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我们的孩子这么累？

在国家正准备启动教改之际，安徽高三学生章锐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也可能有子女上学，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课业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但虽好象比我们多学了点电脑什么的，但整个动手能力和为人处世能力又不比我们强。

这中间肯定出了问题！而具体是什么问题我想尽管大家都争论得很厉害，但仔细分析起来却不复杂。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作任何事情都要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就必然不经济。因为我们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时间用来学数学了就必然没有时间用来阅读、散步、聊天、睡眠……时间都用来学习课本知识了，自然没有时间用来锻炼身体、交友和作其他事情，而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某项东西越多最后增加的效益越少，面包吃多了可能不光浪费钱，可能还会有害于身体，教育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内蒙古教育厅前副厅长刘国仁（《南方周末》090212读者来信栏目http://www.infzm.com/content/23664）讲起自己担任一所重点中学校长时减轻学生负担，得不到教师、家长的支持，升学率不降反升，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么不经济的一种作法又怎么会扎根下来弄得大家如此无奈呢？

从市场的角度讲，价格决定供需的前提是信息透明，如果大家根本搞不清楚“商品”质量状况和取得这一“商品”的代价，根本没法在不同的商品间进行有效比较，那么市场当然就会失灵，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可能去买一箱含三聚氰胺的牛奶。教育市场也是这样，你看到几篇象样的教育研究文章，谁能弄清楚“减负”到底能给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谁能说轻“减负”对考试成绩的影响到底是正（就象前文刘国仁说的）是负，减到什么程度是负有减到什么程度几乎没有影响，而“减负”最终又能带来多大的效益（比如增加睡眠可以防止智力衰退，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生等）？老百姓搞不清楚自然宁愿相信自己的直观增加投入，逼孩子读书，就象很多人拜菩萨，“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去冒可能导致自己孩子失败的风险给他们“减负”。何况现在到处都要求高学历，尽管有很多人的学历都“假得很”，但普通老百姓到那里去弄假的？所以要真正让大家相信减负的好处，就是要让这些信息更大透明化，减少整个社会对文凭的需求，在政府文件中不要简单的将高文凭就当作知识化的标志，多宣传一下文凭不高的人如何成功的故事。

上面是从学生家长的角度讲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家长已经并不象《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里的父亲那样逼孩子读书，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的家长，都多少懂点学生负担过重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为孩子的一身负责。毕竟父子、母子是一辈子的事，投入和回报要从孩子的一生来考虑。而从老师却可能不同。尽管师生也是一辈子的事，但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最重要的只有那么几年，所以主要只考虑那么几年，至于睡眠不足导致孩子几十年后的高血压、糖尿病可能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们最要紧的是在这几年间要孩子出成绩，特别是当孩子的成绩几乎就是评价一个老师好坏的唯一标准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老师普遍比家长更重视考试成绩的原因之一，如果说家长对孩子考虑得较多，可能更有利于孩子的长远发展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考虑又难以从教育市场交换中传导给老师呢？这就得说到我们的教育制度了。我们国家对教育（主要指基础教育，下同）的投入是直接给学校（老师），也就是说教育的直接支付方是国家，因此国家才是真正能够影响教育产品供应的力量。国家怎么考核学校，不可能拿孩子成人后得不得高血压、糖尿病来考吧？只有考试成绩才是最简单的，也是唯一可行的。而家长一旦失去交换中的筹码，对教育产品就不能随便挑挑捡捡的了。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作为教育产品的消费者经常受到产品提供者的“欺负”，比如多收费。改变这一现象的方法只能是将钱（比如教育）发给家长，由家长来挑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