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走向了世界，与印度山水相连的中国与其它国家一样，也关注着他。1920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等教育界知识界人士，向泰戈尔发出了访华的邀请。但由于他忙于筹备国际大学，在欧美各国周游，回国后又陷入政治论争，没能成行。

1922年，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再次邀请泰戈尔访华。泰戈尔本来决定在1923年8月到达中国，由于身体原因，推迟到1924年。

在泰戈尔访华前，泰戈尔访华的消息已在中国文学界掀起浪潮，许多重要报刊积极响应，《小说月报》出版了两期泰戈专号，或大量发表他的作品与评论，引发了“泰戈尔热”。但泰戈尔来得不是时候。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泰戈尔访华，自然有的欢迎，有的批评，这也很正常，因为在东西文化之间摇摆不定的泰戈尔，不要说在国际上，就是在印度，人们对他的态度往往也大相径庭。此前的哲学大师——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和实证主义哲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来华讲学，情况不也一样吗？欢迎泰戈尔的是自由派作家，他们是泰戈尔的崇拜者和热心介绍者，另有文化论争中鼓吹东方精神文明的玄学派。欢迎者如梁启超、徐志摩、郑振择、冰心、林长民、张君励等，批评泰戈尔的主要是左翼文学家和革命家，他们认为泰戈尔思想落后，对中国青年是一种毒害。如陈独秀、沈泽民、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这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的选题——《泰戈尔在中国》——很不错的材料。

泰戈尔到中国的当天，对东方通讯社记者谈道：“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在当时，中国和印度都比较落后，印度甚至还没有取得独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奋发图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协约国站在一起，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可见泰戈尔东洋思想的复活，的确带有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成份。

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到达上海，受到了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时事新报社等的热烈欢迎，虽然他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他的态度，不免有些失望，但他还是在北京度过了他64岁生日，接受了梁启超的赠名——竺震旦。竺即天竺，是古印度的别称；震旦为中国的别称。这也恰好与泰戈尔的名字中太阳的寓意相吻合。此前，由于徐志摩是泰戈尔的翻译，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徐志摩拜泰戈尔为干爹，泰戈尔给徐志摩取了个印度名Soo Sim(索思玛)。同时，泰戈尔和绘画大师徐悲鸿、京剧大师梅兰芳等也成为朋友。5月30日，泰戈尔乘船前往日本，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回国后，泰戈尔将他的讲演整理成《在中国的谈话》，1925年出版。国中也成立了“中印学会”和“亚洲学会”。1929年，泰戈尔重游中国，在徐志摩家住了几天。宋庆龄在上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泰戈尔访华，一方面增进了中印友谊。1956年，周恩来在访问国际大学并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评价道：“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有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另一方面，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是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一大批诗人、作家从他的文学中汲取了营养。如冰心、徐志摩、郭沫若、许地山、王统照、郑振择等等。现在，泰戈尔的影响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