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独立精神，相异性，网络及其他》
——我所理解的第三条道路
林 童
一、先行说明
由于时间、精神状态及对成都诗会的认识偏差，原本准备的发言稿没有写出，只列了个发言提纲。对于第三条道路，我并非无话可说。为了发言的方便，我便提议，
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将发言提纲与发言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并加进了不少新的思考。
由于以“第三条道路”为基本构成的论文标题已经很多，如何拟定这篇文章的标题，让我为难了好一阵，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标题，表明：一、这不是一篇学术性的文章，而是诗学随笔；二、它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点或价值立场，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供第三条道路诗人和其他因困惑而质疑第三条道路的诗人、诗评家，以及因无知，或懂得文学艺术发展而所做的善意中伤或恶意诽谤的诗人、诗评家参考；三、这只是站在我的立场——作为一个第三条道路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所作的观察与思考，偏颇也罢，不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客观公正也罢，这都将可能存在，不必回避。四、尽可能地梳理第三条道路，力求能够为第三条道路更加健康和高度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和坐标系统。五、能否具备这样的价值，取决于我的真诚度、观察问题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二、关于流派的观点
我已经讲过：现在仍然争论第三条道路究竟是诗歌流派还是诗群，是无意义的。与其争论这些非常表面化的问题，不如就第三条道路的状况进行研究。
在成都诗会上，杨远宏、谯达摩、朱子庆和我对流派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杨远宏是从流派的普遍性与共同性的角度进行阐述的。他所强调的是流派的流向与派别问题，认为构成流派的基本要素必然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必须要具备共同的审美主张与意识，共同的艺术追求，相同或相近的创作风格。然后以此为依据，质疑第三条道路。谯达摩引经据典，从历时性方面，为自己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流派寻找理论依据，我觉得，他所谈的西方现代派的情况更具说服力，这与第三条道路的实际情况比较吻合。朱子庆可能以前对流派不甚关注，对第三条道路的兴趣刚刚开始，但他善于倾听并因理论功底深厚而灵机一动，更多地从第三条道路的现状着手，虽然没有分析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状况，却用堆积理论阐述第三条道路的冲击平原效果，因他耳闻目睹了珠江三角洲的形成，故对条三条道路的发展前景持有相当高的期待值。
我在上午的发言中，为什么将流派拆开来讲，并将“流”理解为“流动”，“派”理解为“派生”，而不是帮派或派别？因为普遍性或同共性的解释，属于常识，一般人都能理解。我是从个性，即特殊性的角度来理解流派的，并为我解释第三条道路伏笔。这也是在寻找理论依据，并非我心血来潮，张着大嘴，随口而出，借以贻笑大方。
由于各自理解问题的方式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或者理论资源背景有差异，不论是看待流派，还是看待第三条道路，观点的差异是正常的。无论哪种权威或不权威的阐述，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万无一失。正是由于阐述的偏颇性，才使每个人都有话可说。关键不在于是否偏颇，而在于能否自圆其说。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还是《辞海》与《辞源》，甚至《大百科全书》与专门解释文学艺术与思想学术的辞典，也只是综合性的归纳，作为常识供人们了解与参考，不存在标准答案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追本溯源，在谯达摩阐述了之后，第二个、第三个继续从头讲起，对与会者将是一种折磨。这与第一个人将鲜花比作美人之后，第二个、第三个仍然将美人比作鲜花有什么区别呢？况且，按照谯达摩的旁征博引，杨远宏又该反问我了：“林童，你批评我这个说那个说，你看谯达摩不也是这个说那个说，还比我引得多，你怎么不说呢？”这是
我只试图给大家提供一种有参考性的观点，至于这观点能否站住脚，决定于我的阐述。
三、第三条道路模式：相异性
能否可以把第三条道路当作一种模式呢？我认为可以。这是由第三条道路的特性所决定的。
就算伊沙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提出的动机不纯”成立的话，也不能构成他否定第三条道路的理由充分而必要。何为纯？有纯的吗？树才、莫非等在1999年11月的“龙脉诗会”上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时候，或许带有玩笑的意味。据说，龙脉诗会“知识分子写作”集体缺席。如果真是这样，我所理解的龙脉诗会，就应该是“民间写作”的庆祝大会与誓师大会。民间派因长期受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派的排斥和遮蔽，终于在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上很英勇地揭竿而起，打破了所谓“九十年代诗歌”——知识分子派的代名词——的垄断地位，至少是话语权方面的垄断，从而形成了二元对峙的局面。但是，第三条道路的提出，的确不识时务，这让庆典出现了不和谐之音，不但没有增加民间派的力量，反而让知识分子派没事偷着乐，民间派大佬们耿耿于怀属于正常情感，所以伊沙在2004年时还颇有怨气地称树才等人为“老卡通”。
如果按照树才在《第三条道路——兼谈诗歌写作中的“不结盟”》所说：“我一条，莫非一条，车前子一条……”，省略号是原文就有的，可以理解为还有很多条，那么，第三条道路就会走向杨远宏所说的流派指向。事实上，他们因为多年的友情，走的也是精英化之路，并且友情要高于事业。这与车前子有关。我在与车前子接触前，的确不理解他的行为，后来交谈过，才知道他是一个游戏性很强的人，这种游戏性贯穿于他的诗歌，他的事业，他的人生，这决定了他虽然反叛，但无法深入，更不能持久。这就是有的人至今搞不明白莫非树才为什么没有再写文章讲第三条道路的原因。一方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早已超出了他们最初的设想，理论阐述未必是他们的强项，比如莫非去年写的《第三条道路工具箱》就是随感式的；另方面，他们更习惯于用作品说话，这与他们的认识和不上网有关。
即使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带有玩笑的性质，但在实施过程中，是一点也不玩笑的。凡事都有定数。第三条道路最初的形成，与1999年“第十五届青春诗会”有关。看一看三卷本《九人诗选》，参加那届“青春诗会”的有：李南、卢卫平、谯达摩、莫非、殷龙龙、刘川、凸凹、树才、小海，另外还有歌兰、姚辉也进入了谯达摩等主编的《第三条道路》。这届“青春诗会”，正值知识分子派与民间派分裂，在无意间促成了另一种力量的聚集
无论是参加过“青春诗会”的第三条道路诗人，还是后来加入的诗人，都不具备传统流派形成的特征。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诗人，并不认识，早已各自写作多年，无论是美学主张，还是审美追求，即使是创作风格，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毫无疑问，正是诗人创作的差异，让相异性成为了第三条道路最重要的特征，它构成了第三条道路的根本和“标志性建筑”。
既为相异性，第三条道路的排他性就不存在，这就是第三条道路区别于知识分子派与民间派的地方，也是区别于众多流派的地方。知识分子派与民间派思维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被第三条道路的多元化策略消解了。如果说知识分子派与民间派的特征为万流归宗的话，第三条道路则是一条大江向四方八面辐射。所以，知识分子派与民间派是以合众人之力极力形成山峰，第三条道路则是力求形成山脉或山系。
第三条道路形成的特殊性，构成了第三条道路模式的特殊性。
庞清明在回答老刀对第三条道路的质询时，将莫非、树才、谯达摩、林童、十品、赵思运、胡亮、李祖德、庞华等人的观点提练出来，呈现在“扬子鳄论坛”时，版主刘春说这是荒谬性。在看似荒谬的事物中，如何寻找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才是正确的方法。比如，朦胧诗出现时，反对者认为它还不够荒谬吗？都用上了“令人气愤的‘朦胧’”，现在还觉得朦胧诗令人气愤吗？很有意思，在号称后现代主义诗人伊沙那里，在“诗江湖论坛”看到成都诗会的消息后，居然跟贴说：“声明一点，我对这平庸滑稽的‘三条’无私仇，只有诗的公愤！”语气多么像当年的章明啊！
从思维方式来说，老刀、刘春仍然只注重事物的共性，而忽视了事物的个性。他们善意的批评，主要是缺乏对第三条道路运行方式的了解。
四、第三条道路的运行方式：合作
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即使是第三条道路的成员，为什么也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况呢？这与第三条道路的运行方式有关，其实还是由相异性决定的。
谯达摩在2000年《九人诗选》的代序——《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中写道：“回到交换理论，在霍斯曼的观点看来，建立一个亲密无间的共同体这一理想仅仅是一个幻想。理想的模型是合作，而不是一致。我认为这也就是1999年版《九人诗选》编选和出版的最初的理论基础，也就是‘第三条道路写作’最初的洞察力。”合作，这也是我在认识谯达摩后，参与第三条道路建设的现实基础。加上我与谯达摩性格互补，合作就更加具有优势。后来庞清明的积极介入，仍然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三人的性格并不构成冲突，可以说是达到了性格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在2001年《九人诗选》的代序——《“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这篇长文中，进一步强调了霍斯曼的这一观点：“就‘第三条道路写作’而言，根据霍曼斯交换理论的观点：理想的模型是合作，而不是一致。所以，‘第三条道路写作’也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而且，最担心的就是一致，必将以牺牲个人为前提，那代价就太大了。许多优秀的个人为保持团体的一致，个性的东西必然会被共性吞噬，会逐渐变得平庸。在具有共性与宗派主义传统极为深厚的中国，尤其如此，因而必须加以警惕。”同时，我还推论道：“既然‘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即使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人们，或许每个人都有一种自己心目中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写作模式或诗学理论模式。”这既表明了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真实想法，也是我的期待。因为，这一时期，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的阐述非常有限，又特别是对诗人及具体文本的推举上，绝对是重大缺陷，即使现在也远远不够。没有理论阐述，再好的文本也有可能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之中，即使百分百的金子也无法发出照耀黑夜的光芒！
我不只一次地鼓吹，在成都诗会上我依然鼓吹——后来的诗评家，特别是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诗评家，在阐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不要局限在我们前行者的理论框图里，应发现新的理论增长点。我们无疑有自身的优势，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果后来者找不到新的增长点，第三条道路同样也避免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在这方面，第三代中众多的流派已为我们树立了快速消亡的榜样。
现在，第三条道路诗论家们异口异声的原因已十分明白。其实，在注重相同性的流派或诗群的诗论家，也不可能众口一词，不然，一个诗论家足矣。
五、我的第三条道路观：独立精神
我历来反对将“第三条道路”简化为“三条”、“三道”、“三路”，认为这不够严肃，特别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引起歧义总是不好。在网上，为了方便，不少人使用简称，也没什么紧要。有的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比如在成都诗会上，那些醒目的大红标语，从沫若艺术院开始，无不简称为“三道”。起初的确不习惯，但我发现都这样称的时候，觉得有点意思。那些记者，并不知“三道”为何物，弄得他们莫明其妙，常常要人解释半天还是如限于迷宫的感觉。我就在想何为“三道”的问题。我在诗会期间发现：读者远离诗歌，除了社会环境变化之外，诗人远离读者，造成了诗歌与读者的隔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诗人只为“无限的少数人”写作时，早已离开了脚下的大地，成了不食人间烟火而吸风饮露的神仙，还能期望多少读者？于是，我认为“三道”，就是指天地人。后来，在遂宁登上灵泉寺的时候，理解为天地人之整合。
既然如此，我也可以将这个本来为有机整体的词语，再一次拆解。这可能犯了所学专业的毛病。有一次聚会，人大的几个学西方文论和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生讨论二者的对接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困难。有个古代文论说：我对西方文论也不是很了解，就批评方法而言，二者有何区别？用理论来说明理论，容易空对空。我想了想，只有用具体的例子更能沟通。于是我说：以故宫为例，你们看到时，首先是整体印象，比如庄严肃穆、豪华气派，我们看到时，可能首先会想它为何是这种建筑方式，它的构造怎样，甚至可以具体到建筑材料。比如我读诗，很自然就会想到这首诗的构造。
“第”指向每一个具体的诗人，所强调的是诗人的主体意识，即每个主体的独立性。如果丧失了独立性，其后果必然是——人格、艺术精神、艺术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彻底丧失！至于“三”，不论直接理解为多，还是理解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代表不定数，即多元化。从多元化来讲，一二三具有最初的生成意义，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万物，代表着多元化的真正形成。“道路”即为通向诗歌之路。如果局限在诗歌领域还比较狭窄的话，那就是“通向辽阔的艺术世界”。如果这样说还比较虚的话，那就干脆用一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也是《伯乐》杂志在2003年6月这期“作家聊斋”时，第一次公开讨论第三条道路时所用的专题标题，它所暗示的意义，仍在于强调写作的相异性，无论采取何种写作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达到诗歌（艺术）的殿堂，而不是其他。
我们到达了罗马吗？还没有。只是在通向罗马的路途之中，即使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就，也不过是在驶向罗马的途中找到了驿站而已，或许将永远在路途之中，罗马像海市蜃楼一样，只出现在我们的幻觉之中。或许也是命定，正如我的诗句所言：“谁也没有找到通向太阳的道路”！不然，诗歌早就消亡了。
正因为如此，就难以避免半途而废者，浅尝即止者，半信半疑者，挟裹而行者，偷奸取窍者，投机倒把者，打家劫舍者，见利忘义者……
第三条道路，不论视为流派，还是视为诗群，或者别的什么，它只是一个平台。现在，这个平台已经搭建起来，在眼球经济时代，已达到了以最经济的成本，实现得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平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全凭自己的造化了。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真理——对其他流派也具有同样意义。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第三条道路，首先应该感谢这个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很多人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一方面，它给我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场所，比如自己，因在2000年与谯达摩相识并参加第三条道路，改变了长期被遮蔽且无路可走的窘况，不仅很快浮出水面，而且挖掘了在评论方面的潜力。虽然以前也写过评论，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目的性明确，并有意识地写作。另一方面，则是相互提升。即第三条道路正是在一群参与者卓有成效的推动下，成为了21世纪初中国新诗无法回避且不可能绕过的诗歌现象，使第三条道路的含金量大增；同时，第三条道路也提升了一群诗人的含金量。
有人批评第三条道路具有文学史情绪，并当作并不恰当的野心。如果讳言谈这个问题，不说是虚伪，至少是不诚实的表现。对于写作者，未尝不可以具有这种野心，并把它当作克服写作困难的助推器，因为它能够提升你的视野与胸襟。第三条道路已经是客观存在。
因此，我们应珍惜这个平台。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提升的话，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不可以放弃，至少能够暂时悬置起来。
当然，诗歌平台本身是没有好坏高低之分的，能够搭建什么高度的平台，取决于平台上的人。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同样，作为承载第三条道路理念的载体，无论是纸质的报纸、书刊的《第三条道路》，还是网络的“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第三条道路网站”，只是沉淀与交流的平台及形象建设的窗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们并不能代替我们的写作。如果写作没有质量可言，再熙熙攘攘也会成为过眼烟云。静下心来，写作吧！
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表明个人的立场：2004年，伊沙第一次攻击第三条道路的时候，我给予了反击。我在贴出1988年受庞德启发，用改译的方式，翻译李商隐及其他古诗人的诗歌，伊沙讽刺我说：这是新古典主义。其实，在美学上，我就是新古典主义者。新在哪里？即我不会放弃艺术的探索。因此在艺术追求方面，我是个探险家，这更表现在我的小说创作上。在人生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既然地球已为一个村，我将以人类为关注对象，那就标榜为人道主义者吧。这既是我2004年写作《泰戈尔，你属于谁》得到的启示，也是我在“相关链接”部分，不论是获得过诺贝尔奖，还是没获得这项奖的人，与英语无关的，只选择人道主义者为链接的对象，因为，诺贝尔说：科学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战争乃利益集团为争夺利益而起，都是反人类的，无所谓正义非正义。但因为利益，常常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这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难题与悲剧。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是军事科学技术走在了前列，并推动其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的确是个悖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有边界的，而文化永远没有边界，因此，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爱国贼，只有在作为公民的时候，才会强调民族利益；当我是一个诗人或作家的时候，我将以文化为祖国。
六、第三道路的诗学核心问题：艺术与独立
没有别的，艺术，只能是艺术！
在此，我愿意负责地向大家推举第三条道路的两种经典理念。一是树才在《第三条道路——兼谈诗歌写作中的“不结盟”》中所说：“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二是谯达摩在他的长诗《世界之王交响曲》中所表达的具有真正后代主义精神之理念：人人皆可为世界之王。在这个世界里，所谓世界之王并不是秩序的统治者，而是平等共处，和谐而独立的主体。这具有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意义。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从神的精神重压与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将人类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在把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之后，人类陷入了自我膨胀的虚妄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不管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有其负面的作用。当人类因虚妄而极端贪欲的时候，灾难就附影随形。我是在SARS之后才理解了这部长诗的前瞻性和不同于以往新诗的精神元素。这才叫先锋和先锋精神。这是写给和平—绿色生态组织的献歌！至于诗的表现方式，可以讨论。很多人只看到了诗中的“王”字而没有将它同海子诗歌中的“王”加以区分，更没有理解二人所表达的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诗歌的嗅觉非常迟钝啊！另外，他们也无法理解什么叫艺术的极端？谯达摩的这种艺术极端和决绝，具备这种艺术素质的人并不多见。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部长诗就没有值得商讨的地方。它在注重理念及艺术极端表达的时候，忘了节制——包括艺术形式的节制，唯美的节制，宗教情感的节制。这让谯达摩的近作越来越唯美和宗教情感的无限扩张，于是他塑造出超凡脱俗并一尘不染的美女诗——能够洗涤读者心中的尘垢，但只可敬不可亲，更不可能如邻家之女，既可以随意交谈，甚至可以谈恋爱。这也可以说是谯达摩的诗歌风格，不同于其他诗人的风格。谯达摩受误解与忽视甚至诋毁的原因，就在于他太古典、太极端、太决绝，并且表现为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因为，很多人标榜古典，并不领会古典，标榜先锋，并不知道什么是先锋。叶公好龙者甚众，所以当先锋来临之际，或以另外的形态表现，标榜者就露出底气不足或惊恐之态了。
这是题外之话，原没有打算作分析的。
七、第三条道路的边界：现代诗，时代与心灵自由
这个问题，我在2003的《第三条道路随笔》中已讨论过，现在仍有讨论的必要。
“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以及三者的派生，都是在所谓现代诗的旗帜下的探索。三者之间的分歧，是诗学观念的分歧。如果以国家意志作为参照物，都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只是安身立命之所，尽管可能因职业的原因，占有的文化资源和话语权不一样，可以帮助他们扬名立万，但就其写作姿态和写作本身而言，并不与国家意志构成互动关系，更不是国家意志的奴仆。
文学艺术的边缘化决定了诗人身份的边缘化。就边缘化而言，三者都具备：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远离国家意志中心的民间状态，坚持独立人格的主体意识和对艺术的探索精神。
如果离开这几个方面来讨论诗歌，特别是讨论第三条道路的诗歌问题，必然要陷入非诗化的泥潭之中，并将沿着非诗化的道路越走越远。
我并不反对讨论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更不反对所谓的政治抒情诗。在国家意志下的政治，容易狭隘化和妖魔化。况且，政治与时代比起来，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艺术与她的时代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不能对自己所在的时代发言，充其量不过是书写者的精神自慰罢了。就时代性而言，文学艺术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艺术本身，她必然要成为每个时代的良知，并代表该时代的文化，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荷马史诗如此，文艺复兴如此，浪漫主义如此，批判现实主义如此，现代主义如此，后现代主义也如此。诗三百如此，楚辞如此，唐诗宋词元曲如此，明清小说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朦胧诗如此，第三代如此，中间代如此，70后亦如此。但是，对时代发言，并不是要充当时代的代言人，更不是充当国家意志的传声筒。
政治不是禁区，真正的禁区仍然是自己的心灵。只有不敢正视自己心灵自由的人，才会将政治视为强大的假想敌。心灵自由才是写作的第一要素。比如我的多文体长篇小说《雪崩》，因题材为正面写中学师生恋问题，虽然已完成了十年，但难以出版，最近才将在美国出版。写作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出版问题，难道出版比心灵自由还重要？只管写就是了，我只管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出版是可以选择的，但心灵是不可以选择的。
事实上，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一种倾向已有苗头，试图将左联时期——延安时期——文革时期这一条红线链接起来。或许没有意识到，但所作所为已经呈现。如果这也算第三条道路，那第三条道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三条道路将堕落为献媚写作。在这个层面上，伊沙的“只有诗的公愤”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这已不是诗学观念的分歧，而是艺术行为、艺术思想和艺术选择的分野。做事情是可以妥协的，但艺术无妥协可言。
总之，第三条道路即使是个再大的框，也不可能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装东西的时候，应该考虑是提升还是下沉。
八、第三条道路的策略：整合与自我认同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采取的策略是——分化或分裂。就其思维方式而言，并没有摆脱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所以在“盘峰诗会”后，站队成为了一大景观。
第三条道路的策略是——整合。这就是那些既不愿站在“知识分子写作”立场，也不愿意站在“民间写作”立场，只愿意站在自己立场的优秀者，不断认同第三条道路的原因。第三条道路尊重主体，对好诗保持着足够的敬意。不论是谁写的，只要是好诗。
这也是为什么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诗人，诗学观念可以不同，审美意识可以不同，创作风格可以不同，却可以平等地异口异声的原因。第三条道路讲求的就是——求异存同。
这种整合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我认同。杨然就是典型。他在《第三条道路》100想的004第三条道路如同回家中写道：“我对第三条道路有一种天生的‘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认同，归根结蒂，就在于它对好诗的尊敬。这是我踏上第三条道路最根本的理由。”我很早就知道杨然在四川邛崃冉义中学教书，他的诗读得不多，但印象深刻。他还曾在《星星》撰文讨论中学语文教材的诗歌选择问题，引起白热化的争论。一直以来，我以为他是一个清瘦的语文教师，他却是教数学的。我曾是语文教师，对中学语文教材的蔽端深有了解。在1987年开始教高中语文时，就有意识地讲现代新诗了。
九、第三条道路的名利观：非名利场
写诗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现实利益吗？我认为不能。如果要获得直接的现实利益，当官发财是可以的，大可不必写诗。即使要从事写作，也可以搞畅销书或电视剧。诗人之名，不过虚名，特别是当下，几乎是诗歌圈的事。利也是有的，一方面，因为写诗，认识了全国各地的诗人朋友，也因为写评论，得罪了不少诗人；另一方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方面，诗歌抒写的是诗人在他的时代的心灵史。
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一样，也不能排除有人把第三条道路当作名利场，表现为：自以为是，拉帮结派，挑拨离间，栽赃陷害，无事生非，群起而攻，威逼利诱，人格污辱，等等。这哪是第三条道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对好诗的尊重？我在编书的时候，只要是好诗，好文章（至少是我认为的），哪能管作者是不是我的同道，是不是与我的诗学观有差异与分歧，是不是我的论敌？
在此，我愿意重申我在《“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中的观点：“这里所说的独立性，既指‘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独立性，它将努力排除外来的各种干扰因素，也指‘第三条道路写作’诗人的独立性。这点特别重要。既然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每个人都有适合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最佳写作途径，这才是最重要的。”既然叫写作，还是写吧。写出自己的东西，谁也偷不走的，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空洞的口号，是解决不了第三条道路所面临的困境的，不但不能提升第三条道路，而且只能让第三条道路下沉。杜甫有言在先：“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既值得学习，也足以警戒！
如何构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史，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
十、关于第三条道路文艺思潮
第三条道路的确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比较异质的新鲜血液，打破了诗坛格局，能否形成文艺思潮，这取决于它所站的高度，与时代共脉搏的把握能力，众多优秀分子的参与，还取决于历史的选择。
十一、第三条道路文本推举
什么是经典诗歌，或许，无论权威的批评家，还是选家，现在说了都不能算数。它必须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那些标榜经典的中国新诗选本，不是为了炒作以吸引注意力——这无可厚非，便是对经典的滥用——“经典”一词就贬值了。不过，对于什么是好诗，如果不是昧了良心睁着眼说瞎话，我相信稍有水平的人都能鉴定。这并不是说，经典不是我们说了算，就不能做选择的工作了。这点我是自信的：我们能够找到构成经典的诗歌品质。先把具有经典品质的好诗找出来，以实现文本的增殖功能，在不断的增殖（淘洗）过程中向经典迈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用就不着搞诗了，还是洗洗睡吧。
由于受阅读兴趣和阅读范围的影响，加上审美情趣的制约，无法都列出。我在此推荐的是第三条道路诗人的好诗，限于篇幅，只列举，不作分析，且一人一首。这也是一种批评方法，也欢迎批评。
安琪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树才的《有一只蟑螂正在死去》，谯达摩的《穿睡衣的高原》，庞清明的《玻璃房里三姐妹》，莫非的《大觉寺》，马莉的《下雨前雷声躲藏在大树的背后》，凸凹的《大河》，杨然的《千年之后》，路也的《女生宿舍》，墓草的《寻找父亲》，姚园的《机票系在丝巾里》，汪文勤的《老华侨》，西北龙的《一个男人扛着自己出发了》，娜夜的《飞雪下的教堂》，卢卫平的《情人节的玫瑰》，莫卧儿的《糊涂茶坊》，杨拓的《马雅可夫斯基永恒在书店里》，孙家勋的《内心的驴》，丁乂的《拒绝行动》，十品的《大裂谷》，殷龙龙的《玻璃钟》，张作梗的《歌》，紫衣的《这是他当年躺下去的地方》，唐诗的《酒是父亲的灯盏》，探花的《孤鸥》，老德的《我最好的兄弟》，子梵梅的《从内部逐渐减慢》，
十二、第三条道路再审视
也许第三条道路所强调的相异性，对习惯于求同存异并在奴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诗人来说，不适应是很正常的。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同志们，也常常心存疑虑，总希望有共同的行动纲领，以便利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这导致了诗人的惰性和主动性的缺失，在自觉行动方面比较迟缓，缺乏“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诗人的果敢和舍我其谁的气魄。这是不争的事实，用不着掩饰。
另外，也是我们在成都诗会时私下讨论的问题，虽然其他论坛也存在，但在“第三条道路论坛”更为突出，即诗人的脆弱。在批评方面，如果化名批评，被批评对象觉得正常，容易接受，比如争相让三味真火给自己把脉；不化名批评时，即使再好的建议也难以接受，甚至以为是不是故意过不去而结怨。都说网络是虚拟的，虚拟吗？一点也不。虽然不能见面，但那些即时性的文字，同样具有白纸黑字的效果，比纸媒来得更直截了当。我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本就不会书法，当我写下“林童”的时候，有人说你的字怎么这么差，这很正常，如果非要别人说：林童，你写得好啊，已达到大师水平。并以此踌躇自得，这还不叫没有自知自明，而是非常滑稽和恶心了。
第三条道路的未来不在别处，而在于行动之中。
第三条道路是个未完成的文本，但我希望部分大于整体之合。
2005.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