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罢工与欧洲高福利悖论

                          文：和静钧  来源：长江商报

    有攻打巴士底狱和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历史的法国，罢工和示威几乎是家常便饭的事，更何况法国一向包容民众和学生的抗议行为。不过，10月19日爆发的号称360万工人大罢工，却已经让萨科齐政府发出了“不能容忍”的警告，示威者封锁了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加油站，并试图封锁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一直扮演抗议先锋的法国学生，也因退休改革恶化其就业为由加入到工人示威队伍中，部分学生砸烂商店橱窗，局部演变成暴力骚乱。

     这场堪称近年来声势最浩大的示威，却冲着一桩在我们眼里只能算“鸡毛蒜皮”的事——退休年龄普延两年的改革计划。法国工人们已经从延迟领取退休金的“小变故”中，看到政府进一步削减属于他们的这样或那样福利的可能性。工人们确信，假如不在“头一桩”事上抗争到底，那么可能在下一波削减福利的改革中败下阵来。所以，把这场法国大罢工，视为欧洲高福利制度保卫战，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观察结论。

    欧洲高福利型社会模式，尤指以北欧为标志的“老欧洲”社会发展模式。不论谁是福利第一支付人，高福利的获得，往往是以高税收为前提，一旦税收不足以支持被供养人，国家就只得举债输入，当公共债务和政府财政赤字堆高到GDP的60%和4%警戒线时，国家往往会陷入主权信用危机。欧洲近段推出的财政紧缩和削减福利计划，也是对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回应。

    从福利制度的演变来看，欧洲是最早实践社会福利制度的地区，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起到关键的作用。福利制度的目的在于适度给中底阶层提供一定的福利保障，以缓解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驱动欧洲福利制度的内力来自于宗教慈善传统，富裕人士把一部分财富捐出来，通过制度性再分配形式，流入中低阶层手里，而外力则来自于风生水起的工人运动和不断壮大的工会组织。

    经历二战洗礼的欧洲，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等各类“子制度”，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出现在北欧和西欧。然而，这个制度也培养出一大批“懒人”。据德国媒体报道，一个无业者，靠德国政府每月汇来的生活救济金，可以长年居住在风景优美的美国佛罗里达海边，享受高雅生活。另一个更“高雅生活”的享受者，是服用伟哥，让福利承诺者保险公司慷慨埋单。

    去年6月，欧洲统计局以“欧洲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欧盟27国及挪威最新税收趋势年度研究报告。报告的数据揭示，欧盟税收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居高不下，平均比值差不多达到40%的高水平，相较于前两年，有大幅增加的趋势。报告不无遗憾地指出，“高税收和高福利模式未能使欧洲免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尽管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但它很快就扩散到欧洲，竟导致了同等比例的经济低迷。” 欧洲委员会警告称，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冲击证明，“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模式”并非最好的解决方案。

    然而，从高福利体制中“净身出户”，谈何容易。一旦有了福利依赖，削减福利必然引发广泛抗议。法国大罢工折射了欧洲高福利制度进退两难的处境，这给致力于“跑步进入”福利社会的国家有停歇下来先认真观察一下天下大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