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刘伟，一个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在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春节，她都没顾得上回家和家人团聚，一直在为就业而四处奔波和焦虑……而家人再次见到她时竟然已是“阴阳两隔”了。是什么让她如此厌倦美丽人生？一本密密匝匝近10万字的日记，是刘伟留给世人唯一能搜寻答案的遗物，字里行间记录着一个当代大学生因不堪就业压力而走上不归路的心路历程。（
一个即将跨出大学校门的姑娘，用掐灭自己宝贵生命之灯的极端作法，结束了她眼前的一切美丽图景，也结束了她一直叨唠着的“好累、好累”的精神煎熬。刘伟在日记中写道：“每天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家里负债累累依然坚持上学，每年花着高昂的学费，不但没有学到本领，反而遭受精神折磨……”这一颗颗滴泪的文字，看得人心酸。无疑，刘伟是脆弱的，一个如花般的生命，倒在了这种由来已久的痛苦元素的不断恶性积聚之后。
我觉得，一个公民的内心焦虑，一个姑娘的就业徘徨与生命脆弱，不该长时间伴着一个社会扶弱的冷漠。刘伟写就10万字的日记，并非一日能成，她的室友、同学、导师，还有大学校园的就业心理、就业引导的教育机制，都跑哪去了？怎么忍心这么长时间看到一个姑娘，不堪就业压力写就长篇日记而不去扶她一把？难道社会的关爱触角无法伸至单个脆弱公民身旁？大学连年扩招，加之今年全球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但愈如此，我们社会的扶弱机制，更应具敏锐性，不能忘了这些年轻大学生，他们柔弱的双肩还未经生活负压。
在这种社会“扶弱缺失”的另一面，近段时间，在就业压力日渐加剧的情形下，不断有精英人士站出来，劝服大学生要将自己当作“普通劳动者”，有人变相支持大学“零薪酬就业”，甚至有人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去当城市的流动小商贩。显然，这种劝说看似和善，实际与“漠不关心”并无本质区别。众所周知，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全民免费教育不同的是，一个孩子通过10多年的寒窗苦读最终成为一名持有大学文凭的“普通劳动者”，家长需付出20至40万的与他们的低收入严重不相称的高额费用。拿刘伟来说，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为了她念完大学，早已是负债累累。
再联想到“父亲为供儿上大学每天工作18小时在中秋节猝死”，“劳作母亲为凑够女儿念大学的学费累死猪圈旁”，“为儿上大学55岁的人力车夫累死在闹市街头”……一边是我国高校教育费用20年上涨25倍，因上学贵无奈失学的现象和“新读书无用论思潮”的迭起；一边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精英一次次出来劝学子乃至家长要转变就业观念，正确面对上学贵和就业难形势。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如果精英者占据着话语权的显赫位置，不去疏导大学生就业不公的制度性淤塞，不去大力培育就业岗位，那么，这种说教即便磨破嘴皮也是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