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到一个电影的类型——主旋律影片，现在，在我看了太多央视的晚会之后，我马上就想到了一种晚会的样式——主旋律晚会。从百花齐放的角度来说，主旋律也应该是一种样式，虽然有的时候红得太过了，红得发了紫，就不再是红了；但是，谁又能说百花园里有了这种色彩的花朵，不是一种风景呢？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主旋律样式的问题，而是有些主旋律影片和主旋律晚会，没能把握好主旋律，演着演着、唱着唱着老是跑调，结果，让我们听到的主旋律显得不那么和谐，甚至有一些东拼西凑的感觉。这种拼凑也渐渐地有了一种模式，那就是甭管是什么主旋律，都要加上一些爱国主义的色彩。爱国主义本身当然很重要了，但是，不管场合、不看时机地乱涂乱抹，就会给人以偏题、跑题或是凑和、凑数的感觉。昨晚，我在央视看到的“2009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光荣颂》”，就是这类主旋律晚会的经典和代表。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节日，它和爱国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我们的有些编导，尤其是那些经常挂名在总导演名下的某些名编导，好象什么晚会都要来凑个数，怎奈野心很大，可才心很小，参与得多了，难免会给人以黔驴技穷的感觉来，这就有了戏不够、旋律凑的心理依据了。加别的，难免会贻笑大方，或是会显得太过拙劣，这号无才又无德的人，就想到了一个妙方：那就是在任何晚会上，都添加爱国主义的佐料是决不会错的，不但不会错，反而可以增光添彩。这招屡试屡爽之后，这号编导干脆把这当成了一个法宝了。
    昨天的晚会上，成龙和刘媛媛合唱的《国家》这首歌，我觉得词曲都非常优美，男女声的搭配，和男女演员的形象气质，也给我以珠联璧合的感觉。可是，这首歌，我听着听着却觉得这应该是在十一国庆节演唱的，而不是五一劳动节演唱的。其后，由中外一群演唱者合唱的《我爱你，中国》，也给我这种跑题了的感觉：一帮老外并不字正腔圆，但唱得很认真，会让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很自豪，但那和这劳动节又有多少关系呢？还有张建一和郑咏压轴的《我和我的祖国》，以及尾声的《歌唱祖国》的合唱，就更让我不明白了，编导是不是编着编着、导着导着，就把五一当成十一了？歌唱爱国心，是一个很高尚的主题，但并不是在任何主题的晚会下演唱，都会有同样的效果。中小学老师在给他的学生们打作文分的时候，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如果跑了题，再精彩的作文，再优美的文采，也都很难给及格了。这个道理，我想央视的大编导，到了这个档次不会不知道吧？
    今年是建国走到了六十周年，和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周年，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确实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个方面的变化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太小了，小得让人心焦、小得让人心急、小得让人心疼、小得让人心伤，那就是极左。很多才华和能耐有限的文艺编导，这几十年里，一直都把高举极左大旗，当成自己的遮羞布和荣誉伞了，拍出来的电影，干涩的完全没有艺术性，但顶着主旋律的桂冠，就不愁有单位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给他们买单；也不愁在一些号称政府奖的电影奖项上，或是政府指导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摘金夺银。一些晚会也是这样，把喊口号说政治，当成了艺术本身。这种导向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三十年来，我们的文化艺术成果远远落在了经济成果的后面；而它对正在成长中的少年儿童的影响，比这种反差要严重得多。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最看重的是政治标准的话，久而久之，将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灾难。
    这台晚会还让我感到了一种困惑，那就是它对劳动者和劳动节的理解非常地矛盾。从字面上，我们说到、听到和看到的，是劳动节，但是，这里面的劳动，并不泛指所有的劳动。从国际劳动节的起源上，我们就知道，它特指的是产业工人的劳动。对此，晚会的编导心里很清楚，从场上出现的伴舞演员的装扮来看，都是各式各样的产业工人的样子，并没有涉及到更多的其它劳动种类，比如，农业劳动者、服务业劳动者、商业劳动者等等。晚会里选择的献给劳动节的歌，也有很多首是扣着产业工人的，比如，唱清洁工的《美丽的心灵》；唱铁路工的《祝你一路顺风》；唱青年突击队员的《要问我们想什么》；以及献给统称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的《工人阶级硬骨头》等。如果仅仅是这样一种认识，倒也和国际劳动节的起源相和和相配，可是，晚会的认识，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用不断推出的劳模群像，来向我们表明它的一个观念：它给华西村的带头人吴仁宝和万象集团的老总鲁冠球等，都披上了全国劳模的彩带。这样表现的目的很明确，它是想向我们说：除了产业工人是劳动者之外，现在劳动者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可以认为是劳动者，也因此，都可以当选为劳模。
    这种认识，我觉得非常地牵强附会。这里面交织着两难：一是国家的发展现在不能只推普通的产业工人为榜样和典型了；二是，从我们国家的性质来说，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就采用了一种搭桥过渡的方法，也就是先把科技界、商界或是农业界的杰出人物，推成劳动者，然后，再通过劳动者这座桥，让他们和工人阶级产生联系；这样，也就有了新的工人阶级的理解。做这样的梳理和认识，应该不是晚会所擅长的吧？晚会也没有那么强的思辨性和哲理性。让我不明白的是，晚会为什么不放着它轻松娱乐的路子走，偏要去做自己并不擅长的正名和解说呢？由于晚会的容量很有限，形式也很有限，这种扬短避长的做法，给我的感觉只能是一种杂烩；那些过于博大精深的话题，过于厚重坚实的思辨，还是留给政治家在严肃的论坛上去论述吧，晚会是不是更应该考虑大多数观众娱乐和欣赏的要求呢？
    我们国家在各个时期，都少不了一些过激的政治敏感分子，好象不时时刻刻绷紧政治这根弦，就撑不起国家的千秋大业似的。于是乎，在每天难得的半小时的央视《新闻联播》里，要用多一半的时间，来说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也忘不了推出政治榜样并带着政治说教；几个月搞一次的大型晚会也是这样。我想对那些患有政治过敏症的人，说两句提醒的话：中国人有些看似随意说出来的老话，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哲理,“欲速则不达”；政治说教本身也是一门艺术，要做得巧妙，做得润物细无声，还需要多研究教育对象的心理和思维。这就像是商业推销，主观上想把东西卖出去，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一味地穷追猛打，甚至是生拉硬扯和围追堵截，别人就会买你的东西了吗？结果可能正好相反，抢、逼、围之后，人们只想尽快地逃离。这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被强迫去做某件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与此同时，人们的逆反心理却越来越强了。面对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百姓，面对越来越有思想和个性的大众，我们的说教者还是那些老方法，是不是太落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