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位已经讲了消费、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下面我要讲关于创新方面的。我讲的题目是大标题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听起来比较像政府文件，政策味道比较浓；小标题是“从鼓励模仿到激励创新的战略调整”，听起来更加学术一些；不过，两者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要想讲的中心思想。简单说一下我要讲的内容。首先是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然后想说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最后是想探讨一下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我发现中国技术创新战略的演变，是一个典型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建国刚开始，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模仿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技术上也主要是模仿和引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来呢，因为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必须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本身没有错，但文革中，由于政治原因，却变成了“闭关锁国”，技术、经济都搞不好。邓小平执政之后，我们又要搞拿来主义，大力引进国外技术，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现在人们发现拿来主义也有问题，所以开始主张要自主创新。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演变过程，我总结了这么一些简单的特性。计划体制的精髓，我感觉就是一句话，“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你去看政府的报告，经常提到“两弹一星”，这跟四大发明一样，是要经常说的，而这实际上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体现。我们发现，计划体制下，大事确实很好办，但衣食住行这些“小问题”却很难弄，香皂、眼镜这些小东西搞不好。为什么？我觉得道理跟我们做经济学研究是一样的。经济学做研究，提出问题要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同样，计划体制下，要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你首先要知道集中力量解决什么问题。计划体制下面，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要解决某个问题，那么，只要集中力量，可能很快就把问题搞定了，这是优势；但我们发现，从创新的角度看，计划体制它也存在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它搞不定它需要搞定什么东西。

改革之前，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采取了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但我们发现，这种激励机制只对“大事”比较有效。如果我是做导弹的，我觉得我为保家卫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收入低一些，我也觉得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是做香皂的，我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成就感。

关于计划经济是否能够复制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有来头的问题。以前，兰格和哈耶克争论过。当时，争论似乎是市场社会主义一方的兰格站点优势，但历史证明哈耶克是正确的。斯蒂格利茨有一本书，叫《社会主义向何去？》他那本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计划经济是无法复制市场经济的，比如计划体制就难以复制价格体制促进选择和激励创新的功能。用哈耶克的话说，价格体系本身是信息的产生机制。根据我自己的定义，创新本来就是要打破常规，计划要事前计划，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在定义上就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没有办法复制。

中国科技体制市场化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要解决的是计划体制下面，技术创造跟扩散应用“两离皮”的横向阻隔问题。对于这些措施，我们发现可以用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去理解，最为容易。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有不少数据来说明这些成就。如果有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现在不论是产出和投入，中国企业都成为中国创新的主体。但是，虽然改了这么长时间，现在的问题也很多。就创新而言，问题主要在哪里？一句话总结，这体现为自主创新能力欠缺，往往陷入一种“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就像治病一样，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我们需要找病因。要自主创新，无非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要愿意创新，第二个要有创新的能力，想创新没有能力也不行。如何诊断？我们有一个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海市经委的带领下，在上海调查了一些企业，我们总结了一下，似乎可以这样说：合资企业不愿意创新，国有企业是没有办法创新，中小企业是不敢创新。

下面我简单的阐释一下。合资企业我把它叫做死于安乐。以汽车行业为例。有很多人说汽车行业是一个经济规模很强的行业，要发展经济规模必须要有产业集中。而政府如何实施呢？通过行政手段设立进入壁垒，比如汽车行业中就有所谓的“三大三小”政策。结果，人家李书福把吉利车造出了以后不能卖，这就好像是小孩生了，结果没出生证，不能登记。此外，政府还规定了一个50%国产化率政策，本来设定这个比率的目的是鼓励技术转移，但实际上它主要起到了利润分享的功能，也就是说，国内合资方通过50%是能够享受很大的利润。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外资跟中方合资就非常具有“双赢”的性质，中方合资者通过合资避免了风险，而外资则通过合资避免了很多竞争。但是，这个“双赢”会损害一些人，比如李书福们，这是以前汽车产业政策最大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者往往把产业集中看作竞争的前提，而不是结果。我们觉得，这种因果倒置的背后，是有利益集团在作怪。

国有企业它没有办法创新，让它创新，好像缘木求鱼，可以说是在等死。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目标太多元化，不但有企业目标，还有社会目标。我记得鲍莫尔曾将企业家精神分成三种：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破坏性的。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企业家精神，说白了就是承担风险、逐利的动机。人们经常说国企的老总，厂长没有企业家精神，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他们都很有企业家精神，但这种企业精神主要是分配型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做的东西很多都是升官的东西，所以他的企业家精神是变成一种分配型，在官本位上往上走的企业家精神，他不可能搞技术创新的，这其中有风险，风险和收益不对称，所以，你要让他创新就是好像是缘木求鱼。当然，还有一些国企，里面有一些具有生产性企业精神的企业家，但他们往往都面临资金不足等问题，在此就不多说了。

    民营企业，我说它是“弱不禁风”。创新有两个很基本的特性，不确定性和滞后性；你把成本投下去，你不确定是否会成功，你也不确定到什么时候会成功。通常，创新投入都是很大的，所以，有些人和企业是等不到创新开花结果的。所以，现在中小型的企业它的典型策略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不敢创新。前几天恰好在广播上听到孙立坚老师在讲，说我们没有创业版，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现在，我们是靠政府在补贴，我们的经委、科委，我们有点钱，悬赏让大家来申请，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成本实际上很高。我们想，如果没有创业的直接融资，谷歌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我同意孙老师的说法，不应该依靠银行解决风险大的东西，如现在的民企，草根企业。大银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正道是要靠直接融资。现在我们没有风险投资，没有创业版，实际上没有办法解决高风险、高收益的东西，让银行搞这种东西本身就搞不定。中小企业里面的人才也是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二十一世纪人才最重要。如果我很有才，我有才大公司就把我挖走了；如果没有创业板，没有高的成长前景，民营企业就会因为没有钱而人财两空。

    下面我们再看看创新不足到底有那些具体的表明。第一，中国制造往往是低水平重复，位于价值链低端，或者是华民老师愿意讲的微笑曲线的中央。顺便说一下，微笑曲线一些都不好笑，很残酷。位于中央，你干了半天活，累得要死，但发现大部分收益都被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营销环节拿走了。第二，中国制造往往受到反倾销的威胁。有时候，还会有更加极端的非经济行为。温州鞋在西班牙被烧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受到专利大棒威胁。就好像中国的DVD产业，开始过的好像挺滋润，但人家专利大棒一挥，就扫平了，死掉了。第四，重引进，轻消化吸收，轻再创新。第五，还有一个就是重FDI，轻许可。

    中国作为一个技术后进者，必须要在“拿来主义”和自主创新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我们认为，现在到了应该强化知识产权的时候了。不要人家说我们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就觉得好像是阴谋。关键是要从自己的角度看，这个政策是否有利。下面我先给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如果创新是公共品，那么就有一个所谓的公共品效应，没有保护，就没有人创新。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也会产生垄断扭曲。所以，在封闭经济下面，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要在事后垄断扭曲跟事前动态相互平衡的结果。不过，我们发现，关于知识产权（IPR）保护，有一些有趣的悖论。如果知识是私有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必要要求我们提高IPR保护。反过来，如果说创新知识是公共知识，我们就能够免费地掌握发达国家的技术，搭便车就够了，也没有必要进行IPR保护。显然，这两种情况都有问题。我们认为，所谓创新知识，实际上是私有知识跟公有知识的混合体。几个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知识管理理论。私有知识体现为你的创新能力，而如果你能从公共知识获益，那么，这些公共知识必然体现为你的知识产权。依据上面的分析，我有两个推论：第一，创新具有集聚效应，这体现了知识是局部公共品，甚至私有品的特性。第二个是创新具有规模经济。这很容易理解，比如我投了一笔钱，我的市场越大，我的投资平均成本就会越低。

    下面，我们考察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如何设计和实施合理的政策？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还有约束。这个制度设计的短期目标，或者战略手段是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而终极的目标或者政策归宿则是要提高全民的福利。就好像，现在我们以GDP为纲，这显然是一个手段，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全民的福利。这个制度设计的指导方针就是我的标题，从鼓励技术模仿到激励自主创新，要实现一个战略转变。最后，实施的关键是要满足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必须要看政策目标的可实施性如何。

    根据肯尼斯-阿罗的话说，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除了人类的努力，已有的知识是最为重要的投入。我们来看中国为什么有这么的FDI，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有很多人在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我觉得溢出效应是要研究，但是这可能只是二阶层面的概念。首先或许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FDI？FDI到中国来，不外乎就三种动机，第一是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第二是穿破中国的市场壁垒，第三是中国的区位优势。所有这些目标，实际上都可以通过许可、合资来实现。但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是，如果可能，他们都会选择绿地FDI的形式。我们认为，绿地FDI就是外资规避技术溢出的一种选择；市场换技术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它并不满足外资的技术约束；技术是人家的命根子，他怎么会轻易地给你？我们的解释是，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外资进入中国的选择，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的机会变差了，他不愿意许可给你；如果他要许可给你，就要教你怎么做，但中国的IPR保护比较差，如果你今天学了，明天就跟他拆伙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道理谁都懂，所以他不会教给你的。IPR的保护可以促进企业组织的更新。李约瑟之谜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技术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经济，但在近代却落后了。我自己的解释是，私有知识与公共知识的区分是最重要的。产业革命以来，欧洲实现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这里面必然有某种东西体现出强烈的规模经济。按照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这种关键因素就是知识。实际上是欧洲从威尼斯共和国以来，就开始有知识产权保护，这造就了一个公共知识库。根据前面提到的阿罗的说法，除了人类的努力另外一个投入品就是知识，但这个知识必须是大家都可以获得的。所以，欧洲人尽管少，但由于公共知识库的存在，他们单个人的创新效率远远高于中国，所以，他们技术进步更快。此外，我们知道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跟市场范围成正相关的，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培养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创新知识之后，你需要尽可能拓展市场份额，你的收益才能最大化。在商业机密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这是不可能的。组织很大，你就必须分权，而一分权，你的技术就扩散了。没有政府的排他性保护，徒弟教会了，你这个师傅饿死的时间也就快到了。知识产权保护，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解决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问题。

    IPR保护可以促进分工。我们也是在调研的时候发现，没有好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你要创业成功，你就必须三头六臂，什么都要会做。既要做研发，又要做产业化，不这样就专不着钱。有一个例子。有个中科院的教授，也是中国的十大杰出青年。他发明了一些技术，申请了一些专利，想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但他觉得自己的专长，或者，用我们经济学的话说，他的比较优势在于科研。所以，他就尝试把他的技术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和别人合作，让别人搞实业，产业化。结果呢？别人赚了大钱，他好像什么也没拿着。万般无奈，他也下决心要自己搞产业化；好像是已经跟安徽那边合作，建立起一个大的生产基地。

    前面说了制定知识产权政策需要注意的要点。现在，我们综合起来看，强化中国知识产权产权保护，对中国究竟利弊几何。简而言之，成本是提高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成本，拓展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垄断力量。收益是提高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激励，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满足中国的当地化需求。我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企业现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创新能力，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模仿质量、技术机会，模仿成本的重要性退而居次了。

当然，我们必须考察中国的机会在哪里？我觉得在以下几个因素：当地化偏好，当化化技术，人民币升值。大家说要刺激内需，而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也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动态的看，人民币升值会改善了我们的贸易条件，使我们购买国外技术相对便宜。我想，如果人民币升值，而我们没有通过购买国外更多的要素并消化吸收，我们的产业升级是没有希望的。

该做什么？培育创新土壤，放弃钦定的政策，追求阳光普照。阳光普照，就好像让大家去竞争太子。国内市场是要发挥规模经济。最后一句话给定中国企业已在模仿中积累了相当的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应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限制他们之间的恶性竞争，改善中国企业的技术机会，增加他们的创新收益。借用吉利集团的总裁徐刚的一句话，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自造”再到“中国智造”的转变过程。现在，时间到了，我的演讲也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