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诞生的第一家个体户餐馆
整个90年代,我住美术馆一带,常去对面胡同里的悦宾菜馆小酌,模仿鲁迅住绍兴会馆时夜饮于广和居的风度。“悦宾”是北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个体餐馆,70年代末诞生,做的菜有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我是熟客,可老板并不知道我是个作家。我们纯粹是君子之交,或布衣之交。我写《北京的梦影星尘》一书,其中有一篇《寻找北京菜》,专门提到“悦宾“,此文又被《北京青年报》等不少报刊转载。确实给“悦宾”锦上添花了。譬如,出版人杨葵告诉我,他请刚从上海来的美女作家赵波吃饭,赵波恰巧刚买了我的书,点名要杨葵领她去“洪烛写到的悦宾菜馆”。还有一次,我在家中接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潘的电话,她当时主持《读书时间》节目,读书时读到我写“悦宾”的文章,一时兴起,就开车赶过来“一识庐山真面目”。她说已在“悦宾”点好菜了,问我是否有空陪她聊聊。瞧,我快成“三陪”了。朋友们一去“悦宾”,就会想到马路对面住着洪烛,就会约我过去一起坐坐。直到我搬家好几年后,偶尔还能接到类似的电话。受我影响而知道“悦宾”的这班京城男女文人,有的又为“悦宾”写过新的文章,譬如古清生的《北京:深藏不露的美食中心》:“去那里是诗人洪烛领引的,酒家看上去是一户人家,掀开门帘才发现别有洞天。我在‘悦宾’吃过道地的北京菜。据洪烛说,许多当红歌星都开着车来此处品饮……”
再去“悦宾”,老板从柜台里取出本书,说是一位慕名赶来的食客留给他的。他说最近老有新客人拿着本《北京的梦影星尘》来吃饭,他翻看到作者照片,才知道是我写的。老板很感谢,那顿饭一定要免单。其实,我都已经拿到书的版税了,还在乎这顿饭钱嘛。但老板的心意我还是领了。我也挺感谢“悦宾”的,不仅帮助我领略到老北京的滋味,还提供了一个好素材。
这些年,我边走边唱、边吃边写,倒是积累下一大堆美食散文。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开了《不散的筵席》专栏,在《深圳特区报》开了《闲话美食》专栏,在《南京日报》开了《洪烛谈吃》专栏,还在香港《大公报》、《齐鲁晚报》、《大河报》、《扬子晚报》等诸多报刊成系列地发表。部分旧作早先曾结集为《中国人的吃》,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又被日本青土社购买去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汉学家铃木博的评论:洪烛从诗人的角度介绍中国饮食,用优美的描述、充沛的情感使中国料理成为‘无国籍料理’。他对传统的食物正如对传统的文化一样,有超越时空的激情与想象力……正如日文版易名为《中国美味礼赞》,我是以赞美的态度来对待美食的。赞美故乡的美食,赞美异乡的美食,赞美祖国的美食,赞美属于全人类的美食。
《寻找北京菜》■ 洪烛
很难吃到正宗的北京菜了。甚至北京菜这个概念都很模糊。能够被人们想起的也只有满汉全席之类了,但那毕竟是旧时代的北京菜,对于今天而言接近于传奇。据说王公卿相大宴宾客,满汉全席包罗万象,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堪称最隆重豪华的礼遇。而乾隆皇帝下江南,一套完整的满汉全席包括三百种菜肴,纵然大多数都浅尝辄止,也足足吃了三天。仅仅如此想象一番,也会把人给噎住了:真是暴殄天物啊!满汉全席过于宫廷化了。我一直在想,平民化的北京菜该是什么滋味?或者说:那时候的百姓人家在吃些什么?估计也不全是腌菜窝头炸酱面吧。
我移居北京多年,对北京菜依然一知半解,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这些年来,川菜、粤菜、齐鲁菜、东北菜都分别红火过,最近又有上海本帮菜远道而来,令人刮目相看,但怪哉,即使在北京街头,也很难找到一两家以老北京菜自我标榜的餐馆。这是否应验了远香近臭的道理?或者是我孤陋寡闻?
有一次开会,京都报人何东发言,天马行空地由办杂志说到了开餐馆,都在于“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样才有回头客。他举了个例子:美术馆对面的胡同里有家专门卖北京菜的悦宾菜馆,门面朴素简陋,但菜做得实在地道;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北京的许多大款不爱去五星级饭店了(那里面的菜过于程式化),反而大老远开车去投奔“悦宾”,所以那里总是座无虚席,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名牌”……
那次会议讨论的什么,我全忘掉了。惟独记住了何东的一席话。尤其记住了“座无虚席”这个词,该算是对一家餐馆最好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形容了。
恰好数日后有朋友来访,我蓦然想到被何东津津乐道的“悦宾”。我的住所离美术馆只有半站地,便邀朋友步行前往。临街的胡同口挂有一幅灯牌,只简单地写有“悦宾”两字(就像真正的大明星的名片,不需要附注任何头衔)。拐进去几十步,才看见一幢低矮的平房餐馆,如不留神,简直与老北京民居无异。推开门才发现热闹非凡:狭小的空间密密匝匝地摆满餐桌,又坐满食客,没有单间,没有雅座,就这么直统统的一间大房子,墙上甚至连任何装饰物(譬如年画)都没有;厨房什么的在后院。老板亲自坐在墙脚摆凉菜的玻璃柜台后面,笑咪咪地记帐、抽烟,看大伙吃饭,局外人一样超脱。
我们是在过道上站着等别人退席才入座的。服务员递过菜谱,我读了一遍,相当一部分菜名很陌生。据服务员介绍这大多是该店的特色菜,手艺不外传,在其它店里吃不到的。我挑生僻的点了四菜一汤。那顿饭把我吃的,无话可说了。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在“悦宾”就餐的食谱,以及当时的口味。不妨简单描述一下。五丝桶,用肉丝、粉丝、葱丝等做馅,裹上鸡蛋皮成桶状,油煎得香脆焦熟,蘸甜面酱,挟小葱,包进巴掌大的薄饼里食用(类似于烤鸭的吃法)。扒白菜,将大白菜心切成条状,加油面筋烩制,极其爽朗。锅烧鸭,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只能顾名思义,这道菜别有一番滋味,只可意会,无以言传。惟独那道汤较平常:冬瓜丸子砂锅,但肉丸子细腻得简直入口即化,在舌头上还没来得及打个滚呢。
“悦宾”的功夫由此可见一斑,在“悦宾”吃饭不在乎形式,重在内容。老板和服务员话都不多,厨师更是永远躲在灶房里(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模样),完全靠端上来的一道道菜说服你。生意如此之好的餐馆,却连个像样的洗手间都没有,角落有一个带洗脸盆的自来水龙头,墙钉上挂两块漂白的毛巾,我甚至注意到皂盒里搁的不是香皂,而是普通老百姓洗衣服的那种黄肥皂。这是个最好的例子。虽属细节,却意味深长。听说老板的祖辈解放前就是开菜馆的,隐秘地传下不少绝活;和老板套话,他对此总是守口如瓶。虽然每天都食客盈门,老板的表情一向很平静,从未得意洋洋。他只觉得自己是开菜馆的。纵然名声在外,并没有什么趁势将菜馆扩建的打算。开这么一间烟熏火燎的小铺子,他已经很满足。
在这么一间烟熏火燎的小铺子里,不乏西装革履、腰缠万贯的客人。我经常还碰见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估计刚从美术馆看完画出来)。他们也有缘品尝到正宗的北京菜,品尝到老北京的滋味。我和“悦宾”同样是有缘份的:它毕竟离我的住所只有半站路,步行十分钟就可一饱口福。每有朋友来访,我习惯了领他们见识“悦宾”,同时不厌其烦地把何东的话重复一遍。不像是去吃饭,倒像参观什么名胜。
“悦宾”也怪,门上用红漆写着打烊时间:每晚八点。我有几次去得稍晚点,老板总一脸歉意地说“已封火了”。一开始我没注意,后来才明白过来:北京土话的所谓“封火”就是封炉子,封了炉子自然无法再炒菜了。我这才知道“悦宾”炒菜不是用煤气罐,而是用烧煤饼的灶或烧蜂窝煤的炉子。社会已发展到甚至连家庭都普遍使用煤气的地步,“悦宾”作为一家餐馆却坚持烧煤炉,是否太落后于时代了?
或许这正是“悦宾”的魅力之所在:故意比时代慢半个节拍。或许,正宗的老北京菜就是要在煤炉上烧,才能获得那最地道的滋味(无论对于厨师抑或食客而言)。正如茶道最讲究的除了茶叶之外就是水,历代《茶经》里都注明泉水最佳,井水次之,万不得已才用江河水(更别提现代工业社会漂白粉味的自来水了)。甚至还有以陶钵承接从天而降的雨水雪水抑或芭蕉叶上凝聚的点滴露水在红泥小火炉上烹煮沏菜的痴迷者。这是否和“悦宾”坚持用煤炉炒菜属于同样的情况?
当然,或许这一切,都仅仅出于某种心理感觉,或心理作用。
每次走出“悦宾”,我总想写一篇文章,但迟迟未动笔:怕被误解为替人做广告。实际上我在“悦宾”未像孔乙己那样赊过账,并不欠老板的人情。更为犹豫的原因是能否把这篇文章写好,否则太辜负这家平民餐馆里令人念念不忘的老北京菜的滋味了。本文里的溢美之辞,完全因为美食引起。“悦宾”因为有美食才有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