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有一个美国人，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确实，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他为中国做出的功勋，足可以彪炳史册光照千秋。这个人就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一手创办了燕京大学，美丽的校园——燕园，一直保留至今，只不过现在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他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他一手促成燕京大学与哈佛的合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起初既无钱、又无地，也没有师资力量，学生只有百来人的燕京大学，终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司徒雷登在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即使放到现在，也让那些动辄叫嚷“中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者汗颜不已，因为他们现在正使着吃奶的劲儿往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冲刺，而燕京大学早在万恶的旧社会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这点且不去说它，我最佩服司徒雷登的，是他身上所特有的那种人格魅力。
在司徒雷登身上没有那种大学校长的官僚派头，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对于学生，他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在燕京大学初期，学生人数较少，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一规定，正当他手持钓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他回头一看，正是他们的校长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其他中国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他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他通过努力，使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获得营救。三·一八惨案中，燕大的魏士毅同学惨遭杀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便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在图书馆树起“魏士毅女士纪念碑”。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大一百多名学生参加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京大学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日，学生们正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在那次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把它作为了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这所庭院就成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令人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也许，从那时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司徒雷登在燕大升起美国国旗，与日寇周旋。由于当时美日还未撕破脸，日本人也不敢轻易为难燕大。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在抗战那样的非常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出版。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因此燕大逐渐成为华北抗日人士秘密据点。如果有学生牵涉到抗日事件被捕，司徒雷登必竭尽全力去营救。如果有学生决定奔赴大后方或共产党控制区，司徒雷登也要发给盘缠，为其安排逃亡路线，并亲自设宴送行。这些事情引发日寇愤恨，以致后来他被日本人囚禁了四年，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重获自由。
“世必先非常之人，然后成非常之功焉”，或许，司徒雷登正是凭借其特有的人格魅力，才成就了他教育事业的辉煌，才给中国教育留下了燕京大学这样一座永远的丰碑。
这位可敬的老人，1962年9月在临终之前，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其中之一就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之墓地，要“与吾妻为邻”。但由于他被新中国领袖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钦点”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他的骨灰最终也没能安眠在他几乎付出了一生心血的燕京大学。值得庆幸的是，在老人逝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于2008年11月17日，安葬到了杭州市北的半山镇安贤园。
老人终于魂兮归来！但他身上的人格之魂，魅力之魂，能一道归来吗？恐怕只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响了。
参考资料：陈远编《逝去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