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福音》中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的诗歌奖设在什么标准，获奖诗歌的水平也就在那里。这便是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无法仰望到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无法与世界的诺贝尔奖接近，只能拿中国的鲁迅开涮。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诗歌也只能以这种恶作剧的形式引起外界的一点点儿可怜的关注，以此来证明这种古老的文学品种还没有被时代彻底逐出历史舞台，今天的诗歌早已停止了自由的歌唱只能以自己的反讽形式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每一次进入公众关注的都会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的诗歌事件：从诗歌公约、梨花盛开、地震诗诵、兆山做鬼到今天的“羊羔体”无一不是诗歌的外部活动和形式化特征来引起一场诗之外的文化声讨，有人说这是当代诗歌苟且生存的唯一面相，只有如此才意味着喘息。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文学的体制和评奖机制出现了严重的病态，才造成诗歌闹剧事件不断、归来者衣锦还乡、梨花体遍地开放和羊羔体独霸鳌头的文化占位，健康的文学体制早已扭曲，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正在被文学体制的病变挤压和排出体外。
今天诗歌写作者之外的人们对于“羊羔体”的哗然并不是过多挑剔作者的职业身份，职业身份如何应该是与诗歌的文本没有必然关联，而是以鲁迅的名义命名的诗歌奖项应该代表基本的价值方向和艺术水准。我们知道假如鲁迅活着肯定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去奖励那些“歌德”派诗歌，这是最低的价值尺度，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鲁迅正是歌德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缺陷来自他的时代，而他的美德和伟大则属于他自己。”相比之下，我们在不过于要求“羊羔体”诗艺水平的前提下审视一下他的价值取向已经明了这不是鲁迅的方向性标准，“羊羔体”属于那种青春期症候的情绪化呻吟，缺少基本的个人经验与主流话语的空间博弈。也就是在个人情绪化的经验表述中仅仅体现出了个人情趣的飘浮与泛滥，整个诗歌文本中缺少一种基本的价值硬度，顶多只是一种文艺化的修辞操练和青春化的空洞想象。严格地说这种诗歌应该是一种部队或厂矿的工作宣传性种类，或者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回车分解，根本不足以进入严格的文学批评范围。但是这毕竟又是以鲁迅的名义命名的诗歌奖项，引起如此之大的诗歌群体之外的反响实际又是与鲁迅有关，反映了人们对于鲁迅尊严的维护，同时又是多么希望鲁迅能够在当下的文学中复活。人们的愤怒也主要是因为鲁迅是不容玷污的，因为在一个扭曲的文化空间中人们更需要的是鲁迅铮铮铁骨的精神支撑，而不是郭沫若激情澎湃的赞美和抒情。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寄希望于当代诗歌能够以自身经验的创造性或前卫性去唤醒集体经验中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化权势、殖民话语和集体经验的深层发生碰撞，从而达成与公共空间对话的可能。鲁迅当年以个人经验中的深刻虚无撞向一个时代的巨大黑暗，人们并未过多注意鲁迅的命运遭际和个性的情绪化张扬，而是在鲁迅撞击的地方看到了历史被遗忘的经验和未能意识到的自我人性中的丑陋。所以，我们今天期待的鲁迅奖虽然不能完全与鲁迅归置在一个精神维度，但应该是与鲁迅的精神方向一致的、能够唤起文化权利、文化良知和文化责任的公共担当，不应该是那种青春抒情的或犬儒主义的自娱自乐自恋，更不应该是现实责任缺失的遗忘了基本的现实干预的古典修辞的技术重复。或许是由于我们在文化中已经忘记了鲁迅的历史经验，鲁迅又以各种名义被大量请出了中学课本。然而，我们对于鲁迅的依赖使我们必须守卫这最后的边界，否则，我们只能重新陷入阿伦特所说的“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的现实文化漩涡之中。
追求奖项是当代诗歌一种深刻的奴性，与其他文化种类相比在诗歌已经不具有公共言说能力的时代，追求一种外在的承认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写作目的。这也是“羊羔体”类与真正伟大的诗歌的本质分野，伟大的诗歌从不会屈从于任何一种机构或名义进行的各种方式的奖励，他的写作仅是完成一种生命经验的开放，任何对于奖项的追求可能矮化了他的价值追求。而“羊羔体”类则会是为发表、为获奖而努力写作的，获得一种奖项是他们写作的全部目的，这里不存在任何个人经验在公共空间的价值分享，只是一种从功利出发的利益计算，所以也才以获得什么奖项为最高光荣。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诗歌先后在威权话语和消费语境中失去了现实能力之后，唯一的生存动力就是追得什么奖项，君不见，在那些诗人的诗集中、博客中大都先亮出自己的各种奖项和头衔，以此来掩盖自身文本的虚弱。在文化的生成机理中这种对于奖项的膜拜和追求会形成一种占位，也就是这种病态会加速自身的恶性膨胀从而挤占文化的公共空间，排斥任何个人经验在公共空间的释放。这种占位活动不仅在加剧整个文学体制的病态，还以自己获得的占位优势形成话语霸权，阻挡住多元价值判断的公共出口，扼杀了文化生成中的创造性活力。在诗歌活动方面，这种占位活动不仅追享公共空间的世俗化承认和社会传播效果，还念念不忘攫取诗歌本应淡化的物质利益，运动的极致会成为广场性的群文活动，以此进行权力的空间宣谕从而与利益媒体形成互动。在诗歌形态上，这种诗歌占位最看重的是纸质的发表和出版，通过诗歌之外的社会化手段垄断一些诗歌报刊版面，这种诗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传统，他认为纸质的发表和出版才是正规和合法的。在诗歌实践方面，这种占位诗歌最多只进行一些技术性的改良，或在修辞方面完成重复性的练习，他不会把价值取向伸展到真正的文化担当，他会强调诗歌独有的艺术规律决定了诗歌只是一种私人经验的封闭式记录，从而拒绝任何可能伤及自己现实利益的公共发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代所有重大的社会事件面前唯独听不到诗歌的声音的原因，不仅是现实能力的缺失，还是现实兴趣的逃遁。不是那种在古典情趣上的现代把玩，就是深陷在殖民话语语境中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在诗歌理论和批评方面，这种诗歌的占位活动只是进行一些友情互媚而从不容纳严肃的文学批评，在诗歌外部资源的调动下拉入一些亲友团组成拉拉队，然后以“作品研讨会”的形式宣告文本的价值合法性，再以某种商业性专版的形式通告天下：“羊羔体”类引起了国内大师们的高度评价，并以此荣登辉煌的领奖T型台。在活动策略方面，他们在进行了充分的利益计算之后会与现实威权紧密合作，不但进行新闻话语的诗化图解，还会以诗歌内部的名义对真正的诗歌话语形成围剿，成为挤压思想伸展的来自文化内部的和谐力量。
这里我并不是彻底否定诗歌的所有奖项，真正意义上的奖项应该是以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唤起人性的良知和悲悯为目的，奖励那些能够揭示生存秩序、抗衡威权话语和拓展个人自由的优秀诗歌。在此意义上，诺贝尔奖仍然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有普世价值的、最具人类精神本质追求的奖项，它的价值取向与我们的“羊羔体”是恰恰相反的。目前国内的各种诗歌奖项不仅失去了基本的价值信仰、精神追求和道德坚守，它的运行体制也早已世俗化了，必然也带来了更加庸俗化的评选机制。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的诗歌不会对此屈膝攀附，自然也就无法纳入它的奖励视野了，虽然这方面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也不在少数，由于当前机制的场域作用，他们可能会在历史过后才能浮出水面成为对这个时代的批判。别小看了那些善于获奖的诗歌，他们经营的努力不在诗歌的精神内部，他们的投机天赋决定了世俗的现实经营能力，本来凭着这样的本领可以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但他们还是愿意以诗歌的外表把自己的职业身份进行风雅包装。按道理说，无论何种职业的人从事诗歌都应该是美好的，更是无可置疑的，遗憾的是一些人把一些社会化的运营经验带进了诗歌内部，那些身在评奖机制上的人无论如何还没有练就金刚不破之身。经验证明，消费语境中的中国文坛早已经商业化了，许多方面，他们的精神硬度还不如那个修脚的邓玉娇。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守护鲁迅的名誉呢？其实，许久以来，读者（严格地说应是大众，因为诗歌早已没有了诗歌写作者之外的读者）早已遗忘了国内还有什么文学奖项，任何文学类获奖的消息远不如房价、环境污染、暴力拆迁和屈打成招更能牵动人们的神经。关于什么诗歌奖之类对于大众来说似乎是隔世之语，新生代的公民中他们只注意韩寒，因为韩寒较少在利益计算中自恋自己的羽毛。当代诗歌自从它进入技术主义的修辞自媚以来已经成为丧失了政治责任的形态之恶，对于责任的拒绝已经是它成为恶之帮凶的充足条件，它的外在功利化的空间占位实质上是对前卫思想的扑杀。在这种威权主义和消费语境的双重作用下诗歌的评奖活动早已沦落为梁山体制的占山分赃和势力割据，任何虚张声势的联谊活动都可以成为少得可怜的象征性资本。虽然公众早已对其冷漠，但由于奖项与各种世俗利益的现实勾连照样还能使一些人对之膜拜，唯一的机会成本便是放弃真正的道德判断和伦理共识，何况这类诗歌根本就不想拥有什么独立判断。最后的结果是在文学的梁山体制下获奖者则以当地的文学权威或文学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以自己的“羊羔体”来匡定文学的扶持或准入标准，以此形成体制之恶的占位循环。本来，作为任何一种奖项并不是诗歌的动力追求，像西塞罗说的那样，诗歌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经验正义，这种正义既不要求任何报酬，也不要求任何赏金，从而是为其自身的信仰而追求，为了自身的道德实践宁愿把自己燃烧成行走的火炬。
“羊羔体”获奖的文化占位还是当下所有文化占位活动中的一种，在一个权力主导文化的发展时代，文化早已由“自然秩序”的生成机制扭曲为“规划”和“打造”，在这样的“打造文化”时代，任何文化、文学形式和艺术精品都可以根据一种模具进行计划性“打造”。今天“羊羔体”的获奖正是“文化建设”政策的当下胜利，因为技术打造的成功使之一夜闻名，与河北大学撞人事件中“我爸是李刚”成为这个秋天深处南北合奏的对口相声。“羊羔体”的打造出炉也使许多网友得到灵感，激活了自己潜伏已久的才情，然后借这种诗体模式写出“我多想/我多想/我多想我爸是李刚/不但撞飞了青春少女/写出诗来还能争取鲁迅奖”。这可以看作是“羊羔体”带给民间社会的唯一思想硕果，“羊羔体”一夜之间成了声讨撞人主角的批判武器，也因此使每一个在此事件中发言的网民成为了诗人，这可能是那些鲁迅诗歌奖的评委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功绩。“羊羔体”的出炉使公众兴奋的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原来有着的横溢诗才，有人在一夜间可以制造出上百首这样的诗。这种诗歌制造事件打开了更多人的未来想象，使他们不无理想地都在“向往幸福”，尤其向往那种灯光辉映下、万人注目中、捧着金灿灿奖杯的“幸福”，然后见到梦想中的“徐帆”。这种“羊羔体”带给我们的想象也并不孤独，使我们在一个全传媒时代又看到了国家主义诗人的复活，一个替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诗意化描述的获奖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奇。在权力主导下的文化体制必然造成庙堂与江湖的二元对立，庙堂者成为走红线的艺术家、专家或诗人，他们在革命红灯的照耀下已成为现实赢者然后可以通吃天下，并以现实中的世俗胜利僭越成为历史的胜利。而江湖者只能作为孤魂野鬼游荡在狂风吹散的荒野成为历史的失踪者，只有当人重新打捞起这些曾经天地之间的纽扣才发现一个时代的羞耻。朱学勤说，历史向来都是这么势利，只关注了文字形成的历史。现实更是如此，在一个势利化的文化语境中还能催生更多的“羊羔体”横空出世，它将以自以为是的价值迷失挂满国家主义的枝头，他可以“多想”见到领袖和明星，唯独不愿见到那些被逐出家园的自焚者，更不想对舟曲惨死的冤魂投上轻轻一瞥。约翰·密尔说，人们很可能并不需要诗人的恩惠，但都始终需要别人不伤害自己。这种“羊羔体”本不是诗人送给人们的精神恩惠，但他在对于国家主义的颂歌中，对于强势力量的赞美中，对于古典情绪无聊的重复中已经构成了对人们的情感伤害，他没有替个体的生命说话，只是把自己的道德选择全部溶入到文化机器中进行“诗歌春晚”。
比较起来，人们更热爱郭德纲的光明磊落和掷地有声，因为郭德纲的体制外生存坚守了自己的道德判断，维持了自己的话语力量。他与“羊羔体”审美客体的不合作是因为他知道艺术必须坚守阿伦特说的那道“界线”，所以他从不强调艺术的私人领域或其他借口而是从拒绝日常的恶开始。但是作为应该最具先锋意识、前卫姿态和颠覆力量的诗歌怎么在今天就沦落到如此地步？“羊羔体”的光鲜出炉更是以山水风光、田野乡情、明星想象、幸福意淫的伪诗歌美学代替了它自身应有的价值硬度和社会伦理诉求。从这种诗的精神本质上来看与王兆山的“幸福鬼”并无二致，对于“幸福”的“向往”并不是建立在对于当下的权利维护只能是一种明天的虚幻，像王兆山要让我们在人间悲惨地生存，只要有太阳照耀，死后就能成为幸福之鬼。什么是幸福？边沁说，幸福就是从焦虑和痛苦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脱，也就是应该享有基本的人的权利和自由。诗人之诗本不是限制他人幸福的手段或工具，而是开启人们心灵自由空间的钥匙，是在暴力丛生的现实语境中带来力量和勇气的精神风骨。从“羊羔体”的金光闪烁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由现实权力设置的任何诗歌奖项早已与真正的诗歌精神无关，最多是用人们的税赋组织的一种形象工程和现实利益各取所需的舞台表演，只能说明这种文学体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临界，但愿“羊羔体”是这种腐烂评选机制生产的最后一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