劳资纠纷问题。日本在华企业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就很难有更大的发展。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另外，我建议中国也要加强日本在华企业里面的工会建设。现在，一些企业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不是由工会代表劳动者和日本的资方谈判，而常常是劳动者自发的行为。厂方要和他们谈判的时候，他们因为种种担心，又不肯出面，搞得厂方不知道找谁谈判。因此，应该让工会的作用更加明显。

还有一点我是想说的。一些日资企业里面出现了劳资纠纷问题，企业内外就会出现过激行动，高喊要“抵制日货”，甚至捣毁工厂的产品。这种做法是落后于时代的。以前，是日本帝国主义把在日本制作的产品运到中国后硬让中国民众购买，这个时候“抵制日货”，我是能够理解的。现在，在中国的日本企业生产的日货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制造”了，是中国劳动者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个时候“抵制日货”，其实就是在抵制自己同胞的产品，抵制他们劳动的成果。所以，我真的希望中国的青年能够对此加深理解。这样，中日经济关系也会健康发展的。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日本新华侨报》记者希望和笠井爚雄理事长再谈一点轻松的话题。当记者问他到过中国多少次时，他微笑着摇摇头说：“记不清楚了，也没有必要记住。我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与中国交往，一直做到现在。如今，像我这样的见过中国周恩来总理的日本人也是越来越少了。”随后，这位日本老人坚定地说：“但是，不管怎么说，促进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民友好感情方面向前发展的事情，还是得努力做下去的。”（写于2010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