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论纲
林童
第三条道路：1999——2004
无论人们对“第三条道路”持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现在仍对它采取简单的否定，或者干脆视而不见的话，这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诗歌观念和诗学观念。五年来的风风雨雨，使得“第三条道路”呈健康和更加开放的态势，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支举足轻重的诗歌力量，参与到中国新诗的建设之中。五年，虽然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它足以能够因积淀而沉淀出优异的品质，而且是大家看得见的。
既然如此，本文将着重于梳理“第三条道路”的历史进程。由于它还不是一个恒定的联盟，正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加上我的阅读视野和阅读趣味的限制，并对不少新生力量还十分陌生，因此无法从写作的相对性，即写作风格的相同性进行归类分析。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称之为“第三条道路”，按照一般的常识，诗人们的写作风格应该是在相同性下的差异性，哪里还会存在归类分析的问题呢？
常识毕竟是常识。如果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按照我们头脑中所固有的模式进行，在享受方便的时候，也早就将大脑钝化了。刚好相反，坚持“第三条道路”的诗人，如果硬要归纳出他们共同遵循的原则的话，那就是——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构成了不同于其他诗群的独立品格：他们不是同质异构，而是异质异构。
由于不少人已从理论的角度进行过梳理，对“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史作出了勾列式的描述，线索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对诗歌的梳理几乎还是空白，不少同仁希望有人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做了几篇关于诗歌的批评文章，但作为个案，还远远不够，因为它们还不足以展示“第三条道路”诗人的全貌。我的这篇文章将把重点转移到对“第三条道路”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叙述上来，并兼及诗人的诗歌及相关理论。不过，我不可能对每个人进行细致的分析，我只能按“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过程作整体性的把握，借以展示“第三条道路”五年来的历史。
从1999年到2004年，“第三条道路”五周年了！这是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历史，可以看作为一个大的阶段，总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是以1999年12月出版的《九人诗选》为标志的。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好似平地一声惊雷。“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也是如此。至今仍有不少人搞不明白，“第三条道路”为什么非得要和“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挂钩？这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并似乎是纠缠不清的关系？
这就不能不谈到“第三条道路”出现的背景——那就是中国新诗史无法绕过的“盘峰诗会”了。1999年4月16—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作协，《诗探索》，《北京文学》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引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与交锋，简称为“盘峰诗会”。
会后，创造性不够且思维比较简单的诗人们，迅速站队成为了一大景观，两个敌对情绪非常浓的阵营形成了。这是当时的大环境。
当然，不论是会上还是会后，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被浮云遮住了眼睛，还是有一些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开始以积极的心态和眼光进行谨慎的审视，而且他们有对诗歌发言的能力。这种能力非常重要，并不是每个写诗的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它必须具有写诗的热情和进行批评时的理智，以及高屋建瓴的全局观。
另一个促成“第三条道路”出现的小环境是“龙脉诗会”。1999年11月12—14日，由《诗探索》和《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召开，地点在北京昌平的小汤山龙脉宾馆，“知识分子”诗人缺席了。由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虽然在选诗时号称包容性，什么人都选，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民间写作”的大本营，而且，编选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程光炜选编的《岁月的遗照》。这本被视之为“知识分子写作”张目并确立“秩序与责任”的诗集，标志着“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冲突无论怎样也无法避免了。这次诗会，会战正酣的“知识分子”诗人的缺席就不难理解了。现在看来，这次会议，意在弥合“知识分子”和“民间”之间的裂痕，并继续探讨“盘峰诗会”未曾展开讨论的问题，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促进了诗界的进一步分化。诗界的分化，我并不看作是内耗。不分化才是不正常的。人们总是希望“大一统”的局面出现，诗歌界的安定团结，乃是对诗歌最大的伤害，因为它必然导致堕性的生长和唯我独尊的虚妄。因此，“龙脉诗会”最大的贡献——便是“第三条道路”以另一种力量出现。它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思维模式和标准模式的彻底变革，即由长期以来的二元论向多元化的转变。
这股力量迅速聚集，1999年12月，由莫非、谯达摩具体主持编选的《九人诗选》出版。这部诗集收入了莫非、车前子、简宁、
在《后记》里，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话值得注意。其一：“《九人诗选》无非是众多诗选本中间的另一本诗选。它在未来的书架上既不会减轻别的选本的分量，也不会加重九位诗人自己的分量。每个诗人只有文本的意义。”在一种谦逊的态度中，分明对有些诗选动辄上升到诸如“九十年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之类的误导和把持诗歌史的心理的强烈不满；同时告诫进入这本诗选的诗人，真正能为自己赢得声誉的，是每个诗人的诗歌写作，也就是不少人所说的拿文本说话。写作的有效性，并不是自己进了什么选本，在报刊杂志发了多少首诗，获得了多少次奖，而是真正的切实有效的诗歌实践。但不少人并没有搞清作品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将作品误认为文本。只要写出来的都可称作品，但要进入到文本，则必须要实现作品的生命增殖。作品和文本的关系，就像泥沙和金子的关系——必须通过沙里淘金的过程，才能让金子闪闪发光。同时，我所理解的文本，还应包括诗人（不同的文艺领域可以换称呼）的文学活动，以及读者的阅读过程，即诗人——作品——读者（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专业读者的作用更为重要）共同完成作品的增殖，这是三位一体，离开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行，作品只不过起桥梁的作用。据此而观，这本《九人诗选》的确不可能加重每位诗人的分量，但它提升了一些诗人的能量和质量。
其二：“《九人诗选》不能误认为是‘第三条道路’的文本。因为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路可走，如果他们是有力量的话。”有人会认为这本《九人诗选》不纯粹，答案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九人诗选》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力量聚集，只是为当时没有站到“知识分子”和“民间”这两大阵营的诗人提供了平台。事实证明，这本诗选也的确不能完全看作是“第三条道路”的选本，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只要诗人能找到自己的路，并有力量前行，就不必问出处了。况且，诗坛不断地处于分分合合之中，这正是诗歌的活力所在。
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发起者，莫非的诗歌写作呈现出形式主义的倾向。我所说的形式主义，与通常意义上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的，重内容而轻形式而被指责为“形式主义”不是一回事。我这里所说的，是指莫非诗歌的特点。莫非善于写组诗，也写了不少长诗。收入《九人诗选》中的《秋怀九章》和长诗《时间之门》，就能体现莫非诗歌的特点。在《秋怀九章》中，每一首诗的外在形式非常明显，都由三节，每节四行，共十二行构成，这也是他众多短诗的构成方式，如果我们不看名字，看到这种方式，又能做到情感丰沛而又有度的节制，并具有冥思中述说的愿望，不管倾述对象的态度，这个作者我相信就是莫非。莫非就是在“满山溢香的节日，带着过往的云烟”中，与月亮一起“升到了峰顶”。莫非的爱情长诗《时间之门》也很有特点。我曾惊讶于他在数百行的诗中，以爱情为主题，而又保持形式的统一。因为爱情的热烈与叙述的冷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冲不破莫非设置的机关。当然，莫非的爱情仍然具有乌托邦式的纯粹性——圣洁而存在于想象之中，被理想化了——爱情成为了莫非的宗教。所以，他感觉到“算尽机关依旧/不能打开人类的头脑”。莫非以自己的经验，上升为人类的共同性遭遇，感觉到爱情就像时间之门，人们置身其中，而又感觉离自己十分遥远，并无可奈何地被时间挟裹而去的痛感。其实这也是一首关于时间的诗。莫非在与时间和爱情的比赛之中：“在正午的关节点上/死在心上的人也活过了我们的时间”。胡亮认为，莫非和树才在1999年之后没有再对“第三条道路”发言，抛开具体的情况不谈，其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两句诗就是答案。
与莫非形成对应的应该是谯达摩，他更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是一个将形式发展到极端的诗人，主要体现在他的“抒情史诗”《凤凰十八拍》和《世界之王交响曲》之中，我曾有专文论述这两部长诗，可参阅我的诗学文章《〈世界之王交响曲〉随笔》和《当下中国新诗的三个代表：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这里不再多说。我要说的是，谯达摩与莫非诗中的女性情怀相差很大。我在读到《穿睡衣的高原》时，我似乎也处于一种无所不在的女性情怀之中。用拟人手法写山水田园诗，以前不过是一种手段，作者与情感对象多为远距离的观察，即使像李白的《敬亭山》也不过是朋友关系。在《穿睡衣的高原》中，拟人化就是目的。作者和情感对象已消失了距离，就像正在度蜜月的青年夫妻，色情的意味很浓，具有私密的性质：“那些娃娃鱼的倒影开始疯狂。”在这里，色情是创造精神的表现，实际上它是对那些众多的对“祖国大好河山”空洞而滥情的东西强有力的解构。在诗歌气质上，谯达摩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但是他的爱情是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是他的宗教，而是生活在其中，并能真切地感觉和享受的。我注意到他近期的一首短诗《睡莲》，副标题是“赠冰然”，完全是《穿睡衣的高原》的现实生活版。与当前众多的俗世主义写作或“身体写作”不同的，谯达摩是从审美的雕塑性的角度来写色情的，具有绘画的性质，前者却大多是色情的赤裸裸的具体展示，行为艺术的色彩很浓。
树才是学法语的，并且翻译过勒韦尔迪、夏尔、佩斯、兰波、博纳福瓦等法国诗人的作品，但无论是从树才的身上，还是他的诗中，我感觉不到法国诗人的浪漫。那是一种极端热情的浪漫，无论是雨果，还是波德莱尔，都表现出绝决的气质。当年上演雨果戏剧《欧那尼》的热闹，也许只有法国诗人，无论是古典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才可能有那样的激情。我曾读过（80年代还听过课）树才的导师郭宏安给波德莱尔的诗集写序，洋洋洒洒十多万言，且富有激情。树才的冷静表现在他的诗中，真如他在一首叫做《冷，但是很干净》的诗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只要读过树才的几首诗后，就能知道是不是树才写的，因为模仿者只能模得了他的形，却无法仿得了他的神。他运用的是很干净的口语，几乎剔出了了杂质的口语。“一颗颗随风拂动的柳树/一团团淡青色的好心情”，（《天终于晴了》）这是树才观察世界的方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矛盾：“死，是死不干净的。/生，更不可能彻底。”这同样是胡亮所要寻求的心理方面的答案。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看，诗歌往往能展示诗人的命运，尽管它隐藏在诗人的潜意识里。
简宁在气质上与树才更接近一些，他的诗在质朴之外，还有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他的《交谈》：“同一片阳光/披在你和我的唇角”。多了一个“和”字，就表现了“你”与“我”之间的距离，而不是“你我”那种可以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再如他的《事物之诗》：“他的阴影覆盖了我/他的窗户，用沉默，在我的梦境说话”。简宁的诗，大多表现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距离感。女诗人
只有树才和李云枫才能听懂说什么的殷龙龙，一直呈上升的趋势，我曾专门谈到过他。
不少人将车前子当作“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诗人，这绝对是误解。或许，他们只看到车前子在“第三条道路”创立时的态度，但他并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自我膨胀意识和他游戏的态度，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小海本来就是《他们》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只是在“盘峰诗会”的时候，因受了阴谋家韩东的蒙蔽，一时之间没有在两大阵营之间表态。
尹丽川的《机关里的抒情岁月》则是照相似的观测，带有窥的性质。我在一个朋友处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便断定她能写小说。她后来成为了“下半身”的代表诗人，可以视为她找到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最佳途径。她是有力量的。
莫非、树才、谯达摩的三篇文章，可视为“第三条道路”的宣言。
第三条道路的发展
这一个阶段，以2000年12月出版的《九人诗选》和2001年6月出版的《九人诗选》为标志。
“盘峰诗会”之时，我正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姿态编辑出版我的第一部诗集《美之殇》。虽然我的写作开始得很早，但除了若干次与民间报刊发生过联系外，从没有进入所谓的诗坛，这与我的性格有关。到了北京之后，与民间报刊也不再联系了，并且写的诗也不多。出版诗集，只是对过去写作的一次总结。但正是这部诗集，成为了我和谯达摩之间的第一次对话，并沟通了我们的内心。在莫非、树才成为“潜水艇”（莫非语）突然潜入到深水之后，我几乎是以一种突然承担的方式，同谯达摩联合编辑出版了2000年的《九人诗选》，从此开始了我介入诗坛的行动。谯达摩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以他具有独特风格的诗歌实践和理论实践，以及敢于承担的无所畏惧的勇气，成为“第三条道路”的领军人物，还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合作者。于是，他在“第三条道路”发展的时候，将写诗的刘丹俊和写评论的林童合二为一，并让林童剽窃了刘丹俊的所有文学成果，且符号化了。如果都成为“潜水艇”，“第三条道路”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那么，我和谯达摩，就义不容辞地做“航空母舰”吧。
这本《九人诗选》与1999年的《九人诗选》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选者有：谯达摩、路也、卢卫平、娜夜、林家柏、邱勇、赵丽华、林童、殷龙龙等九人，除了谯达摩与殷龙龙，大量的“新人”介入了。这九个人，只有林家柏是70年代的，其他都出生于60年代。这些诗人的作品，作为了我后来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的案例，本文不再论述。
这是一本被视为“第三条道路”的选本。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其中出生于60年代的诗人，在作为代际概念的“中间代”提出之后，大都成为了“中间代”的中流砥柱，它粉碎了许多强加给“第三条道路”诗人的不实之辞，甚至诋毁。或许，那时他们的名气还不够大，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人视而不见他们正呈现迅猛上升的态势。那些不实之辞，如果不是出于私心，就是敏感力失灵。
在理论方面，只有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虽然具有过渡的性质，却是对我启发最大的一篇文章。谯达摩大体梳理了“第三条道路”的脉络，表明“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不再是盲目和没有方向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审视这篇文章，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虽然我刚介入“第三条道路”，对许多问题都很盲目，但由我执笔，在以“《九人诗选》编委会”的名义写的《后记》里，已对“第三条道路”的特征进行了总结，为我后来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确定了方向。
春节之后，我们又开始策划2001年度的《九人诗选》，在确定编辑方针的时候，还有卢卫平、邱勇在场。这次入选的诗人有：卢卫平、李南、刘川、邱勇、唐诗、凸凹、陆苏、刘文旋、林童等九人，由谯达摩任主编，林童和邱勇任副主编，有6人是第一次入选。
书还没有出来，卢卫平因不适应北京的生活，重回珠海。他的诗很重细节，选材差不多是关注现实性的。除了他的《情人节的玫瑰》被众人欣赏之外，只有两行的《穷人》：“我们希望像人一样死去/只好像鬼一样活着”，真是入木三分，惊心动魄。
李南的诗也具有悲悯性，她在面对下槐镇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而是感到作为“过客将永远是过客”的无可奈何，不是无动于衷的逃避。因为农村的问题，在中国具有普遍性，那种走马观花且高高在上式的廉价的同情，反而容易成为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麻醉剂。
刘川在处理农村题材的时候，却不会遇到困惑。他与农村有一种亲合的关系，农村不仅为他提供了诗歌的源泉，也成就了他的写作，或许这与他的亲人生活在农村相关。刘川和农村的关系，几乎就是“对话”的关系。他在《对话》中所表现出来的父子关系，完全是在一种平和的状态下的平等关系，而且父子情深：“可是，父亲，我多么爱你/好孩子，我也是，这是死亡也无法阻止的”。这并非出于简单的“血浓于水”的亲情，而是两个完全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
唐诗在构造他的村庄和他的城市时，显然遇到了麻烦，有关论述可参阅我的评论《花朵照耀的村庄和城市》。我的诗却表现出对乡村的悖离，或许这与我并不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具体的乡土之故。比如写于1991的《御临河》这首诗，虽然它是回忆性质的，但把历史、现实与个人经验结合在一起，在时空上呈开放性。一般诗歌会以回到母亲的怀抱作为升华，似乎中国人非得要有一个强大的母亲作为背景，才能支撑自己挺起腰杆做人，不然总觉得自己无法根深叶茂。我却有过客般的感觉，所以，我的结尾成了这样：“招魂的短笛吹奏着日日夜夜/魂兮——归来——/母亲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在处理城市题材时，并不感到有什么阻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要数《网络时代的爱情》，这首诗的重要性似乎还没有人意识到，但林韵然在评《九人诗选》的时候，在归结共性的时候，从城市的角度提到了它。这个听来的故事，经过我的转换，上升为网络时代的爱情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完全是网络时代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第一人称的叙述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加上强烈的对比暗示，完成了对经典爱情的解构和对于时代的反讽。
张放在评论凸凹的时候，说他是“从宫中坠入民间”，主要是说他诗歌风格的变化，这种变化让凸凹回到现实的土壤。王之涣在《登鹳雀楼》时，抒发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情；凸凹在《走进一座大厦》的时候，却是“到了屋顶花园。/再走一层就上了天堂”。凸凹常常表现出他的机智和幽默。他的《玻璃瓶中的鸟》，具有思辨的色彩，也许他在完成：“一只鸟成全了一个时代的实验。”那么，这样的实验不仅必要，而且很有价值。
陆苏的诗很短，有童话的意味。她既是一个乖女儿，也是一个好母亲。她的《老鼠偷走了一本书》很有意思，大概是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解构，反讽运用得惟妙惟肖：“我已这么找了十年/若有意外也早也发生”。很像郑板桥半夜吟诗退小偷，也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人生况味。在机趣上，很少有女诗人表达得如此到位的。赵丽华有一首诗《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得自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建构与解构并存，可以对照阅读。
在理论方面，便是我作为代序的《“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这是第一次从诗学建设的角度来对待“第三条道路”。需要指出的是，我当时仅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观察“第三条道路”的，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正因为我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盘峰诗会”的，而且到了2001年的时候，许多问题经过沉淀已非常明确，我才提出“盘峰诗会”的作用：“它所具有的意义便是成为了当下中国诗歌的一个十分显著的分水岭。”即使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新诗是一种什么局面，人们已非常了解：差不多只有可怜兮兮的所谓“九十年代诗歌”一个命题。在此之后，各种命题出现了，特别是网络的兴起，更是出现了出其不意的变化。但是有人却不愿正视这种变化，我在此作为一个案例提出。“第三代”和“知识分子”批评家陈超在《回答四个傻问题》中，谈到“盘峰诗会”时，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很讨厌有些诗人欺骗舆论的作法，人为地拔高‘盘峰诗会’的意义。说它是‘历史性的分水岭’。可能这些三流诗人没出席过更有价值的讨论会，少见多怪。也可能他们对诗界固有分歧所知甚少，将一场久久迟到的会议看做‘正逢时候’了。”（见《大开发》诗刊2002年夏秋号，另见《新诗界》诗刊第三卷，变为了“有些诗人如伊沙等”。）
看来，陈超参加过不少会议，当然也包括“盘峰诗会”，所以才有斯言。问题在于，如果一个诗人或批评家靠参加各种会议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还不准他人发表不同于自己的观点，这种会议中心主义者，只能成为“会议供应商”，那么，他所具有的权威不过是“权威的幻像”，很容易进入“权威陷阱”而不能自察，还要扼杀他人的想象力。正是这些赶集式的会议，必然要导致批评家敏感力的迟钝，而对多元变化的时代失言。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园人，也就不奇怪了。优秀的批评家总是一叶能知天下秋，而平庸的批评家，即使发生了大地震也会无动于衷，感受不到事易时移，而作刻舟求剑之举，结果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徒劳无益而已。即使“盘峰诗会”的意义真如陈超所言，也应该允许别人发表意见，也不必装出一棰定音的权威，对他人冷嘲热讽。何况中国诗界确确实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我宁愿误读，也不愿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为什么不可以看作是重新确立“秩序与责任”的企图？在2002年，不要说“70后”早已沸沸扬扬，就是“中间代”及其批评家，也以强势出击的姿态，旋风劲起于诗界。就以往的诗歌活动看，陈超的嗅觉也不灵敏。写出《1989年后 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 、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长篇奇文的，是欧阳江河；而“盘峰诗会”双方的论战，导火线是程光炜编的诗选《岁月的遗照》；同“民间”的论战，冲锋陷阵的是王家新、西川、唐晓渡、孙文波等人。如果伊沙真是三流的敏感力，怎会在麦地狂潮之时猛然断吼：《饿死诗人》！“盘峰诗会”，就中国新诗的变化而言，的确是“正逢时候”了。
赵思运写于2004年的文章《关于“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我之辨析》，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1942年后是一元，九十年代是二元，“第三条道路”出现后是多元。他的眼光放得很开，对中国新诗的梳理，既独到，也符合客观事实。所以，不能正视“第三条道路”出现后中国诗界的巨变，无疑是一种保守和腐朽的观点。
第三条道路的积淀
2001年的《九人诗选》出来后，如何让“第三条道路”发扬光大，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要操作，却不是易事。在还没有确定2002年的编辑方案之时，我和夏子华策划了一个选题，就是后来由《伯乐》出版的《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由林童、谯达摩、王晓生任执行主编。光是选稿就要花掉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决定本年度的诗选暂停。但为了“第三条道路”的连续性，决定创刊《第三条道路》诗报。
在2002年8月开始编选的《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大16开本，厚达480页，分作品和理论两部分，收录了自胡适“尝试派”以来30多个重要的新诗流派，入选诗人300余人，诗作近千首，于2003年5月出版。无论对于中国新诗，还是对于“第三条道路”，都称得上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未能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在“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方阵里，入选诗人有：莫非、谯达摩、娜夜、卢卫平、路也、温冰然、十品、简宁、殷龙龙、
另外，应该提的是，
夏子华是我在鲁迅文学院时的同学，我们的友谊已近10年。他虽不写诗，但他对“第三条道路”的贡献有目共睹。
第三条道路的开放
2003年，还在非典时期，庞清明多次电话与我交流：如何进一步推动“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我得承认，在宣传方面和对网络的认识上，我和谯达摩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庞清明正好弥补了这种缺陷。在庞清明的努力下，2003年6月，“第三道路”论坛开通。他放弃办了多年的“跨越”论坛，毅然参加到“第三条道路”的建设，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网络与纸质媒介的联姻，“第三条道路”成为了一个关键词。
网络的快捷和综合的信息量，的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有因速度过快而容易被掩蔽的毛病，于是过滤和沉淀就成了必然。由庞清明、林童主编的《第三条道路》诗刊，作为对2003年诗歌的总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在选择方向外，由庞清明承担了全部工作。庞清明的热情体现在这本诗选之中，还体现他的宣传方面。我愿讲一讲对封面的看法。不少人觉得封面设计不够简洁。如果要探寻庞清明的审美心理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话题。这应与他生活在广东有关。南国一年四季青山绿水，不能不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活动。我是从一些广东诗人作家的书籍中得到的启示，他们对封面层次感的喜爱，最初令我不解。同样，北国冬夏季节明显，多喜单色调，认为大气。既然呈现着普遍性的审美，如何在这种普通性提炼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对庞清明是有好处的。
这本诗选入选的诗人有：庞清明、十品、莫非、树才、凸凹、谯达摩、林童、殷龙龙、徐慢、张作梗、刘川、刘歌、安琪、金辉、张选虹、杨通、玄鱼、马永波、唐诗、墓草、阳阳、杨拓、老德、谷禾、刘汉通、林林、赵思运、吕历、沈河、丁成、遗墨、西北龙、王征珂、雷杰龙、闵云宵、八零、云南泉溪、孙家勋等，现在，子梵梅、梁山剑客、红杏等诗人也可以列入。
庞清明的写作已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他在神性的视角下进行古典的圣洁之后，开始关注现实，由启示的诗进入到审美的诗。这种变化的收获是他的《南方乡镇》系列。他的转变应了：“这些玫瑰的亡灵 鸟粪 落日的幻像/沿饥饿的地曹 催发新生命”。十品从事长诗的写作，在经过长时间的观望、思考之后，我们看到了，持谨慎态度的十品，也在进行着《大裂谷》似的裂变：“我开始改变姿势 改变性质”。我们都可以视为自身的变革，我相信对他们是有益的。
徐慢的《莎乐美》是他的美学宣言吗？他现与上海的“撒娇”在一起，“撒娇”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追求一时的快感的渲泄，是“快乐的美学”。但他们从对拉辛的态度中，我看到了可怕的民族主义的光芒。同在上海的玄鱼“耽于幻想”，与他的名字非常吻合，他有非常良好的愿望——《和平，是安静的》：“近日世界大海波涛/到处是反战的示威游行”。有多少灭绝人类的罪恶，是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进行的？
张作梗最为勤奋，他的诗的质量比较平均。“我需要飞翔，但我不能放弃归宿！”这是否可以视为他的诗歌准则？这种矛盾，使得他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宁愿用一万首垃圾，衬托出一首有特质的诗，而不愿将一首诗中的特质，分散在一万首之中。金辉比较沉静，他在默默地为“第三条道路”做贡献。“为何在邻居面前他总是小心翼翼”？这是他《秘密的豆地》中的父亲，也是金辉的写照。
与庞清明一样，张选虹的诗也讲求圣洁，我常在讲到这种类型的诗时，说它们美得令人伤心，即它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清风中迈步的香炉/黄昏吐尽最后一丝气息”，在一种神秘气氛的笼罩下，又感觉做诗的技巧显露了痕迹。杨通的诗呈现出地域特色，这与他生活的地方息息相关。他的诗也有种神秘的气息，但我也感到了地域性的限制，影响了他作更深的开掘，看看他的《在巴中》：“哦巴中/而我就是那只被你凝铸在琥珀中的虫子/因为幸福 已无力出走半步”。都说四川诗人要走出盆地，当然，我现在理解为走出自己心灵的盆地。杨通的诗，正应了那句“少不入川”的古语。神龛既然造就，“儿孙们如何乘风走出你的山路和水路”，只能靠杨通自己解决。
发明了“伪叙述”的马永波，也非常讲求技艺。也许，正因为“伪叙述”，使得他的诗同“知识分子写作”区别开来。我在很多“知识分子”的诗中，很难看到情感的力量，但马永波的诗的情感力量很强劲，虽然他也经过了压缩。这使马永波的诗独具一格。“既然我的心像冬天的打谷场一样荒芜”，那在“所剩无几的生命”中，可以体验南方的温情。杨拓的《马雅可夫斯基永恒在书店里》相当有意味。它写一个中国青年诗人在俄罗斯的书店里买诗集的见闻观感。杨拓是一个喜欢收藏书籍的人，在他可以开书店的书籍中，我还真没有发现马雅可夫斯基，我们对他的推崇，难道真是他从一个未来主义诗人变成了颂歌诗人？难怪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斯塔姆等人的诗集很好买，而马雅可夫斯基的七卷本全集永恒在书店里生了书虫也无人问津：“走在异国的广场上 西伯利亚的寒流/冻得我不敢再去写不说真话的诗”。不说真话的诗在中国还少见吗？各位，引以为戒吧！
阳阳提出了一个问题：“用一生的时间/能否将草甸带回家？”诗人也是牧民，阳阳，你说呢？同为江西诗人的老德复出后，以惊人的速度写作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的写作已完全放开。谭五昌编《新江西诗派》出版后，我曾与他交流意见，认为江西诗人的个性特征不明显，相似的东西太多，而且偏向诗学的保守，应大力放开。老德是江西诗人的另类：“为了找一个人/我爬上了十九层的高楼”。
谷禾容易在诗中陷进道德的圈套，这影响了他的视野。他在写作上，与同是来自河南的诗人墓草的差异性非常大。由于墓草关注底层的生活，容易被意识形态左右。我已评过他们的诗，不再多言。
“你是一个单数，还是一个复数。”这是刘汉通在《诗歌代数学》中的问题。他是文本的推崇者，他对许多事都很怀疑，需要有这样的精神，但有些事就是明白不了，他在《枕边书》里没有找到答案。并非所有的答案都必须写明白，所以，他还在想：“而我的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一只灌满了凉风的塑料袋”。赵思运的解构写作已成为了他的标签，在“第三条道路”中是最彻底的。他走上“第三条道路”，似乎经过了“青春 血腥 呐喊 嘶杀/闪电劈开乌云”的过程，但他已成为一种向度，这却是不少人缺乏的。
安琪的视野呈不断扩展的趋势，由漳州而福建，由福建而中国。她的任性的性格让她永不满足，所以她的诗风在不断的变化，张力巨大。《天不亮就分手》，是她编辑的一本写都市一夜情的时尚图书，她用作诗的名字，我可以理解为，安琪总是和过自己的过去告别。能够这样做的人不多。由安琪发起的“中间代”诗歌运动，凸现了一代诗人的优秀品质。
“一个人独自的旅行 最好是在秋天”，这是林林的个人经验，他对秋有特殊的感情，就像八零对符离镇。八零的冷静令人吃惊，曾经在符离镇驻足过的名人，能增添旅游的价值，未必对他的诗有多大的帮助。雷杰龙就生活在于坚的阴影里。对于他者的借鉴，我觉得应做俄狄浦斯，而不是哈姆雷特。其他诗人，如吕历（胡亮有深的研究）、沈河、西北龙、王征珂、云南泉溪、孙家勋、闵云宵、遗墨、子梵梅、梁山剑客、红杏等诗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并呈上升的势头。
这本选集的理论文章很多。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或曰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以他一贯的大气，为“第三条道路”寻找历史的依据。观点可以争论，就看站在什么角度。他提出的“有道之路”和“无道之路”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这篇文章就有了价值。胡亮、庞华、兰马的理论，又增加了诗学建设的新路。
2004年，作为“第三条道路”五周年纪念性质的选集《第三条道路诗选》，又有许多新生力量注入。目前，在“第三条道路”论坛活跃，并认同“第三条道路”的“新”诗人，如罗唐生，姚园、冰儿、梅依然、鲜娅、楚楚、孙启泉、游鱼、李滨等，已呈上升的势头，将成为“第三条道路”的建设者。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那个选本，都不能视为纯粹的“第三条道路”，因为时间在变化，人事的变化是正常的。只要他们能找到自己的路，是不是纯粹的“第三条道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绝不能画地为牢，因为“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条胡同，而是呈放射并交叉形态的无数条路。无论怎么走，都是在探索中国新诗的出路，成败得失，可以成为我们的财富。
在理论建设方面，也呈现多元的局面。庞华擅长于文本细读，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有人来做。赵思运专学文艺学，又有时间和精力，可以做得更多，可以以“第三条道路”及“中代间”为依托，向诗界和文化界辐谢，以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家。胡亮还年轻，完全可以跳出我等的理论框图，建构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诗学。
第三条道路：2004年之后
以上所论及的，完全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待“第三条道路”的，只能以论纲的形式，作粗略的描述，这已经够长的了。文本的细读，只能等以后了，或许这将变成一句托辞。
五年来，“第三条道路”在大家的努力下，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五年之后，又将如何发展？
如果在另一个五年，或十年二十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建设“第三条道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