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聪孙先生在相声语言研究中的贡献

——为薛宝琨主编《相声大辞典》撰写的词条

    曹聪孙（1928—2009）江西新建人，著名语言学家，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天津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所长。曾任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第九届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师范大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中国俗语选释》、《古书常见误读字字典》、《语言学及其交叉学科》、《行为语言趣谈》、《中国俗语典》、《新词新语词典》、《齐夫定律和语言的熵——普通语言学论集》、《词典释义的规范化进程》、《大陆新词新语8000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副主编）、《古汉语误读字字典》等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多部论著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1987年获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和“七五”立功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1998年离休。2009年1月26日病逝，享年81岁。

    1961年12月25、26日，《光明日报》发表曹聪孙与侯宝林合著的长篇论文：《试论相声的语言和修辞》。该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相声艺术中语言的文学色彩”。主要观点是：（一）相声创作以矛盾冲突为基础，题材广泛，表现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高潮和解决都十分凝练集中。（二）相声艺术的基本特色是幽默和讽刺。讽刺敌人，也讽刺落后现象。（三）以歌颂为主的相声段子，采用对比方法来歌颂党歌颂人民和各种新事物。讽刺与歌颂，形式内容虽不同，但创作表演的舞台技巧和文学及心理学规律运用是相得益彰的。（四）相声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相声使用的语言是加过工的人民语言，即文学语言。（五）在相声语言中，使用各种积极的修辞方法，才能收到优异的表演效果。（五）相声语言不只是要使人了解，还要使人感受；不只描写现象和事物，还要表现出表演者对待它们的态度。

    第二部分论述“相声中文学语言使用了几乎全部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为全文精髓所在。将相声语言修辞分为“材料上的辞格”、“意境上的辞格”、“词语上的辞格”和“章句上的词格”四类，将譬喻、借代、映衬、摹状、双关、引用、仿拟、比拟、讽喻、示现、呼告、铺张、倒反、曲解、讳饰、设问、感叹、拆字（词）、藏词、飞白、复迭、节缩、折绕、转类、反复、对偶、排比、错综、倒装、跳脱等三十种修辞格在相声中运用的实例一一列出，涉及《英雄小八路》、《挂票》、《当行论》、《前沿日记》、《夜行记》、《戏剧与方言》、《普通话》、《昨天》、《妙语惊人》、《卖布头》、《戏剧杂谈》、《不同风格》、《神仙辞职》、《英雄小八路》、《珍珠翡翠白玉汤》、《小神仙》、《爱便宜》、《社会主义好》、《捉放曹》、《扒马褂》、《登山英雄赞》、《好哇好》、《改行》、《牵牛记》、《绕口令》、《肯尼迪小传》、《歇后语（俏皮话）》、《我爱乒乓球》、《妙手成患》、《家乡鲜花遍地开》、《空城计》、《舞迷》、《保镖》等三十余段相声作品。引用作品横贯古今，兼收并蓄，融汇讽刺与歌颂，囊括单口、对口、群口，鲜明的体现出了相声作品中文学语言的修辞特征。其中，《夜行记》、《戏剧与方言》、《昨天》、《卖布头》、《戏剧杂谈》、《捉放曹》、《我爱乒乓球》、《妙手成患》、《空城计》、《舞迷》等，皆为侯宝林先生的经典之作。

    第三部分“辞的意味和辞的声调在相声艺术中也是极端重要的”。指出：“相声是表演艺术，所以言语声调的抑扬顿挫，逻辑重音的选择，词组和句法上的停顿、突接、延缓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将相声的语言特点概括为十六字：“精警凝练、机趣洋溢、辛辣讽刺、纵横淋漓”。

曹先生对汉语俗语有独到见解和深入研究，其编纂的《中国俗语选释》（四川教育出版社1985）和《中国俗语典》（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分别选择常见的具有口语通俗性、广泛适应性和完整述谓性的俗语定型语句为内容，释义准确精当。相声是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师徒传承方式主要也为口传心授，可见其与俗语有着一脉的渊源。辞典所收条目，皆为古今流行俗语，对俗语“追根溯源”，对于相声创作表演皆有积极意义。曹先生对汉语俗语的研究与《试论相声的语言和修辞》的写作，二者相辅相成，为同一机杼。

    天津市修辞语用学会会长谭汝为先生曾撰文回忆：“曹先生平时似乎不苟言笑，令人敬畏，但每与曹公促膝畅谈学术人生，如沐春风，常灵犀一点，拈花微笑。曹先生对相声语言素有研究，常于侃侃而谈之中，小诙谐常旁逸斜出。在先生俯仰人生的开怀欢笑中，可窥见其开朗幽默之情怀。”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聪孙先生对相声语言修辞的系统深入研究筚路蓝缕，居功至伟。当年44岁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与33岁的语言学家曹聪孙的合作研究，将语言理论和舞台实践水乳交融，珠联璧合，相济互补，令人赞叹。二公所具超前意识以及拔出流俗的思想境界，令人钦敬。1961年，恰值三年灾害尾声，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状下，人们渴望从相声艺术，从笑声当中抚平艰苦岁月带来的消沉心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的总结与归纳、升华与开拓，无疑为60年代（文革前期）一度小繁荣（中兴）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虽历半世纪，但这篇力作对相声艺术及语言修辞研究颇具参考价值，对今人研究相声语言和舞台实践表演都有实际指导作用。

    曹公还有曲艺相声研究论文多篇，如《关于尖团字与舌尖音——读〈谈京韵大鼓的演唱〉》（载《天津演唱》1979年第3期）、《由单纯语言因素构成的相声的基本艺术手段》（载《群众艺术》1981第11期）、《启颜解颐，笑林探幽——笑话创作方法述论》（载《群众艺术》1983年第12期）、《模糊言语，歧义共存——〈巧嘴媒婆〉技巧浅析》（载《天津演唱》1985年第1期）。对于语言专家来说，能够深入钻研曲艺相声语言，并推出有力度的系列研究成果，确实难能可贵。

                                 （本文应薛宝琨先生之邀撰写，撰稿人：谭汝为、刘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