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才流失的深远阴谋
关键词：人才流失 间谍战 人才战争 酸葡萄心理 格式化
先看几组数据：
《人才战争》一书的作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表示。前几年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基本上也能反映现在的情况。”更有数据表明，不光放弃高考赴海外读书的高中生明显增多，办理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也比往年增加了两到三成。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此前一篇报道称，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不包括公私出国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其中公派留学生为6万多人，目前共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正在海外就读。那么，就这个数字来说，我国留学人员流失比例达到了近50%。
“这几年留学人数激增，今年有可能突破30万人。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居世界之最。目前，我估计留学生累积总数达到了150万人。”王辉耀不无担心，“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
有关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有2/3留学生归国效劳，1/3留学生滞留国外，回归与滞留人数比为2：1是正常的，而中国的情况却呈现1：3的倒比。
王辉耀说，“一旦留学生不回国，此前在学生身上的教育投入就无法收回，以每人为外国每年贡献2万美元计算，中国仅留学一项就为国外贡献100亿美元外汇。”
美国前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半个世纪之前说：科学家是高地，科学家是未来，科学家是长期的回报。这个号召应该说具有战略意义。
2007年，被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各国留学生之首。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当时中国出生而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
终于明白了，原来号称高科技国度的美国，那些专利等知识产权居然绝大部分出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海外学子与技术移民之手，中国人的智力成果换成了美国人的包装，然后美国人轻易地将知识产权、人权等虚无的东西和贸易保护、贸易赤字、环境保护、气候改善甚至金融开放和货币政策等多个筹码间转换，在经济战略对话、N个国家领导人的聚会等场合，借着国际性的领导人聚会，媒体跟风造势等时机，为自己捞到更多的实惠，贪婪而无度，也不知道美国人已经通过这个杠杆为自己撬动了多么丰厚的利益回报。
不仅如此，而且美国人把那些技术专家们的研究成果，稍微包装，就成了美国人的专利，然后就成了可以要挟中国民众的旗号，在那样的旗号之下，美国人在针对中国的“维权”过程中望风披靡，逼迫中国企业签定一个个侮辱性的赔偿案例，中国不得不步步妥协，国家与民族利益任人宰割。而那些原本属于中国的聪明的脑子，都成了美国人进攻中国，攫取中国国家利益与同胞血汗的武器。
中国的优秀人才为美国人提供高端服务，却要承担世界工厂的角色，在土地与环境遭污染，身体健康饱受蹂躏的同时，却在承受“哑铃型”的利润，那些享受超高利益回报的上下游机构均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智慧、忠诚与付出的影子。
那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差距还是别人的阴谋？
我们理解留学与移民，并可以给他们提出很多理由，比如：考试抄袭，工作世袭，再不行还来一个民族变更，人才在庸才手下办事，才华得不到施展.......是很多精英人才滞留海外的原因。比如90%的时间用在人际关系上，真正用在学术或研究上5%时间都不到，这样的环境谁会回来？等等。
深究起来，留学与移民在本质上是出于对现行政策，国家现有状况的不满与对抗，更大的程度上是对制度与既得利益缺乏安全感。这不能不说国家政策的导向本身有错误。
从人的个体角度看，他们是在逃避，逃避承担责任，是为了当前的利益而出让未来。
但人的个体相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确实是螳臂当车，个人的力量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而更大的危害在于心理因素，在于形成了一个负面的标杆指向。
当个人对国家政府，对社会对政治、对就业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时候，就会想到逃避——惹不起躲得起，当那些不满情绪蔓延开来，就会点燃更多人不满的情绪，就会形成效尤之势。
但毕竟走出去是需要实力与财力的，由于总是会有人虽然不满也不具备“走出去”的财力与其它实力，在这样的时候，就会形成酸葡萄心理。其实在酸葡萄心理影响之下，难以掩盖的还是艳羡之情，然后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有那种思维定势的人认为，留学也好、移民也罢，都是追求自由与幸福的行为，是一种权利，而不是逃避，更不是忍耐，这就形成了一种成功者的价值观。在效仿者与被效仿者看来，走出国门就意味着自己是成功者，而被挡在国门之内，就必然要感受失落与无奈。
——更重要的是会形成人才的一种趋势与方向，对一种行为是持鼓励还是谴责的态度？
要不要出去？——出去就意味着原有和现有的根基受到动摇，而且出去的越早，被外界异化与感染的可能性就越大，回来后的排异反应就会越强烈，试想，当一个孩子说一种外语比说母语还得心应手、琅琅上口，除了这个身体是中国人给的，还有什么是属于中国的呢？
出去之后学什么？——学当然是要学习精华而不是糟粕，学习那些比中国好而不是不如中国的东西，由此看到的与感觉到的就都是别人如何如何好，我们如何如何自残形愧。这将埋下民族虚无主义的种子，或者直接导致对中华文化的瓦解。
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就是逐渐把中华文化的精髓替换掉，中国文化在未来的某一代如此就被换了别人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就如电脑的硬盘一样——被格式化了。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留学都是在花自己的钱动摇自己的信念，排除自己的文化影响。而且那费用高昂，相当于在本土接受同等教育所花费的数字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毕竟国际教育产业化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在产业化的社会机制中，赚钱是首要考虑的。甚至钱钟书先生在70年前的《围城》中所描绘的“野鸡大学”有增无减，时刻在攫取中国人的血汗钱。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2007年一份报告显示，每个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平均每年带来的“效益”是2.44万英镑。加拿大估算的数据是2.5万加元。
在崇尚留学与移民等走出去者们看来，资源无国界，资本无国界。人类大同比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得更伟大一些。
为了让自己有个更广阔的前程，有更稳定的工作与更高的待遇，甚至在科学研究上有更适合的环境、制度与土壤，他们更愿意接受科学无国界的思想，享受更自由的求学与研究的环境。
如果这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有益补充，尚且值得称颂，但假如那与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刚好背道而驰，甚至在挖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墙脚，反过头来侵害自己的祖国与同胞的利益，那就有些不够仗义了。
很多时候，国际化更多的是在冲抵或者是消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不同，更重要的结果就是形成一套没有民族、没有国家感情的寄托的精神家园。让自己的灵魂就此找不到休息的方寸。
当你失去了精神支柱，就会沦落成为灵魂的游荡者。——不是吗？
那么如何让他们回归呢？
根据以往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人才将大量回归。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有数据显示，当教育经费占GDP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会大幅增加。
因此，对此损失普遍焦虑的专业人士纷纷出谋划策，比如“中国能成立移民局吗”、“双重国籍什么时候开放”、“公务员系统能否引进更多海外人才”？在我们看来，吸引人才回归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关键是怎么把他们“整”回来。
下面的问题是，难道他们回来就一定是好事吗？当然不是！
比如，给予来华或者归国的海外人才双重国籍与引入公务员系统等优厚的移民政策，是否会有国家机密更快速外泄的嫌疑呢？他们是为了追求报效祖国、为同胞服务而归国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政策、更高标准的待遇才回来的呢？
当精英人才都成为胡士泰，都成为安插在中国的定时炸弹，当所有的方静都被怀疑为间谍的时候，那么中国将会有什么样的隐忧？会被炸到什么程度的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在国外学到的本事，直接回报给国外机构，回到国内的人都在为那些渗透进入中国国土的跨国机构提供服务，为跨国机构的利益奔走呼号，用自己的智力、经验甚至体力为外国人创造价值。
如果那利益与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谁多得一些谁少得一点倒也可以稍微大度一些，但当被创造的价值或者被分配的资源只能有那么多，那么谁会受益？
最后再说一句：就是那个杜勒斯面临的是两大阵营的对抗，他常被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其理论上的第一个系统阐释者。他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当时的帝国主义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几十年过去，平心而论，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先生的预言一边。连“还看今朝”的毛泽东都含糊地说过：
——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经济与资本、文化教育与价值观标准的更迭，所有这些所导致的对传统的叛逆，成为难以抵挡的力量。
如何在国际化的大潮中应对这种现象？这应该是一个需要群策群力的长期课题！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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