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世纪的中华帝国

W. L. 贝尔斯著，王纪卿译

（作者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5、帝国军队

    当太平天国崛起时，在中华帝国通行的军事体制本质上还是康熙大帝（1655－1723）所创立的那一套。它在当时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创举，在康熙及其孙儿乾隆这样的皇帝治下能够顺利地运作。但是到了1850年，它就像一架设计不够精密的时钟，缺少了主发条和一些细小却必不可少的零件。它的首要设计目标是保卫朝廷，防止各省的官员联起手来。它只要求对皇帝的意志负责。虽然它被设计为防卫性的武力，但康熙和乾隆都曾成功地将它用作进攻性的工具，因为这两位皇帝都不是凡人。乾隆以后，这支武装处于静态，没有增添或引进新的装备，训练缺乏，纪律松散，勇武精神也未培养。而真正的危机就在此时发生。首先在1839年反抗外敌，又在1850年开始内战，大约18支汉人部队和无数满人部队起来保卫国家，但它们都未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康熙的这份杰作只剩下一个还能辨认的特点，那就是完全缺乏整合力。康熙确实达到了目的，但他无疑做梦也想不到会落得如此局面，因为不仅汉人部队丧失了整合力，而且满人部队也是同样糟糕，甚至更糟。

    帝国的军事组织中存在两类不同的军队，一类是满人部队，组成各旗，通常被称为“旗人”，它是帝国军事力量的脊梁骨；另一类是“绿营部队”，是全汉人的武装。满人部队主要是大清创立者努尔哈赤（1559－1626）缔造的。当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认识到他们的人数与汉人相比悬殊太大，为了维护他们的支配地位，决定让满人成为军人阶级，由国家供养，只须提供军事服务，劝阻他们与汉人通婚或与汉人进行经济竞争。虽然他们不全是现役军人，但所有到了兵役年龄的男性，都要能够随时应征入伍。这意味着满人除了当兵什么都不用做，这种体制把这些骄傲好战的满人身上的武士精神消耗殆尽。当巨大的危机到来时，当皇室的命运岌岌可危，他们才发现，维护王朝的使命无法由旗人的军事力量来完成，只能依靠比努尔哈赤早存在将近两千年的道德力量，维系这种力量的是一个大不相同的社会群体——汉人文官。

满人的策略是将旗人集结在京畿一带，而将一些小部队分布到帝国各处。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分配到各省的满人部队数量不多，分布在战略要点担任警戒。大约在1825年前后，他们的人数和分布状况如下：^①

    ①  总数和分布地点取自黑尔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3页。

    地区                 官兵人数      后备部队及其他人员     总计

    北京                 139,412       34,232                 173,644

    其他省份              50,892        9,099                  59,991

    满洲                  42,436        2,706                  45,142

    新疆南部和中部        13,865          632                  14,497

 

    总计                 246,605       46,669                 293,274

 

    大致而言，3/5的旗人部署在首都所在的直隶省，1/5驻扎在其他省份。除了云贵以外，

    所有总督驻节地都有一支满人卫戍部队。广西、湖南、江西与安徽没有满人卫戍部队。长江沿岸、运河沿岸和海岸线上的一些地方驻扎了满人卫戍部队。总督驻地的鞑靼将军位居总督之上，直接听命于北京，但他只有军事职权，而且只能指挥满洲旗人。

    汉人部队，或称“绿营”，是一支志愿军，军官中既有汉人也有满人，以汉人为主，分布在18个行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支国军，因为它的总管是北京的兵部，但实际上它是18行省的部队。每个省的绿营都由该省的藩库供养，在各个方面都独立于其他省份的部队。每个省的总司令叫做“提督”，与巡抚平级，但在设立了总督的省份，他要听命于总督。于是总督与鞑靼将军、巡抚与提督各司其权，如此安排有利于防止高官们结党反对朝廷。巡抚对提督有一定程度的制约权，因为他要为部队提供给养。在实际的指挥中，总督和巡抚只能直接控制他们的卫队，即所谓的“标兵”，人数很少超过5千。汉人部队分布在全省各地，几乎每县都有若干。提督的下一级军官叫做“总兵”，级别相当于道员。这种部队的性能更像武装警察，而不像军事组织。用它处理小的社会治安问题会有些作用，但要用它镇压暴动，指望就会落空。

    1850年汉人部队的人数和分布如下。^①

    ②  黑尔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1-12页。

    省份     警备区    营地     骑兵        步兵        卫戍部队     总计

    直隶     10        138      12,829      12,049      24,311       49,108

    山西      3         53       4,496       7,469      13,668       25,633

    山东      5         41       3,572       2,087      19,217       24,876

    河南      3         35       2,563                  11,033       13,596

    江苏      8

    安徽      2         89       4,126      10,433      31,251       45,810

    江西      3         38         982       2,010       7,787       10,779

    浙江      7         62       2,196      10,791      23,572       36,739

    福建     11         78       3,786      24,869      32,780       61,435

    广东     11         95       2,183      22,108      42,616       66,907

    广西      4         47       1,505       8,222      12,805       22,532

    四川      7         79       4,036      11,511      18,289       33,836

    湖北      5         42       2,572       5,218      14,262       22,052

    湖南      4         53       2,262       7,065      16,477       25,804

    陕西      7         92      12,390      17,589      12,085       42,065

    甘肃      9        116      22,493      23,358      10,829       56,680

    云南      9         53       2,538      17,229      15,477       35,244

    贵州      6         67       2,571      12,807      29,765       45,143

 

    总计   114       1,178      87,100     194,815     336,404      618,319

 

    这些数字就是汉人部队的武装力量，然而众所周知，实际人数几乎总是少于发放军饷的人数。在小城镇上当兵的通常是本地人，而城市里面吃兵粮的人，往往来自本省其他地方，不少是有问题的人物。

    当紧急事态出现时，通常会匆忙增召兵员，甚至超过额定人数。招兵时选择很小，常常把歹徒和坏人招收入伍。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军营，但士兵们仍然住在家里，只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回营。他们未曾接受实际的训练，装备窳劣，毫无士气。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朝廷试图动员汉人部队，组建了相当多的队伍。当士兵们听说要离乡背井，往往感到绝望，不少人哭了起来，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战场。在保卫围城的战斗中，有些士兵表现不错，但更多的士兵在造反军队到来之前就逃跑了。朝廷发现，从不同的省份集结部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大家不愿合作。军官们为妒忌心所支配。有人打了胜仗，其他军官就会嫉恨他。如果打了败仗，其他军官就会大肆嘲笑，见死不救。文官和武官也在窝里斗个不停。当太平军横扫中国大地时，除了满洲旗人以外，很难找到一支比绿营更腐败的军队。

    当太平军抵达长江时，满清军事形势的无望完全显露出来。皇帝不得不赶紧依仗一度勇往无前的旗人，在较小的程度上依靠绿营。但他发现，虽然帝国的军队花名册上有100万士兵，却根本无力回天。如果说，帝国的军人们有牢骚，失去了忠心，或者被造反派策反了，那么这种状况还好理解。但情况并非如此。汉人部队的一些士兵在完全脱离组织流散乡间的时候的确加入了造反行列，但旗人没有这种情况。造反者对满人见一个杀一个。这支军队曾在乾隆指挥下把天子的势力推广到更为广阔的疆域和更为众多的人口，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做到的都要多，如今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堕落到了软弱无力的悲惨境地。

    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刻，一些汉人文官填补了空缺。他们建立起一支新式的军队，没有得到正规军的多大帮助，独力拯救了满清王朝。这支新军叫做“湘军”，也可以说是湖南军队。后来又有另一支军队问世，叫做“淮军”，或称安徽军队，由李鸿章指挥。湘军和淮军是向现代中国军队发展的第一步。

湘军的创始者是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江忠源指挥的一支由两千名志愿兵组成的部队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使曾国藩受到了启发。由于左宗棠是因湘军而成名，这里应该较为详细地介绍这支军队的组织结构与武器装备。^①

    ① 此处关于湘军的资料取材于《湘军志》，第20卷，第1－8页。

    湘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1个营有5名营官和500名士兵。营下面有4个哨，1哨可以看作1个连；再往下就是队，也就是班；还有一支卫队，也分为若干班。各级组织和每一级的人数如下：

    营官（营长）1名                   

        亲长（高级军士，营长卫士）3名

        什长（军士，营长卫士）3名

        亲兵（营长卫士）60名

        火勇（炊事兵，营长卫士）6名

    哨官（连长）4名

    哨长（副连长）4名                               

    护勇（传令兵，通讯兵，每哨5名）20名

    什长（军士，每哨8名）32名

    正勇（士兵，每哨84名）336名

    火勇（炊事兵，每哨9名）36名

    军官总计5名，士卒总计500名

    1个队或1个班通常由1名军士、10名士兵和1名炊事兵组成。1个哨或1个连由1名军官和107名士卒组成，装备如下：

    亲兵（营长卫队）

        两个队配备抬炮（轻型臼炮），每队1门，共24人。

        1个队配备抬枪（火绳枪），共12人。

        3个队一半装备刀剑，另一半装备长矛，共36人。

    以上合计72人。

    哨（连）

        两个队装备小枪，每队6枝，两人合用1枝。共28人。

        两个队装备抬枪。共24人。

        4个队一半装备刀剑，另一半装备长矛。共40人。

        传令兵和炊事兵共6人。

        副哨长1人。

    以上合计107人。

    4哨共428人。

    1营总计500人。

    这样看来，1个营的武器装备包括2门轻型臼炮，48枝小枪，90枝火绳枪，95把刀剑，95枝长矛。这是理论数字。实际上湘军的装备凡是能用的都会用上。在这些武器当中，一般认为小枪是英国人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使用最有效的武器。这是一种老式的大口径散弹短枪，重约20磅，防守时架在一个旋转支座上，野战时架在人的肩膀上。它能充填一把子弹或弹丸，近距离射击是致命的武器。太平军在清政府进入市场之前的若干年内曾向外国军队大批购买这种武器。他们在1857年和1860年取得的重大胜利，多半是由于优越的装备。1860年清政府开始采购外国制造的武器，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禁止向造反军队出售军武。到了1864年，湘军的每个营都有几队装备了改良武器，取名“洋枪队”，也就是装备了外国来复枪的班。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长江流域没有动物牵引或承载的运输。在无法使用船舶的地方，男人成为弹药、辎重等军用物资的载运者。每个营都配备了搬运夫即长夫，人数如下：

    营属普通长夫78名。

    抬炮队每队3名，共计6名。

    小枪队每队3名，共计24名。

    其余各队每队2名，共计56名。

    哨长每人4名，共计16名。

    总计180名。

    长夫和战斗部队一样享有军籍，战斗部队的死伤缺员通常由他们来顶替。有证据表明，当长夫成为士兵时，他们空出的位置往往由当地的长夫来填补，而这些人以后又会成为战斗兵。到了战争末期，湘军有很多兵员并非湖南人。事实上，可以断言左宗棠收纳了许多投降的太平军官兵来补充缺额，后来当他在甘肃和新疆镇压回民造反时，有数百名士兵是从前的太平军。通常认为一个完整的营有500人，其实一个整营的总人数为688人，其中包括5名军官，2名书记员，1名军法官，500名士兵，以及180名长夫。

    在营以上没有固定的军事单位，但是2到10个营可以由一名“统领”来指挥，这个职务可以翻译为美国的“准将”，他们通常指挥一个旅的兵力。两个以上统领指挥的部队，可以从属于一位“大帅”，这个职务相当于美国的将军，他所指挥的部队成为一“军”。征兵体制并非纯粹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上。皇帝任命某人组织一个军，规定了编成多少营。于是他就成了大帅。他从自己的朋友们当中选出一些人来当统领，这些人又去挑选他们自己的营官，营官们又任命自己的哨长并主持征兵。只有来自乡村的农夫才会被接收入伍。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以及为衙门当过差的人都被挡在营门之外。于是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个营的士兵，都是来自若干相邻的村庄，大家彼此认识。营就成了一个家长制的组织，营官是“父亲”，哨官类似于他的弟弟，士兵就成了“儿子”。每个人入伍都要由他村庄里的某个人担保。新兵入伍的条件是：农夫，年轻，健康，机灵，在村子里拥有好名声。每营都有一本花名册，登记了每个士兵的姓名，他父母的姓名，兄弟的姓名，如果他已结婚生子的话，还会登记他妻儿的姓名。登记册上每个士兵的姓名旁边还有他的拇指印。

    湘军的薪饷是无所不包的。政府提供作战时穿的制服，但没有军礼服。服装，食物，鞋子，药品，等等，都包括在薪饷之内。营官每月收入50两银子，另有150两银子用于雇用书记员、支付医疗费、购置服装和军旗等等。全营的经费也归他接纳。按日薪计算，以30天为1月，那么每月的经费分配如下：

    哨官：9两

    副哨长或“副官”：6两

    军士：4.8两

    卫士：4.5两

    士兵：4.2两

    炊事兵：3.3两

    长夫：3两

    一个全额营以30天为1月计算的薪饷总额为2892.2两银子，包括营官的薪饷在内。薪饷一般拖欠几个月支付。收到经费以后，要支付必要的开销，而不论如何忠诚的营官，都会把节余的钱截留下来，因为他无法确定下一个支付日何时到来。结果是，士兵经常拿不到薪水，而且从来无法当月领到。阵亡士兵的家属可以领到一笔抚恤金，对于永久的伤残也有少量赡养费支付。士兵的阵亡抚恤金为30两银子，尽管其他薪酬都会拖欠，但这种抚恤金却总是及时支付。伤残金却没有如此的保障。

    部队通常每天行军10至13英里，急行军为每天20英里。扎营时不论时间长短，都会挖一道外濠来保护营垒，壕沟深10英尺，宽8英尺，底部较顶部稍宽；壕沟内侧筑一道墙，高8英尺，宽10英尺；在这道墙内再挖一道内濠，尺寸比外濠减半；再筑一道内墙，尺寸比外墙减半。士兵住在内墙之内。在无事的时候，每营白天有50人担任警戒，有敌情时哨兵人数加倍。哨兵分为每两小时一班，口令在午夜更换。通向营垒的所有道路都设置了障碍。在距离营门大约100码处会建立一个商贸点，乡下人和商贩聚集在这里跟部队做生意。湘军的一些制度是不无趣味的。军营附近不许吸食和买卖鸦片；禁止赌博；禁止大声喧哗；妇女不许进入军营，在任何地点侵犯妇女都是大罪；严禁士兵散布谣言或议论超自然现象；不许士兵在没有军官参与的情况下开会，也不许他们加入秘密结社或信奉怪异的宗教；禁止士兵穿着奇装异服和色彩明丽的服装。

    据说曾国藩起初颇为怀疑这些农民士兵的勇气，因为中国人通常不会把士气和泥脚腿子联系起来。然而他们战斗得很勇敢，离家越远，士气越高昂。曾国藩从来没有机会为湘军的勇气而自责。湘军很快就威名远扬，湖南人为他们的军队大感自豪。湘军继续征兵时，据说会有10个志愿者来应征1个空缺。曾国藩的办法是对高级军官灌输长篇大论，大谈忠君爱国，这些训导会一直传达给士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没见识过他们那个县以外的世界。逐渐地，他们获得了以前未曾梦到过的观念，自尊心大大提高，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士气萌发，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成为一支军队。

    湘军的总人数是很难估算出来的，因为湘军这个番号比其中的每一个湖南人都要活得长。据说湘军在1856年有6万官兵，在那时也许他们全是湖南人。后来在镇压太平军的征战中，许多省份的部队都进行了重组，与湘军联合起来。李鸿章在与曾国藩密切合作几年之后，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建立了淮军。在湖南省内，整个内战期间保留了大量兵力防卫本省。很难说在任何一个时期，在省外当兵的湖南人的总数是否超过了12万人。最重要的因素是湘军的存在，而不是它的兵员数量。在许多年内，湘军在整个帝国一直是对抗造反军队的惟一焦点。没有湘军，或者说没有一支类似湘军的军队，那么毫无疑问，太平军一定会把清朝推翻。在太平军的猛攻之下，两个序列的朝廷正规军犹如风中的稻草。在湘军这支新军之中，就像在任何残酷的战争中一样，机会对优秀人材敞开了大门，他们得到了逐步的提升。不少来自湖南乡村的士兵获得了声望。若干几乎一字不识的人在这块无比看重学术的国土上当上了将军。

    在过去，中国人通常并不十分注重战争的艺术。这绝不是说他们拥有悠久的和平历史，也绝不是说他们不爱争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和全球其他任何部分一样，同样有过许多战争。自从孔夫子那时候起，公众舆论的呼声就在抗议尚武的勋业。中国杰出的诗人很少讴歌武力和军人。尽管有这样一种潮流，中国人仍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进行了频繁、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某些国家。中国人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战争文献。或许现存最古老的有关战争艺术的论述就是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的《孙子兵法》，如今在全中国的数百家书肆中都能买到。另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是著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吴子兵法》。这两部著作成为后世直到今天这一代人的典范。^①它们至今也没有失效，这两位古代大师强调的一些观点，在

    ① 见E. F. 卡尔特洛普的著作《兵书》，其中对这两部经典做了精彩的翻译。作者为皇家野战炮队上尉。

今天仍然跟2500年以前一样具有生命力。即便在战争这样一个变化万千的领域里，也极少发生本质的变化。在过去的那许多世纪里，还有许多人撰写兵法著作，因此中国并不缺乏军事教材。然而，对于军事原理的研究，不如权术的研究那么热门，尽管二者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众所周知，直到法兰西共和国与帝国交战的初期为止，中文的兵法文献堪与其他任一文种的兵法文献比肩。

    19世纪军事力量的巨大进步把中国人远远甩在后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事行动的技术条件飞跃进步，压倒了战争中处理人为因素的技巧所取得的任何显著的改善。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首次军事交手中表现得那么可悲，致使许多人得出笼统的结论，认为中国人不会打仗。在中国海岸线上发生的考验中国人的那几次战争，正好发生在中国军力衰落的时期，于是人们基于这些经验形成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判断，而这些结论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得到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