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体制下“一把手”的权力之大、权力使之为所欲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制约“一把手”、监督“一把手”人们进行了不少美好的想象，一些人寄希望于“一把手”的无产阶级道德情操，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明文规定。最近，中国人民大学
“一把手”权力过大的现象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危害已是众所周知，已经造成20世纪的人类灾难史，因此在一个公民意识不断觉醒的权力时代人们才发现，只有制约“一把手”、淡化“一把手”、取消“一把手”才有可能实现基本的民主和平等。以此看，毛昭晖的文章更像一篇喃喃自语的公文材料，他的主要观点是“加快构建党内民主制度，并与人大制度相对接；逐步建立起在党代会领导下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党内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以及对于重点领域、重点岗位进行监督。实践证明，
再看深圳、湖南等地出台的制度要点：“党政‘一把手’不具体直管人事、财务、审批、执法等事项，由班子其他成员协助正职分管；明确党政‘一把手’不得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强制和违规任用干部、违反财经纪行事项以‘集体决策’的形式讨论决定，更不得个人审批决定。”应该说这种规定是明确的，可能初衷也是好的，但这样的规定不但不能制约“一把手”的权力，还会使“一把手”有更大的权力周旋余地，可以说更加进退自如。让其他成员协助“一把手”管理重要领域目的是形成层次化的、程序化的制约，理论上讲得通，但实际上根本行不得。还以那位水利厅长进行分析：这位“一把手”在水利厅如果照此路径操作，会非常容易地使自己权力更大。因为班子成员的内部分工并不是上级安排或同级党委规定，而完全是“一把手”决定的，他决不会找一个具有公民精神和制约意识的人来对自己形成羁绊，而是安排一个不足以威胁自己权力的人在此当作摆设。另外，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协助”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协助者都会知趣地只担责任，而不会真正介入权力。很简单，如果这位厅长不直接分管这些部门，表面上，各种决策都不签字，留不下任何把柄，但实际上都是他决定后让协助者去落实。如果正确，是他英明决策的结果。如果错误，自己没有直接责任。深圳的制度中把人事权利列到首位是因为用人权是权中之权，如果河南水利厅设置了厅长这个“一把手”，厅长决不会把提拔、使用、调配干部的权力真正交给别人的，他会首先把人事处长换成自己的心腹，然后让协助者夹在中间，或晾在一边。因为“一把手”牢牢把持着用人权，其他财务等事项也都会安排自己的犬牙，单位的财务实际上也只是为他自己服务的。有的部门、单位的“一把手”因为深通统治之术，会把单位经营成自己的家，不但形成家长制的格局，还会让大部分人成为他的家奴。据有关报道，北方有个科级小单位的“一把手”不但吃喝嫖赌全在单位报销，就是到菜市场去买一捆葱、或者给他的母亲上坟买些冥币，也让办公室主任跟在身后为其结账。
最近不断有人向我提供案例，也向我咨询其中的玄机。说是有的单位突击提拔干部之前没有任何迹象，像大战之前一样静得出奇，然后突然按照指定的候选人进行“民主测评”，也并不当场验票，这种情况显然是“一把手”早就内定了人选，为什么还要让大家一起愚乐一番？有人不解地问我，“一把手”用人、选人怎么也得为工作负责、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啊？我告诉他，阿奎那早就讲过，权力的目的不在于谋求公共福利，而在于获得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近日遇到一位县长，此公说话倒是朴实、了当，他说，当官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谁也不要唱什么高调，或拿什么大道理吓唬别人。看来，此公的体会可谓真切，因为人性中的恶，没有真正制约的权力会造成更大的、更多的恶，而没有制约的“一把手”往往是制造恶的开端。所以，任何人都不要奢望什么“一把手”的道德修养和满口的堂皇之言，任何强调“一把手”加强道德修养都是一种错位，托克维尔早就告诉我们，对于权力，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从对其不信任开始，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否则，任何权力都会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进行恶性膨胀，最后成为“一把手”一手遮天的局面。据传，勃利日涅夫当上苏共“一把手”之后将他住在乡下的老母接到莫斯科，然后得意洋洋地展示了自己的豪华别墅和权力威风，并说自己现在想杀谁就杀谁，然后问其母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把手’的权力就是大，好是好，但是你们的党不是要求集体领导吗？党来了可怎么办？”
应该说在威权主义语境中限制“一把手”的权力仅是一种幻想，因为只有取消“一把手”才能限制“一把手”，否则，任何制度化的设想也都在“一把手”的掌心中运行，即便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一把手”的权力手掌，这便是普遍认为的“一把手”的监督难题。但是，这毕竟又是一个公民意识觉醒的时代，人们已经明白约翰·密尔的提醒：“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那个傻瓜或猪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那个方面的问题。而相比较的另一方即苏格拉底之类的人则对双方的问题都很了解。”既然如此，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就须从维护自己的权利开始，耶林说，如果权利不去斗争，权利也不会像砸到牛顿的苹果一样自动降临。在一个公民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都有法律框架内的职责分工，如果每一个人都去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在这种权利倒逼之下会让肆虐的权力有所收敛。《国际歌》讲得最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保卫权利全靠我们自己，靠不得任何神仙皇帝。
有一则故事讲得也很好：一个教授到乡下调研，遇到一条恶狗扑来，这时候他想到有本书上讲过，遇到恶狗只要弯腰拣起石块就会把狗吓走。他便弯腰作拣石块状，然后恶狗逃走，他并未投去石块，甚为自己的高明之举得意。这时走来一位老者训斥他说，你这样做实际上是破坏了规矩，这种对于规矩的破坏比暴力更可怕。因为长期以来，人拣石块打狗是人与狗之间的一种契约，今天你弯腰拣石而不打，等于向狗说明你放弃了打它的权利，以后，我们会遭到狗咬。因为是人先破坏了秩序，也就怪不得狗的猖狂了。要想让狗守住规矩不咬人，每次当它扑来时必须用石块或砖头向它打去，这样就会让狗知道你是一个懂规矩、讲信用、有权利和尊严的人，它也就放弃了咬你的机会，如果每个人都保证这么做，而不是当狗扑来时喂其食去行贿，狗的脾气也就自然收敛了。
虽然诺斯强调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是我觉得，遵守制度和捍卫制度才是制度作用的开始。
现行制度下，“一把手”的权力固然很大，但他权力的自负和膨胀并不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放弃权力之后喂养而成的。有的人为了自己一时的小利益，不去制约权力，反而去向权力献媚，然后当自己的权利一点点儿地被吞食之时，他还认为正在得到权力的宠幸。应该说公民精神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公民精神不是对任何权力无条件地服从和奉献，而是在确保和维护每个人基本权益和权利的基础上，以一种公共空间参与的行为而实施影响的理念和模式。如果不是这样，就只能作权力的臣民，只能用不断的妥协和无限的服从去崇拜权力。但是阿伦特发现，权力极度膨胀的企图是它想统治每个人，这是一条在所有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无论它在哪实行统治，都是在摧毁人的本质。也就是权力并不会因为你的顺从就对你恩爱有加或为你按摩，它随时准备把你彻底吞噬。都知道过于膨胀的“一把手”的权力是一种邪恶，然而在权力通向“一把手”之路上又有多少人充当了平庸的恶，不仅参与了权力的膨胀过程，还成为一种“从上而上，自动丧失了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这也就怨不得什么邪恶的力量和邪恶的组织形式了，因为你不想真正地把“一把手”的权力关在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