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北京西城的足迹

                                          舒 乙

老舍先生生于北京西城。他是满族正红旗人。按规定，正红旗下的满人必须住在西直门至阜成门一带。老舍先生的诞生地是新街口南大街东侧的小杨家胡同8号。这里离护国寺很近，由小杨家胡同的“颈、胸、腰、肚”一路走去，可达护国寺的西廊下。小杨家胡同的北侧是大杨家胡同和名字很好听的“百花深处”胡同。

小杨家胡同原来叫“小羊圈”胡同。它和附近的其它胡同都被老舍先生多次详尽地写进了他的小说和散文。这样的小说共有三部：一九三七年的未完自传体长篇小说《小人物自述》、一九四四年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上部《惶惑》和一九六二年的未完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未完的小说虽然未完，但对小羊圈胡同却都像《四世同堂》里一样，描写得很详细，甚至按描写复原一个真实的“小羊圈”和他本人的故居都绰绰有余。正像他所说，童年的记忆总是亲切的，不论多么平凡，大凡亲切的东西，写下来都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老舍先生的童年、少年、青年正是在北京西城度过的。北京的西城，特别是西北角，西直门、阜成门一带，是他的摇篮，日后催生了许多精彩的作品。

老舍文学的一大特点是爱以真实的地点作为作品的地理背景。人物是杜撰的，故事情节是虚拟的，但地理背景却是真实的，都能在地图上和实地里找着。这种写法，对凡是到过那里的读者，读起来会感到格外亲切；对没有到过那里的读者，也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甚至会产生一种日后要去实地探访一下的冲动。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真实细节的魅力。想当年，上世纪二十年代，老舍先生在英国伦敦创作长篇小说《二马》时也是采用这种办法，以至《小说月报》的主编 郑振铎先生接到来稿在预告《二马》连载时，特别强调了凡是到过伦敦的人都会在读《二马》时因里面出现的大量伦敦地名而倍感亲切。伦敦仿佛是立起来了，成了活的。

北京西城在老舍笔下也是活的，由纸上活生生地站在读者的面前。

老舍先生在北京西城的足迹大体分为三类：一故居、二学校、三工作地点。他在二十五岁到英国之前，尤其是在师范毕业之前，即十九岁之前，基本上没离开过北京西城。

他在小羊圈胡同住到十三岁，这里既是他的诞生地，又是他度过童少年的地方。小杨家胡同八号这所小院目前还存在，大体的结构也还没变，是难得的一处纪念地。可惜，它并没有被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因是在同一座城市里对同一个人物只能有一处纪念地被保护，而老舍先生在北京已有一处，即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北京老舍纪念馆”。然而，从文物的角度看，“小羊圈”的价值实在是不比丰富胡同十九号差。前者一是老舍诞生地，二是三次进入了老舍小说。像这样的地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能保留下来是有多层的纪念意义的。也正由于一直没有合法的保护地位，它的命运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拆掉，永远地消失掉，即或是勉强存在，也是说变就变。前不久，我去重访，便发现了一桩惨事：院里那株比老舍先生年龄还长的老枣树，本来活得好好地，甚至还在结枣，竟然被齐根锯掉，地下留下仅有两寸高的比脸盆还粗的大树桩。此前，小羊圈胡同“葫芦胸”里的两株大槐树也被齐根砍掉，留在地面上的树桩直径足有半米多。这两株大槐树上垂丝而下的槐虫，小孩子叫它们为“吊死鬼”，曾是贫穷的幼年老舍的活玩艺。

故居的格局本来就不正规，不是正规的四合院、三合院，祖父卖下来的时候，由于经济上不富裕，本身就是一座东西长而南北窄的小院，按老舍先生的说法，颇像甲板上的船仓走廊。现在，由于受不到保护，住户可以任意改造它，加之，人口骤增，一下子住进去七、八家，院里盖滿了临建的小屋，“船仓走廊”逐变成了可怜的“一线天”，院子的宽度勉强只能允许走过去一个人。唐山地震后，除了房屋结构骨架没动之外，灰砖灰瓦也变成了红砖和水泥瓦，整个小院真正是面目全非了。老舍诞生于北屋正房的东间。现在屋外盖了小厨房，从外面看，这个东间全然不见，被挡得很严实，让探访者颇感沮丧。穷困，破败本来是老舍童年时自家住宅的主要特征，这并不要紧，因为那是时代和出身决定了的。老舍先生出生寒苦，一岁丧父，跟寡母长大，十二岁时清王朝被革命推翻，满族人整体都走了下坡路。要紧的是这种有人文价值的故居不能过多改动。过多的改动就失去了原生态的真实，故居也就名存实亡了。目前的状态，恰好反映了老舍诞生地的尴尬处境：要么得到妥善保护，要么被飞快进步的社会所淘汰。

小院原有房屋九间，北屋三间正房，两间耳房，由父母和老舍及兄妹居住，东屋两间，由其姑母居住，南屋两间，是储藏室。在《四世同堂》里，此院，门牌五号，住着祁老人一家四代，长孙瑞宣住北屋东间，次孙瑞丰住北屋西间，祁老人本人住西耳房，幼孙瑞全住东耳房。儿子天佑夫妻带着小顺住南屋，东屋是厨房，东北角是厕所。冠晓荷、大赤包夫妻和钱诗人是“葫芦胸”里的正南侧的两家邻居，一号是钱诗人，三号是冠家，祁家北边的邻居差不多都是杂院,紧邻六号住三家：丁约翰住北屋，北屋耳房住刘棚匠，东屋住小文夫妇。再过去的北邻院七号住七、八家。“葫芦胸”北侧也有两个院子，西边二号住李四爷，东边四号住剃头匠孙七、拉车的小崔和马老寡妇及她的外孙子长顺。后来当了汉奸的牛教授住在“葫芦肚”里。

瞧，现实中的老胡同、老房子，日后都成了作者笔下小说中各色人等的住地，分配得极为恰当和周密。老舍先生1944年在重庆北碚开始写《四世同堂》时专门画了胡同和院落的草图，写了人物的关系表，作为创作的备忘录。此时，距离他最后离开那所小院子已经过了三十二年，一切全凭记忆!

和老舍先生有关的西城学校一共有五所：一是正觉胡同的正觉寺，这是他上私塾的地方，此寺遗址尚存，是区级文保单位；二是西直门内高等及初级小学堂，在今西直门教堂旁边，已拆除；三是京师第十三小学，老舍在这里念到小学毕业，今在其遗址上盖起了西城区电大和职工业余学校；四是北京三中，在祖家街，老舍只在此念了一学期便考上了北师；五是北京师范学校，先在西城丰盛胡同，后在平安大道儿童中心东南侧，后者今已全部拆除，老舍先生在北师前后念了五年，于1918年毕业。

和老舍先生有关的西城工作单位共有四处：一是刘寿绵先生开办的贫儿学校，当时在西直门大街东端北侧，老舍先生曾帮助刘先生兴办慈善事业，并和刘家大女儿一同在贫儿学校当义务教员，原址今不存；二是京师儿童图书馆，21岁病后曾在此居住，在西直门内大街东端南侧，尚存，已变为居民院；三是缸瓦市基督教堂，今尚存，老舍在其前院主持过“主日学”，受过洗礼，入教后主持起草教堂改良章程，主张通过宗教进行社会改革，并曾在教堂办的铭贤小学工作和居住；四是在教育会当文书，在今北长街小学院内。

老舍先生在北京西城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熟悉了那里的风土人情，掌握了北京轻快风趣的语言，顽强地挣扎了出来，这些都为日后成为以写北京为己任的作家打下了结实的基础，就像那长在老北京城城墙砖縫中的枣树，别具一格，令人感动和敬佩。

不过，话说回来，一座小小的，一点也不起眼的旧居，竟能引领出那么多文学名著，恐怕在全世界也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