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经济学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这一点已经是没有任何疑问了。但是，这两个名称不同的学科长期以来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并且各自都在努力拓疆扩土，都表现地霸气十足并相互轻蔑。

经济学说史认为经济学脱胎于政治学。这个论断的可信度还是非常之高的。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开始长期就被名之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字是恰当的，现在也有很多人愿意这样称呼它，至少反映了经济学与政治的关系。现实是，两门学科融合的区域（用数学术语讲大概应该说是“交集”）似乎要远远大于各自独立的区域。

那么，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个可以敲定的边界划分？

“经济学”的命名者亚里士多德赋予oknomia的词根涵义就是“追求社会公平”。然而，这早已不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目标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目标是“效率”，而且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方面学界高度一致的普遍共识是公平与效率难以两全齐美。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作者一直反对经济学家把学术霸权伸向政治领域，提出“宏观经济就是政治“的论点。也就是说，经济学实际上只有微观，没有宏观。这样一来，经济学的领地就被极大地压缩了，剩下的微观领域因为有一个”理性人“的前提在那里，其实也没有多少搞头儿了。

那么，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集”的内涵是什么呢？两者的分界线又该如何划定？

政治学与经济学“交集”里的共同内涵就在于，两者都是研究”利益“问题的，即两门学科都是关于“利益”的学科。而分界线在于，两者关注的利益的对象不同——政治学关注的是公共的、大众的利益，而经济学关注的是私人的部门的利益。

政治家考虑公众利益，其具体目标是“利益均衡化“。所以，政治家是搞平衡游戏的，他们设法在大众之间、部门之间寻找一个利益的均衡点；而经济学家研究私人利益，其目标（实为私有者自己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家则是要寻找出私人部门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和行为规律。

如果把利益形象地比作为一块大蛋糕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平均化与最大化之间是一对矛盾。是利益均衡化还是利益最大化，或者说，是考虑公众利益还是考虑私人利益，这就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界线。

平衡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平”问题，考虑利益公平化问题，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公”上；而最大化问题可归为“效率”问题。考虑利益最大化问题，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私”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业已认识到，凡是“公平“问题，应该交由政治家们用投票箱去解决，而效率问题则应该交给市场自行解决（注意：不是交给经济学家去解决。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经济学家什么事情了）。

有人说，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这里完全忽略了选择什么如何选择的问题。“选择”可以分为两种：政治的选择和市场的选择。如果是要选择一个社会利益的平衡点，选择一个制度方案看它是否有利于利益平衡这个原则，那么这是政治选择，用的方法是投票箱；如果是要选择利益最大化，选择一个方案是否有利于利益最大化，则是个人自主的问题，不需要其他人和经济学家指手画脚，这是市场选择。

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那是对政治家们讲的，教导政治家要去平衡公众利益，寻找社会和谐点。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就是”经国济民“的，那要么是忽悠，要么是自我膨胀迷失，要么是霸权习惯。

之前本人有帖子说道，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两个政治因子，一个是利率，一个是税率。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这两个因子的确立过程中的决策机制和出发点都不是市场机制。利率的确定，考虑的依据就是要在经济整体的发展速度上取得一个平衡点，是“平衡”原则；税率的确定原则更是如此，要讲究税负公平，立项合理，税收的目标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里的民是“民众”，不是个人。税收用于转移支付的过程，也是搞利益平衡的。这一点在东西方不同的所有制社会都一样，没有人敢说税收是为了私利的。以税收为支出来源的财政的运行原则也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尽管自凯恩斯以后“有扩张性财政”“赤字财政”之说）。

凯恩斯被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其实不如说凯恩斯是集经济学霸权大成的人物。凯恩斯实质上是一个熟悉经济学并善于用经济学术语讲话的政治家。

之前也有帖说过，西方的政治是为了经济的政治，中国的经济是为了政治的经济。也就是说，西方政府是以政府名义和权利图谋私人部门（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而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目标是共同富裕，是为了利益平衡的。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而不是现实，现实是西方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利益最大化过程的发展稳定性问题，即不得不考虑全社会的利益均衡问题；而现代中国政府的运作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一体化，政府公司化，国与民争利的现象，而一旦出现这些现象，就意味着社会平衡的目标开始被私人利益最大化目标所替代。

把利益平均化等价于的“公平”，把利益最大化的等价于“效率”，这种做法现在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在“公平”与“效率”的概念界定上也不是众望所归的一致，所以，已经不能简单地以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来作为区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判据了。

以往的主流经济学是以是否利益最大化来界定效率高低的，但是，以帕雷图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却是以公平程度，即是否利益均衡化来界定效率高低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才叫高效率，即公平是最高的效率。当然这种帕雷图最优的效率概念也有其道理，因为只有大众竞相参与的社会机制才谈得上效率，而社会的不公平恰恰会导致大众缺乏参与的积极性。

福利，考虑的当然是公众的问题，是公众利益平衡的问题；而经济是私有者之间的交换行为，考虑的是私人利益最大化问题。福利经济学以一个“合理的悖论”的形态出现在经济学历史上，让经济学独立于政治学而变成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更加渺茫了。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也是将公平与效率合二为一考虑问题的。作者把公平界定为自愿，因为自愿而公平，这样一来，因为交换是双方自愿参与而被看做是公平的，同时也因对双方都有好处而被视为“有效率”。这种公平和效率概念都不支持以公平和效率来区分政治和经济的思路。

所以，区分一个学科或观点的性质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还是要以利益均衡化和利益最大化所联系的人群对象来考虑，即以“公”或“私”这种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区别为好。

故而，规范地说，政治家是为公的，所以有“公务员”之称；而经济学家是考虑私利问题的。（不过实证地说，政治家往往假公济私，而经济学家更乐意标榜经国济民的公心）。

既然经济学脱胎于政治学，而且都是研究“利益”问题的，那么完全要求两者你清我楚分道扬镳当然不现实，而且学科融合是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不过研究者不应该把融合借鉴与学术霸权混为一谈，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执意要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划条界限法，会导致那些惯于用经济学之名推行政治主张的人的反对，因为这样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