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敦煌：脉脉相对
100年以来，敦煌学研究在全世界兴起。但长时间来，一直有人认为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在发现藏经洞一百周年的时候，记者采访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秘书长柴剑虹教授。
记：以前有个日本人曾经在中国公开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您了解这一件事吗？
柴：有这么一回事。1979—1980年，一位日本的学者在南开大学和甘肃西北师范学院曾公开地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时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一位老学者很生气，当时就起来反驳他，和他辩论了半个小时。日本人的讲话一方面确实表明他很傲，另一方面反映了一种事实，确实是当时实际的情况。
这主要是由于敦煌的大部分经卷已经流失到了国外，中国学者在二三十年代研究敦煌学时，就相当困难，必须要到国外去寻访，要费很大工夫。由于大部分好的材料在国外，国外的学者有有利的条件，尤其是日本学者由于用的是跟中国传统研究相近的方法，日本的文化与中国又比较密切，所以（当时）他们的成果比较多。日本研究的人数也较多，经济、法律、宗教文书等方面日本确实走在了世界敦煌学的前面。还有日本到现在有连续4代学者从没有中断过，确实很厉害。
中国从50年代开始，研究条件开始有所改善，得到了一些国外（收藏）的一些缩微胶片，编制了一些相关研究书籍。但相对而言，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的人较少，获得资料又困难，所以当时取得的成就并不大。文革时期，敦煌学的研究曾一度中断过。六十年代的“反右”，也使我们的研究搞得一塌糊涂。
季羡林先生对此的看法是，这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这件事对中国学者刺激很大，激励中国学者更加努力，千方百计地走在研究的前沿阵地。
记：那这几年研究的成果怎么样，国外的学者还这么认为吗？
柴：前些天开学术交流会的时候，一位日本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关于敦煌的书，书的封面做得很有意思。写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藏经洞的发现形成了敦煌学这门学问，它是中外学者共同开拓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记：这句话不是季老（季羡林）前几年提出的吗？
柴：是的，这是季老1988年在北京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敦煌学从此成为国际性学问。季羡林观点的被认同也表明了敦煌学在中国的发展。
记：那日本学者是怎样接受这一观点的呢？
柴：当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学者努力了。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国家财政一次给了100多万。学会成立后，老中青的梯队开始形成，敦煌学研究的范围开始增大，成果也不断涌现。80年代末我们在敦煌学的研究上还有空白，但是在各个分支学科里都大踏步地向前，成果相当多，每年的论文都上百篇，专著几十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学者也就再无话可说了。这几年确实能看到中国敦煌学的进步。
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研究的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
柴：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思想方法，用传统的思想文化修养方法来研究敦煌学。而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积累、修养、方法来研究敦煌学，这跟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外国人是用外国人的眼光、方法、态度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东西。
记：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1993年后发表的论著，虽不乏佳作，但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同日而语。
柴：这么说不完全准确。1993年后，我们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是与外方合作对于流失海外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地影印出版，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敦煌研究的条件。这是敦煌研究史上的重大事情；二是对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这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分类整理是一种很重要的基础研究。此外90年代后，还出现了大量的专著，所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当然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缺陷。
记：中国现在从事敦煌研究的人多吗？
柴：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并不多，因为敦煌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不过在各个门类的研究上以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影响的大约有一百多人。而现在日本真正有成就的也就二三十人。
记：现在的学者与以前的学者的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柴：年轻学者在学术功底、学术修养上和前一代的大师王国维、罗振玉、季羡林他们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必须得正视这一点，很多东西我们记不住。我们小时候还要背外语、政治，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背四书五经。但是年轻的学者也有自身的优势，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上更开放一些。现在可以方便地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这在过去是很困难的，现在很多学者懂外语，可以和外国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
季羡林他们认为年轻的学者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老一代的学者。超越其实是应该的，但我们还不能够自满。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做得不够，很多中青年做学术做得不够规范。
记：那么现在从学术上比较中外尤其是中日相比还有差距吗？
柴：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中国，比如道教方面我们一直都没有赶上，对道教的研究我们国内一直很少，虽然国内已经有人开始研究，但我们还是刚刚起步，而他们却一直都做得很好。但在敦煌古代文学的研究上,中国始终走在前面。在科技、医药、体育、历法、语言等方面日本也没有什么突出成就。中国在语言研究上以杭大为中心，一直在世界上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当然，敦煌学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21世纪的敦煌学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要进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外国的学者已经承认，他们国家敦煌学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因为他们大多材料我们现在都已经拿到手。中国不对他们开放，他们的研究也就会有很多的困难。
记：现在在敦煌学的研究上经常提到“二重证据法”，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柴：二重证据法是指在研究的时候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相结合；出土的文物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现在还有人提出了三重证据说，就是再加上把外国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相结合。
记：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在研究敦煌学呢？
柴：现在到敦煌参观的人很多，但真正懂行却不多。敦煌学，一方面是显学，很热；一方面是冷门。这种反差说明了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今天如果使敦煌学真正变热，就应该从培养个人文化素质上下功夫。敦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懂得敦煌文化，就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在莫高窟参观的日本人手里都有一本日文的说明书，而中国人手里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日本人看的津津有味，中国人却看不懂。
敦煌学研究与西北开发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敦煌的材料在二十世纪初被西方的列强拿走，这是外国列强来开发你的西北，开发你的资源。他们当时是很野蛮的，是一种掠夺，壁画可以给你切下来，经卷可以给你拿走。我们今天再开发西部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保护文物。否则再过10年很多文物就在也看不到了。西北是中国从近代开始就比较荒漠，比较闭塞的，而恰恰在这个地方是中国古代文化交流最热闹的地方，最不保守，最不闭塞的地方。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深思。
记：以前有报道说在敦煌学的研究上我们应该感谢王道士、伯希和，对此不知你怎么看？
柴：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把中国的文物拿走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文物他们没有权利拿走。如果说拿走就是保护中国文物，这句话是说不通的。比方说，一个人的家里被小偷偷了，第二天他的家里失火了，家里的东西被火烧光了，是不是就要感谢这个小偷偷了他的东西呢？所以说尽管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物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所以他们拿走就是对的，拿走拿得好？另外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说，文物搬离了原地，文物价值就损失了很多。文物的流失为后来的研究工作人为地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必要一个劲地责怪王道士，骂王道士，他就是那个水平，另一方面也决不能称赞伯希和拿得对，斯坦因拿得对。以前有的文章说王道士、伯希和有功，这是绝对错误的。伯希和，我是很尊重的，他是位大学者，但是伯希和拿敦煌经卷就是不对。他在编制西方汉学家桂冠的同时，也已经永久地背上了一幅劫掠中国文物的沉重的十字架。这一点他是永远也逃不掉的.
来自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