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

 

周易达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向全球实体经济不断蔓延，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产生全面而深刻的严重冲击：它既是巨大的外部冲击，使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难以独善其身；也是深刻的内部冲击，使高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企业难以生存，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探根源寻反思

（一）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华尔街的贪婪，有人说是美国政府监管不力，有人说是借贷者非常盲目，有政治上的，有理论上的，有思想的，有微观的，有宏观的。但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论调：

金融阴谋论：主要代表有宋鸿兵（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白钦先（辽宁大学经济学教授）等。

宋鸿兵认为：一方面，美国通过美元操纵和国债骗局，不断吞噬着全世界的血汗和骨髓，为美国人制造了繁荣，同时也制造了巨大泡沫。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1]为了不让华尔街摆脱其“密室政治”的控制，经过对媒体、银行和政府机构的妥善安排，从2007年2月开始，引诱华尔街巨头义无反顾地继续投入次级债，然后通过其控制的媒体和专家夸大次级债的风险，促使市场崩盘，同时又控制了银行系统，使华尔街巨头普遍出现流动性危机，濒临破产边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高盛、瑞士信贷、贝尔斯腾等华尔街巨头已经被整的死去活来，甚至到了必须廉价卖出股权来救命的地步。通过公开或非公开的利益交换，吸收了大量华尔街巨头的血汗和骨髓。

白钦先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只是表象而非本质，只是结果而非原因。美国体制性、系统性“金融共谋共犯结构”才是“次贷”危机形成的真正深刻原因。从房地产开发商到房地产贷款经销商，到房利美和房地美，到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到保险公司，到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到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共谋结构。共谋体的各个金融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且受到美国最高行政当局、最高立法当局、最高监管当局的支持与纵容。这个共谋结构在发达国家不断复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共谋结构。

社会体制论：主要代表有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等。

秦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最直接的经济因素是美国透支消费；而透支消费的前提条件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拥有的特权，美国可以依据这一条件无约束地发行美元购买全世界商品和服务。之所以很难克制住美国的透支消费欲望，就是因为民主制度下选票机制的作用。它会造成社会成员既追求高福利，也追求高自由的冲动。这些国家左派上台减不了自由但可以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减不了福利但可以增加自由，最终形成“高福利、高自由”，但这是不可持续的。

他们认为：从美国的现实看，政治自由基本上没有增加的余地，财产自由也没有什么余地，只有向虚拟方向发展，进而导致金融业的过度自由。在社会体制上，美国试图建立一个“业主社会”，使每个人都拥有房产，通过优惠按揭贷款，首付越来越低，按揭期越来越长，门槛越来越低，“次贷”实际上是这种趋势的延伸。因此，这场危机的制度根源是美国在民主的压力下为了圆穷人业主梦而放松贷款标准，积累了大量风险，同时通过金融创新把风险转嫁给全球的投资者。

货币霸权论：主要代表有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等。

周小川认为：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2]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3]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夏斌认为：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低利率政策扩张信用，靠借发展中国家的钱来过日子，在借钱的过程中扩大了进口，扩大了赤字，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旺了全球的需求，而背后是全球的供需失衡。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矛盾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没有约束美元的供给，或者说由美元供给所引起的全球货币供给过快，先是通胀，后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最后把世界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全部暴露出来，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市场技术论：主要代表有克里斯蒂安·德·布瓦西厄（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CAE)主席、巴黎第一大学教授）等西方经济学家。

克里斯蒂安认为：次贷危机后来又成了一场新型危机，因为传统的抵押融资发生转变，杠杆作用使其数量减少，转为依靠证券化过程、使用衍生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等。在新型危机时期，传统融资的转变并不直接涉及基金(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尽管如此，基金不仅改变了体系内风险的分布(包括贷款风险、市场风险等等)，也改变了风险的“可追溯性”，因此成为危机引发的辩论中首当其冲的焦点。

他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过度依赖信息技术。比如说过分地依赖评级机构、过分地依赖数量型的模型、模型定价机制的不对、流动性管理的欠缺、会计标准的不完善和亲周期性、新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等。

监管缺失论：主要代表刘明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等。

刘明康认为：从监管的角度看，以下五大原因导致了金融危机及其蔓延。一是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防火墙被所谓“金融创新”拆除[4]，造成巨大泡沫和风险蔓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个轮子”同时失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二是西方监管当局过度迷信创新的推动力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力，对审慎监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实践中重视不足。三是杠杆率过高，已经到了过度的使用负债来投机经营的地步。四是忽略了对于金融机构激励机制的监管问题。五是危机处置的方案带有根本性的缺陷，使我们“信心”和“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结构失衡论：主要代表鲁艳芳（《中国经济新观察》2009年5月第1版责任编辑）等。

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在这种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更加失衡。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平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当美国“金融泡沫”和“债务泡沫”膨涨破裂导致其实体经济锐减，消费收缩和资本流失的时候，全球这个“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因此，此次危机的爆发就是对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严重失衡的一次总调整。

以上这六种论调（金融阴谋论、社会体制论、货币霸权论、市场技术论、监管缺失论、结构失衡论）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本次危机的根源，然而，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复杂多变的，不是单方面的因素引发的，而是各种论调中的根源兼而有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在创新、自律、监管等运行过程中，缺乏“度”的把握，从而金融风险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最后无法控制。

（二）反思

银行业作为具有内生风险的行业，在缺少监管的情形下必然发生不稳定，并会产生动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93个国家发生了不少于117次系统性银行危机。有数据可查的27次中，解决危机所花的财政资金占GDP的10%以上。大的危机如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此次金融危机。

监管缺失：崇尚自由金融主义的西方监管模式，其核心理念是：“要使金融产业在公开竞争中受益，并且使政府干预降到最小限度”。格林斯潘则更明确地说：“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2005年）。各国监管者本着这样的理念，普遍放松了监管标准。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承认：当初反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在经济上升的阶段，金融界的不审慎行为，靠自己的内控是不够的，完全应当要靠监管者清醒的头脑和逆周期的及时行动，来纠正市场上不完整的做法。因为，市场的失败是经常会产生的。由此看来，当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型变为市场主导型后，金融监管和危机管理必须跟上。

创新过度：自由金融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引下，表现出来的就是通过金融创新，实现成本分摊和风险转嫁。当风险出现或行将出现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化解风险，而是怎样通过金融衍生产品，将风险转嫁到其他产品身上。在创新过度的前提下，风险在银行业与非银行之间，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交叉传递，给全球金融体制带来了深刻的隐患，极大地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并埋下了这次危机的祸根。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正是通过美元捆绑了证券、保险乃至全世界债权国，才得以迅速蔓延并将风险转嫁到了全世界。

货币霸权：美国通过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货币霸权，又通过货币霸权维护了自己的实力。二战后，美国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5]，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贸易以美元结算，储备货币为美元，从而实现了美元霸权。但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1971年8月，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停止黄金与美元的兑换，从而把美元霸权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获得了不受别国监管的印钞权。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所有与美元有关的国家都受到了冲击，因而是没有一个国家独善其身。说中国受到的冲击不大，实际上是说老百姓与美元的关系不大，出口型企业受到冲击是无法避免的，而国家外汇损失是无法避免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中，德国基本上受到的冲击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德国金融机构没有参购美国次贷衍生品；而且80%的德国出口商品以欧元结算，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仅占13%，这也就使得短期内美元贬值对其出口的影响较小。

混业经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了银行业的并购，同时，西方国家实行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综合经营，从而形成了全球性大型银行和综合性全能银行。美国也于1999年通过《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两个方面对美国金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一是打破了格拉斯蒂格尔法有关“分业经营”的规定，允许商业银行业务、抵押业务、投行业务、保险和资产管理业务都在一个企业主体内开展，二是大大放宽了原有银行控股公司法对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在金融业务方面的各种限制，取消了20世纪30年代《格拉斯蒂格尔法案》规定的一些监管措施。从而拆除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风险防火墙，加上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作用，使得风险传递更加迅速，同时奠定了一个复杂的新金融监管体制的基础，这种新的监管体制不仅为美国的金融服务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问题，而且也给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各国的监管机制带来冲击和影响。

透支消费：在经济多元化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刺激鼓励透支消费方案和过度投资、过度消费的政策，这种策略以一种先进的方式包装得天衣无缝，不断向其他国家渗透。一方面通过金融手段刺激整个国家消费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通过透支经济吸纳其他贸易顺差国家的资本。这种“寅吃卯粮”的透支消费生活普遍成为一种大众认同的价值观。这种透支消费的经济、甚至文化现象一旦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吻合，就会具有点射效应，向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辐射开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美国那些并不完全具备购买力的人可通过“次贷”等方式买房；银行再将这种产品打包上市，形成风险转嫁，经济形成虚假繁荣，每个环节都吻合得刚刚好。但这种表面的繁荣很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全盘皆输”的可怕局面。“房地美”、“房利美”、“雷曼兄弟”等等大公司的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

以上五种反思（监管缺失、创新过度、货币霸权、混业经营、透支消费）是众多反思中的典型代表。虽然有点以偏概全，但只要深刻从这五方面进行反思，足以避免更多的金融危机。

二、抓机遇促改革

（一）机遇

本次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顷刻间，几乎使全世界都变成了“无产者”，但同时，这也是世界给每个角落共同发展的一个难得机遇。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一个百年一遇的难得机遇。

公司治理：当生产的产品滞销的时候，公司治理的机遇就来了。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和发挥管理层自身职能，科学设计内部决策和报告程序、完善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管理流程。

文化建设：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文化建设的机遇也就来了。一要借助市场不景气的松闲时期，重新审视企业自身文化定位，确立企业理念、精神和形象。二要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等方式，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不断提升与企业文化相适应的企业员工素质。三要培育员工终生学习理念，把为了工作要学习提升到为了生活乃至为了生命要学习的境界。

自主品牌：当产品的竞争力下降的时候，自主品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一要借助市场不景气的松闲时期，重新审视企业自身品牌定位，调整产品结构和盈利模式，确立企业服务对象和市场定位。二要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淘汰产能落后技术，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三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打造知名品牌，确立市场地位。

扩大内需：当出口面临困难的时候，扩大内需就十分必要了。一要充分借助出口不景气的困难时期，最大限度的满足国内需求。二要充分发挥13亿人口的消费优势，产生适路对消产品。三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增加人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改善民生：当经济下滑的时候，改善民生的机遇也就到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一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二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三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四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五要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六要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走向世界：当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走向世界的时刻也就到来了。一要把产品推向世界。重新定位产品服务对象，把产品重点定位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增大服务人口数量，占领未来市场。二要把人民币推向世界。与贸易国签定货币互换协议，避免用美元等第三国货币结算，最大限度地避免汇率风险。三要把服务推向世界。发挥人口优势，提供产品、文化等服务，“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四是把农业技术推广到全世界。把中国发达的农业技术推广到地广人浠的欠发达国家，然后再换回粮食。

资源储备：当外国资源类公司需要救助的时候，资源储备的时机也就到了。充分运用好2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通过参股、合作等方式尽量购买外国矿产资源，通过租赁等方式租用外国土地。一是矿石类。如铁、铜、铅、锌等。二是能源类。如原油、天然气等。三是土地类。如热带、亚热带的平原等。

引进人才：当国外人才失业的时候，引进人才的时机也就成熟了。引进国外人才。利用中国高速稳健发展和金融危机机遇，引进吸收对中国友好的各类人才，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以上八种机遇（公司治理、文化建设、自主品牌、扩大内需、改善民生走向世界、资源储备），仅只是从整体上归纳出来的经济金融发展机遇，难以概括所有机遇，各类企业只要能够在金融危机期间抓住一、二个机遇，就足以奠定立足世界的基础。

（二）改革

危机倒逼改革。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往往是改革的重要契机和重要起点。过去30年，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财税金融体制变革，大都具有危机导向的特点。如今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正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契机，至少从以下几方面改革：

储备货币改革：由于“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时却未能同时保持币值的稳定，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议各国，应“创造性地改革并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亦即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周小川认为，充分发挥IMF既有之特别提款权[6]（SDR）功能，不失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提议将构成SDR计值基础的一篮子货币范围扩大到所有主要经济体，并建立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体系，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支付手段。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可以充当商品的等价物，并可以与商品实行交换，从而简便了商品交换过程，方便了贸易往来。储备货币应当具有两种特质：一是提供流动性；二是保持币值的稳定性，从而保证商品交换的公正性。这就要求这种储备货币在世界任何地方，购买任何同类物品，币值是相同的（当地货币与其汇率是不同）。因此，储备货币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货币，而应该是世界各国共有的货币，联合国货币。其存在形式，可以是实物货币，或者是电子货币，也可以是二者的巧妙结合。实物货币形象、直观，但缺点多，电子货币不直观，但安全性更好。

贸易结算改革：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贸易结算改革，与多个国家达到货币互换[7]协议，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变动风险造成损失。2009年春，中国已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开始与韩国、马来西亚、香港特区、印尼、白俄罗斯、阿根廷等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及与多个周边邻国，签署了“自由选择贸易结算货币”的协议，这样，可以让协议双方能避免美元价值不稳定所带来的困扰。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于2009年4月8日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5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个决定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监管体制改革：一是明确监管目标。就是通过审慎有效持续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增强市场信心；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的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机构、产品、服务和它伴生的风险的识别和了解；减少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稳定。二是明确监管理念。就是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新监管理念。管法人就是将银行监管的主要指标和着力点放在法人层面，实施法人监管。管风险就是坚持以风险为主的监管内容。管内控就是通过各种监管措施督促商业银行完善内控机制，提高内控有效性。提高透明度就是按照国际准则和要求，规范银行的信息披露，进一步发挥市场约束，同时逐步提高依法监管的透明度。三是明确监管标准。作为监管工作有效性的评判，中国银监会提出了“六条”良好监管的标准，即：要促进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的共同发展；要努力提升我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服务业中的竞争力；要对商业银行所做的限制要做到科学合理；要鼓励公平竞争，反对无序竞争；要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要实施严格明确的问责制；要高效、节约地使用一切监管资源。四要实行联动监管。就是要实行上下、左右、内外联动监管。“三会一行”乃至各国监管部门实行纵横交错的监管信息共享，使违约者无处藏身，及时发现监管、技术漏洞，消除监管盲点，从而最大限度的防范或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安全改革：金融安全网从发展趋势来看有三个支柱：一是独立的中央银行，二是统一的综合监管，三是不断加强的存款保险。这次金融危机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其一，是美国的金融安全网本身存在许多漏洞。其二，从国际金融体系来看，金融安全网几乎不存在。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快进度：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主要是规范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建议把现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从咨询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第二，从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入手，加快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的统一进程。第三，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成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总之，建立金融安全网应当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主攻方向之一，只有这样中国金融才能保持稳定，才有可能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

以上四种改革（储备货币改革、贸易结算改革、监管体制改革、金融安全改革）仅只是从避免金融危机的角度，提出的金融方面的四种改革。不仅是中国需要改革，而且是整个世界都需要的共同改革。

三、迎挑战定方略

（一）挑战

持续发展受到空前挑战：一是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挑战。拉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是出口和投资，内需较小，好比山区的农民，主要货币收入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农产品到市面上变卖一样，虽然积攒了几个钱，但仍然过着清贫的日子；所以，一旦出口不利，立刻出现生产过剩，而美国则相反，它是靠内需拉动，也存在着一旦内需不足，就会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找到出口、投资、内需三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平衡点或经济调节之法，才是当务之急。二是依赖出口的企业难以生存。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饱受“三率两价[8]”之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严重下挫，很多欧盟的老客户今年已经不见了踪影，订单大幅减少，已经下降到2008年的20%-30%左右，对出口企业造成严重冲击；2009年一季度，对外贸易大幅下降，进出口总额4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2455亿美元，下降19.7%；进口1832亿美元，下降30.9%。三是国际热钱难以监管。目前，热钱流入我国的渠道已多达60多种，有专家估算热钱进入的数量已达到5000亿至8000亿美元。而且，随着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国际热钱有加大进入我国的趋势。而令人担忧的是，至今对国际热钱缺乏有效监管，甚至不知道热钱是如何进来的，进到了什么地方，投资者是如何运作的。规模巨大的国际热钱，如果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大进大出，随意操作，是非常危险的。

社会稳定受到空前挑战：一是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发展能力、条件和机会，存在差异是必然的，这种差异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会转化成利益矛盾或冲突，尤其是干群关系。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拼搏努力、致富能力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的致富没有“仇富心理”；但对那些贪污腐败、侵吞国有／集体资产、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等不为法理所接受的官员群体表现出“仇富心理”。另一方面，目前社会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下岗失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等社会冲突事件也常常被直接归咎于政府部门和国家干部，加上国家干部的社会保障远胜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这也大大增加了干群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二是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据2008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对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的十大社会问题依次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城乡／地区差距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医疗、就业成最突出的社会问题。200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创下近年来的季度新低，为6.1%，城镇新增就业减少。1-2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6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万人。而今年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可能达到一个新高峰，超过600万人，保增长、保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二）方略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在多维视角下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当代阐释，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因而也是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理念。就是要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实践证明，要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最坚实物质基础。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核心。抓住“为了人、依靠人、尊重人”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一是坚持全面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坚持协调发展。在发展中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协调。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四，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所谓统筹兼顾，就是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谋划、兼顾全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按照统筹兼顾的思想，特别是要搞好“八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总之，面对外部冲击型的全球金融危机，增长源泉是否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产业结构是否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都影响到一个经济体遭受冲击的程度，也影响其走出危机的时间。科学发展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战胜危机的能力。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到更加科学的发展轨道上，是应对金融危机，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

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应该充分解放思想，抛弃任何阻挡中国赢得这次历史机遇的思想禁锢，确立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迎接战略拐点。通过政府已经采取的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振兴计划，中国社会将迅速建立起坚实的信心基础，从而使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健康地持续增长，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平稳做出贡献。

第一，经济制度转型。保增长，还要保转型，必须将反周期的政策和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将解决内、外部失衡的问题统一起来，实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双平衡的发展战略。一是经济转型。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向内需拉动型转变，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利用这次机遇改变经济结构，从出口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型经济，就是当务之急。加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步伐，促进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二是制度转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消除诸如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等不合理制度，减少造成社会不公、城乡差距拉大、农民负担加重等社会问题，消除严重影响民生问题的制度性障碍。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推动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是调整收入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在各种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最慢。由于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富裕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工资性收入是普通阶层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变化将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因此，要增加普通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二是调整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分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财政收入、劳动者报酬收入和企业利润收入。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已经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宏观层面上，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小，增长速度过慢；在微观层面上，居民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并且个体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三是调整增长结构。在投资、贸易、消费三驾推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中，欠发达地区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发达地区主要是靠对外贸易推动，而消费所占的比重较小，这种依靠贸易（净出口）和投资（主要是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目前，中国面临外部需求急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形势严峻等四大经济困难，但现在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契机。四是调整信贷结构。在政策的指导下，信贷增长的主要对象是中央及地方政府主导的大项目、大公司，即银行俗称为“铁公基[9]”项目，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贷款仍感觉偏紧。因此，如何调控货币信贷政策，使资金真正流入到需要贷款的企业中去，这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应抓紧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贷款担保机构等多层次担保体系，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和信用担保机构评级制度建设。在国内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进一步启动消费和增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如在银行系统内成立中小企业货款专营机构、组建中小企业货款公司等，是保障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推手。因此，信贷增长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服务实体经济，必须立足于满足市场的真实有效需求。

第三，扩大经济需求。4万亿投资着眼改善民生，注重优化结构，有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十项措施统筹兼顾，在着力解决当前困难的同时，还致力于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一是投资拉动。据有关部门的测算，到2020年，我国仅新农村建设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六方面的资金需求总额为18万亿元以上。因此，投资拉动具有很大的空间。二是刺激需求。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的“刺激物”。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刺激国内需求，既可以减少贸易盈余和减少国际社会所谓“中国操纵货币”的批评，又可以为美国等许多国家提供市场，有助于减缓美国低迷对全球的影响。三是并购推动。金融危机导致国外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严重缩水，可通过廉价并购等方式投资这些资产，既扩大了外部需求，又保持了巨额外汇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外汇储备损失。

第四，解决百姓民生。“国以民为本，民以生为先”，关注民生、改善民生、造福民生，既是治国理政之根本，也是构建和谐之先务。一是推翻“新三座大山”。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就巨大，但市场化改革实践中最大的败笔就是公共事业改革中的市场化失灵。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住房产业化所形成的负效应正在成为中国人承受的共同压力与痛苦，过于沉重的教育、医疗、住房负担已经成为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也是老百姓陷入贫困、不敢花钱的重要原因。二是消灭二元结构。中国的城乡二元政策人为制造了种种不平等，把人口划分为两大块，即农业户和非农业户，这种划分，使中国人从一出生起就注定了今后的人生中将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出生在城市的人生来就比出生在农村的人条件优越，这种差异和不平等导致种种特权愈演愈烈。社会主义制度所要建立和维护的就是人人平等，在本质上同特权制度是不相容的，因此，限制迁徙自由，就是制造特权，就是违背社会公平原则。这也是和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新农村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此，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政策、户籍制度必须废除！

 

                  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星期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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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2009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

宋鸿兵：货币战争——宋鸿兵的博客(http://shb.caogen.com/)

白钦先：美国次贷危机深层原因分析的新视角（中国改革论坛）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秦  晖：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秦晖文集专栏）

夏  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党建研究》2009年第2期)

刘明康：迎难而上，坚持创新，推动银行业科学发展（2009年中国《财经》论坛）

刘明康：在多变市场环境下维护银行业稳定（中国银监会主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5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上的演讲。）

王进诚：金融危机的监管反思与借鉴（http://www.worldrich.net/世界财富网--中国金融）

石齐平：中美货币大博弈（金融界首页>评论频道>经济时评

http://finance.jrj.com.cn/opinion/2009/04/0710154049829.shtml）

曹理达、周慧兰：金融危机下的改革新思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

吉密欧：周小川--创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北京报道 2009-03-24）

李培林、陈光金：《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副所长陈光金等人撰写）

温宪元：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蔡  昉：科学发展是抵御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鲁艳芳：《中国经济新观察》（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