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看到网上常有关于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没饿死人、饿死多少人的争论，常为一些年轻朋友对历史的无知感到茫然。今在华龙网上读到原新华社记者、原重庆日报副总编刘集贤的文章，对当时四川省饥荒和死亡情况作了较为准确的描述。

　　两江更鼓——我认识的廖伯康同志（2）

　　1958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三个黑色大字：大跃进。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是不错的，但在极左路线指引下，只有多快，独缺好省，工业砸锅砍树，大炼钢铁，农业亩产万千，大放“卫星”。浮夸的结果是：工业一片凋零，濒临破产，农村粮食短缺，饿殍遍地。究竟死了多少人？各家说法不一。但在“天府之国”的四川，却有确凿数字——1957年全省《户籍年报》的人口为7215万7千人，到了1960年底，人口锐减为6263万6千人，（据四川省委1962年文件附件）整整饿死一千万人！雅安地区一个荥经县，全县饿死一半人，有的村子全部死光，只好从另一个村子派人去埋死人，埋人的人饿起肚皮不堪重负，又死在现场，只好再从别的地方派人去；在长寿、涪陵，饿死的人也不可计数……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啊！

　　对于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四川省委一位主要负责人不仅视而不见，更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捂紧盖子，谁谈死人就是“右倾”，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不顾人民死活，继续报“高产”，调出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使问题愈演愈烈，直到1961年、1962年饿死人现象依然如故。

　　1962年中央在北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同志再次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要各地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了鼓励大家讲真话，对所有发言实行“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一时民主空气活跃，左倾路线的许多问题迅速暴露出来，人们似乎看到了中国的一丝希望。但四川省那位主要负责人回来后拒不贯彻大会精神，继续批判“右倾”，坚持“跃进”，使“血泪川情”难见天日。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位领导干部：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廖伯康更利用到团中央参加会议之机，直接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详细汇报了四川的严重灾情、死人情况及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左”的路线和霸道作风，引起耀邦和尚昆同志的高度重视。

　　然而，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风向大转，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国内矛盾一下引到“阶级斗争”上，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导火索。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以贯彻十中全会精神为借口，大搞秋后算账，清查胆敢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最后查出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人，赓即便将他们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经过层层批斗，全部撤销职务，萧、李调出重庆，廖伯康发配到建筑工地抬水泥，下苦力。“文革”伊始，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又“指示”重庆市委，再次将三人抛出，并“升格”为“萧、李、廖反党反革命集团”。几位为党为人民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革命，就这样成了“反党”“反革命”的“双反”分子，或投进监狱，或“学习班”劳改，受尽人间凌辱、折磨和苦难。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昭雪，而此时的几位敢讲真话、坚持党性原则的老同志，都已银发两鬓，“蹉跎”十余年！

　　此廖伯康“中年蹉跎”之谓，也铸就了伯康同志正直的秉性、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对上级负责对下级宽容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