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不同于季老。

　　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仍然划出了一道亮丽的光芒。

　　钱老向总理发出关于教育问题的提问，这绝非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教育问题。那是一个沉重的历史问题，那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那是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

　　钱老难道仅仅是在发问吗？钱老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科学家，若非经过缜密思考并已经得出结论，他会向一个大国总理发出如此严肃的提问吗？那麽钱老的结论是什麽呢？

　　笔者以为，钱老自己就是答案。钱老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为什麽不能产生我呢？与此同时，坐在病榻上的钱老将自己作为答案一并交给了总理。

　　科学最本质的精神在于创新。创新是需要颠覆传统的。颠覆传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广谱性地进行了“胆囊摘除手术”，大家都在传统中战战兢兢地生活，谈什麽创新。没有创新，万马齐喑，一个伟大的民族就会萎靡不振。钱老希望的是，百家争鸣，大师辈出啊！

　　诺贝尔奖得主高锟先生虽然腼腆温和，却是一个极富反叛精神的思考者，他竟然相信玻璃可以作为导体，他颠覆了传统学术中对于传导物质的认识。他成功了。如果，高锟这样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学者在中国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我们“睿智”的领导可以接受玻璃作为导体的逻辑吗？我们“急功”的领导会为高昆提供足够的条件和经费吗？七大姑和八大姨们会允许高锟玩玻璃导体的游戏吗？

　　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管理尚且如此。那麽，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就更加严重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反叛精神将直接冲击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领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问题了，而是沉重的铁桶问题了。一个习惯于铁桶思维的学者，有可能进行创新吗？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大批的弯弯绕学者。他们沿着铁桶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趴行着，说着毫无意义的车轱辘话。也就是毫无争议的废话。说废话的老师教授学生，学生继续说废话，废话就像烟尘一样弥漫了我们的生活。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孩子们，总是不能理解，我们一圈一圈绕来绕去的，到底要说些什麽呢？

　　一般人认为钱老是物理学家，就如同今天大多数人对于高锟的看法一样。其实，他们是了不起的哲学家。钱老尤其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的钱老，在生命弥留之际，向承载大国命运的领袖道出最后的善言，其意义自不待言。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是极富科学精神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造反有理。这可以说是对科学方法论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有着极高的境界、极远的视野、极阔的胸怀，他有胆量也有能力包容并控制剧烈的变革，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作为伟大的书法家，毛泽东更加喜爱动态的平衡，那才是生命的勃发，那才是美的最高境界。整齐地码放算子，的确可以达到超级稳定。不过，从哲学意义上讲，那意味着死亡，那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了。

　　钱老是伟大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深情地凝望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他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伟大的民族正在失去创造力。一个失去创造力的民族必将最后失去生命力。他是在呼唤我们，他在深情地呼唤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

　　很多人以为钱老在谈教育问题。实则不然。精通教育问题的钱老，一定懂得教育问题的根本在哪里？这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这其次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最后是一个经济问题。教育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有什麽样的需求就有什麽样供给。有什麽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有什麽样的教育。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钱老的深意。他为什麽不和教育部长谈教育问题，他为什麽要和总理谈教育问题。

　　当季羡林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竟然说出“真话不全说”这样“睿智”的语言，你就可以理解钱老提出的问题是何等的沉重！

　　很遗憾，对于钱老的提问，尚且没有正式的回答。当然，也不会有立即的改善。

　　一个使用“科学”一词频率最高的民族，理应严肃地回答一个科学家的认真提问。

　　笔者认为，要想回答钱老的提问，仅仅靠政治家是不够的。这需要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是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创新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创新是需要一些牺牲的。中国需要有一批破壁而出的人物。就让七大姑八大姨和弯弯绕们继续趴在锈蚀的桶壁上吧。

　　钱老了不起，不愧是大科学家。人走了，将问题高高地挂了出来。能够提出问题，这才是科学家最了不起的地方。然而，我们总不能让钱老的问题高高地挂在那里一百年吧？中国的政治家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谁如果能够解决钱老提出的问题，足以名留史册。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不会留下什麽思想或者理论的。他们留下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