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没有不强调生产和消费的，当然，也没有不强调交易的。为什么？可能的理由有二：第一，生产和消费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一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越是高级（“高级”很难定义，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今天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比起亚当·斯密时代的人来说要高级得多），表征着该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也越高（注意，我讲的“文明”，而不是“文化”，前者主要针对器物方面），而经济学家的主要使命就是研究人类的物质生活如何通过交易、社会分工而不断改善的；第二，生产和消费之外的生活，也就是市场之外的人类行动（如家庭教育、个体的自我修行、两性繁殖）虽然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市场本身的运作，但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些领域的人类行动并非经济学直接研究的对象，因此，是把它们作为外生给定的来看待的。
照理说，在现代的学科分科下经济学家这样做完全是再自然不过了，不过，当经济学家们不自知地把自己关注的问题方面——也就是生产和消费——抬高到一个不合理的高度，以至于将所谓的产值最大化作为唯一的规范标准（normative criterion）试图来塑造我们这个社会时，问题就产生了：难道生产和消费之外的存在就没有价值、就不应当得到尊重、就应当由社会政策将它们压缩到最小的空间？
我曾经写博客说过，物质主义的经济学——也就是把社会生产和消费放在一个不适当的高度的经济学——并不是必然的。当时有不少读者反对。从我现在的认识来看，虽然经济学理所当然就应该关注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就应该是物质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不自知地把人类生活的这个方面抬到一个不应该的高度、并且用它来规范这个社会的运作。在我看来，经济学作为一种职业其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当然，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已经无可救药地只能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体会自己的存在了。生产和消费之外的存在对他们来讲对应的只能是一种迷失感。这个，对于一个社会的良性运作到底是祸还是福，似乎看起来与经济学无关，但对于视野更宽泛的政治经济学来讲，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