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教授是我国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世界著名的系统工程专家。数十年来，钱老不仅在我国的国防及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系统理论、系统工程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对结合中国国情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及管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钱学森深知，创建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它的难度不在技术层面。困难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薄弱的工业基础设施，没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缺乏懂得现代国防尖端技术研究组织的管理人员等等。钱学森回国后看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被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全民族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前所未有的建设新中国的信念和决心，这是中国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之一。

　　在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数量众多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和生产单位，难以计数的研究、设计、研制和试验设备，数量巨大的研究与研制经费，要求严格、种类繁多的物质、器材，按照导弹、火箭和航天技术发展总目标的要求，协调一致地组织起来，有序地投入到这一工程系统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和生产过程中去，形成一个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实施计划，建立起一个高效有序的导弹火箭工程开发组织管理体系，是钱学森通盘思考、研究的大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延续到钱学森晚年所从事的国家科学技术、宏观经济的预测与管理，现代复杂工程系统的开发管理这一世界性难题中。

　　在创建我国导弹和火箭研究体系之初，钱学森就意识到：现代复杂工程系统的开发与传统工程研制有很大不同，必须建立具有宏观谋划指导与系统设计控制、管理职能的总体研究机构——这就是他提出的导弹研究院。

　　钱学森在组织实施我国导弹航天工程中，成功运用了“工程控制论”的方法，并研究、制定、验证、完善了一整套中国现代工程系统开发的技术过程。他在总结我国导弹与航天工程研制实践的总体工作经验时指出：“这样复杂的总体协调任务不可能靠几个人来完成，因为他们不可能精通整个系统所涉及的全部专业知识，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数量惊人的技术协调工作。这就要求以一种组织、一个集体来代替先前的单个指挥者，对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进行协调指挥。”这一现代工程技术“总体设计”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被逐步推广到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建制的建设中，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在从事火箭与喷气技术研究和中国导弹航天工程实践的近40年中，钱学森逐步跳出了控制论的局部，站在了整个系统研究的巅峰，开始形成有关发展系统科学的独特战略思想。

　　1978年，钱学森、许国志、王云寿在《文汇报》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该文是钱学森研究系统科学的第一篇论述，它从整体性、有序性和动态观点，考察和梳理了这个领域，把它整合为一个高度有序的知识系统，并思考了整个系统研究的体系问题，即分为：工程技术、科学理论和哲学三个层次，但没有上升到系统科学的高度。经一年的研究分析后，确定了系统工程的学科归属和指导它的科学理论，并正式采纳“系统科学”一词；同时阐述了系统科学在他所研究和确立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地位；构建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即：三个层次一个桥梁的框架，该框架对系统科学进一步发展有预测功能。系统科学是钱学森科学思想形成的第二个里程碑。

　　按照钱学森的观点，系统科学不是一门技术，而是由众多部门组成的一大类技术。系统科学的研究延续到钱老退出一线工作后十余年，他还在为创建“系统学”这门学科寄予厚望。

　　钱学森从事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研究的另一重大成果是，1990年在《自然》杂志第一期发表的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的重要文章《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将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对处理复杂系统所概括的“经验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的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进一步地加以提高和系统化，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并以系统论的观点，在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及地理系统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其实质是把各方面有关专家的知识及才能、各种类型的信息及数据与计算机的硬、软件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系统，为综合使用信息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按我国传统的说法，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达到对整体的认识，称之为“集大成”。实际上，“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技术”，就是要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统统集成起来，这就是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