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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与帮助推动改革开放：

柳红著《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邹蓝

    校友柳红做了中国历史转折点的改革开放前期历史见证人，一部《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把中央政策的决策以及背后的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做了一个全景的素描。而那段早期的改革开放历程，有些人是口头肯定，实际想彻底用橡皮擦去一两个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名字。不过那名字太大而墨痕太浓而无法彻底擦去。

柳红书中说，“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这个借用了狄更斯《双城记》开头语格式的说法，是颇为妥贴的。

柳红送了我一本，还叮嘱我要写篇东西。我答应了，不是写一书评，至少也会写一介绍。因为这段历史不仅与我直接相关，其中有关西部的那一段历史，柳红跟我有很多交流。有几张老照片，还是我特意扫描出来提供给她的。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同时还是这段历史的帮助推动者：1990年开放边贸的中央决策，是1988年体改所等组建的西部开发研究中心组织全国研究力量有关西部对西开放的研究报告上形成的。该报告在1988年12月底以副委员长荣毅仁和新疆书记宋汉良名义提交给赵总后，得到了邓公和赵总的认可，作为了后来开放边贸决策的基础。

柳红在这书里记述的，实际上是参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群体作为智囊，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1989年为止的前十年）所起的作用。

说到智囊，作为曾在中央最高智囊机构工作过我，在早先一篇有关中国智囊的研究报告中提到：

在改革开放之前，各种研究所也存在，但是因为计划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学者的歧视，这些机构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非常小。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首先在农业农村推进。高级官员和学者组成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设计方面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智囊作用而农村改革的迅速见效，国务院内设立了由杜润生先生领军的农村研究中心，下有农村发展研究所，由王岐山先生领导。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重要的智囊机构。随后国家体改委设立，下辖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再到1987年，中信也设立了中信国际研究所。这三个所对中央最高领导层各担当一个大方面的改革政策前期研究：农村、城市和工业，对外开放。

当然，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所，以及国务院内设立的诸多研究中心，包括宦乡先生主持、徐达深协助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后撤并后只有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有北京一些高校的教师以及高年级学生、研究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柳红的书里写到：1980年代，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为了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深入和参与改革。他们为让当时的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些付出和贡献转化为了学术理论，转化为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为启迪民智的普及知识。可以说，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难以扬帆起航。而这群人，就是《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里的主人公们。

以我的观察，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现成理论指导是极其欠缺的。因为改革计划体制，意味着原来的计划经济思想主要理论和手段几乎就不能用了。而适合中国需要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手段措施，对中国决策者和智囊，既不熟悉，当时的体制下也无法用。比方说，因为知青大量回城的就业压力被迫开放的个体户政策，直到80年代中后期，依然有雇工超过7个算资本主义而要取缔的做法。市场经济在执政党的理论上被认可，那是1992年邓公南巡后的事情了。

好在无论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几乎都是混合体制。1980年在政协礼堂我听来访问的美国大学者Walter W. Rostow罗斯托的一席演讲茅塞顿开。他在一张象限图上解释说，这个世界上，纯粹的计划经济或纯粹的市场经济都不存在，各国经济体制在计划或市场的两端，都只是不同比例的市场与不同比例的计划混合而成的。的确如此，中国计划经济那么严密，农村自留地也不包括在内，城市的小贩也不包括在内。苏联的计划密布农村，但是漏洞照样很多。比方说苏联私酒泛滥就是一个例子。

因而，以前的东西不好用了，而试图要学习借鉴的东西还不怎么会用，还不怎么太懂的情况下，要协助中国这条大船的船长大副二副们掉转航向，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现在回头看，当然可以说风凉话甚至现成话。但是这些说了也不腰疼的话没有用。就好像现在，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这个是常识。但是在哥白尼之前谁知道？谁敢说？现在谁能因为自己懂的比哥白尼还多而敢笑话哥白尼？

回头看这10年，那么难的事情基本办到了。说来秘诀很简单：出于公心，为民谋利。也只有这八个字，凝聚了几乎全体国民和官员，民间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开放向心力。

突破口在农村经济，因为粮食等的短缺是最基础性的短缺。要城市化工业化，进城做工的人没有饭吃那岂非缘木求鱼？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邓子恢、陈云诸先生应对1960年的三年人祸导致的饥荒中采用的办法。再度在四川和安徽不无阻碍地推行后，“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形象说法，已经表明，农村进一步改革得到了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的共识。这个是从前人的智慧中找解决办法。

启用荣毅仁等原本擅长民族工商业的企业家，让他们再度出山，也是从民族的历程和前人的智慧中找方法。

而从尝试了前期改革的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等政治经济体制类似的国家找方法，从新加坡、南韩，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发展历程中找可能合适中国大陆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则是决策者和智囊们那些年下功夫很多的范围。借鉴外国和其他地区有用的经验，的确也在那段理论和政策青黄不接的时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巴山轮会议，1983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南方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南南合作国际会议》，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以及后来的弗里德曼、克莱因等来中国的学术访问等，都表明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借鉴方面，态度也是开放的。

从民间和经济生活中寻找智慧，则也是一个重要方法。安徽阜阳的农村改革实验区等，都是为各种预期要实施的政策做先期实验看结果的改革“试验田”。王岐山先生和副手林毅夫、陈锡文，温铁军，已故的白南生、沈敏峰等农研系统干将，都走马灯似地去阜阳。而杜老也常不辞辛劳亲自去阜阳这个他早年任职过的地方。

我亲身参与的中国西部对西开放调研，就是在新疆喀什、和田、吐鲁番、奎屯、乌苏、石河子，伊宁，新源、霍城等地做了问卷和实地调研后在乌鲁木齐与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官员座谈后汇总形成的主题报告。加上后期对西部一些邻国的访问后形成的报告，上呈赵总和邓公后获得认可而后来具体实施的。7月的吐鲁番游客都不会想多去，何况那时在那里的农村、企业和机关发放问卷。甘肃社会科学院的姜安印那次在吐鲁番吃了不少苦。

新疆那个西部课题，是西部组形成的西部中心最重大的一个课题，为此我们从内蒙古、河南、甘肃、贵州、云南和新疆借调了一些中青年研究骨干来承担。核心考虑是，西部贫困与发展有共性，但是也有差异。处理类似问题时，各地的方式有所不同。因而在民族／宗教／边境贫困诸因素叠加的新疆，用不同的思路来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上下求索，从国家的历史中找答案，从老领导老专家老企业家那里找答案，从国外有效经验中找适合中国的东西，从民间找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

总的说来，等到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措施开始被中国官方和经济学理论界认可并奉为神明的时候，2008年的金融海啸又证明，西方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以及相关的措施，也不是中国能盲目照单全收的。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说到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和智囊人员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贡献，当然不必然说他们的辛劳的结果都是好的。摸着石头过河，滑倒呛水确实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与其说是智囊的问题，不如说新政策与旧体制之间在磨合以及运行的冲突也有关系。结构性矛盾，至今存在，更不用说当时。而且那时的意识形态禁区更多。中国改革开放10年初期的基本成功的难度，基本是武术家在梅花桩上施展本事差不多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借用署名为“郑渝川”的评价柳红这书的两段话：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被搀扶上台领奖，直言该奖是颁给广大中国农民的，作者柳红评价说，杜润生晚年强调要过好市场关和民生关、强调经济发展要关怀人，不能见物不见人，“这是他始自少年的民主追求和社会理想”。

杜老良好的愿望，和柳红的诚挚评价，却必然遇上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如今的、仍然担当官方智囊角色的经济学人及其话语思想体系背景下，在根深蒂固的GDP崇拜和“华盛顿共识”支配下的现有经济发展模式背景下，狭隘化的中国经济学，注定推导不出民主追求和社会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为继续现有模式和发展思路提供支撑。这就叫做，中国经济学人不能承受之重。

我也可以补充一些批评。但是怕因此而转移读者的关注点，就到援引郑渝川的批评为止。事实表明，植根于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和法律框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有重要价值的，但是也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地方需要针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况做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调整。因为计划的传统和惯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30年后，至今有些基本的扭曲依然存在。

古希腊大盗Procrustes抓到了人，就用他那固定尺寸的床来量度那可怜家伙的身长：长于床则砍掉相应长度的腿和脚；如果短则用绳子牵着两头硬拉长。如果硬要把理论经济学的模型模式套中国，或许就是一种新的Procrustes效应。事实上，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供应学派革命已经过去，现在凯恩斯主张重新回头。当然不是1933年的版本了，而是更新版了。而且流动性泛滥到全球而令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设法防止通货恶性膨胀。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期望，主流经济学的所有主张，必然能合理并且妥贴地应用于中国每一个现实呢？

总的来说，柳红这书，给经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历程以及经济学家群体在其中起的作用，做了一个素描的全景写照。对于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信息。实际上，这书还可以当一个时代全息照相，因为其中微言有大义。从中可以解读出不少其他信息。

201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