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伴随着浓浓的“火药味”开场，就可以预测这是一次相当艰巨的会议。其实在这次关乎地球和世界命运的大会召开前夕，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论题上的暗战已经提前打响了。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现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地理环境，相互之间不断深化协调立场，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三大阵营：首先是欧盟；其次是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77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不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减排”问题上的角力和交锋也将主要在这三大阵营展开。
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
各个国家对于气候变化的本质认识，明显存在分歧。（1）绝大多数国家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和气候环境，地球环境和气候的持续恶化，导致的空气、土壤、水体污染、各种疾病的产生和世界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必须协调立场来共同面对，以拯救地球和大气气候。（2）但是也有一些人一直质疑，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不成立，或者并非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气候变化。（3）还有声音称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用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理由和工具。因此在气候谈判中往往采取“消极态度”，沙特等欧佩克国家不希望看到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4）而欧盟在气候问题上态度相对比较积极，这与欧盟在向低碳经济转型方面走在前列有关。“欧盟觉得它的技术储备、资源、法规等都是有优势的，所以欧盟希望发挥并强化其现有竞争力优势，在现有的机制下多分一杯羹。可见对气候认识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气候大会的态度也就不同，这些给本次大会达成一个各方都相对满意的协议，看来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各方立场坦诚亮相，态度表现各异
1、欧盟很积极。由于欧盟工业化进程发展较早，在环保技术储备、资源、法规等方面有优势，在向低碳经济转型方面走在前列，减排目标比较容易实现，希望发挥并强化其现有竞争力优势，好在现有的机制下多分一杯羹，因此与美国相比，欧盟在气候问题上态度相对比较积极。
2、美国无奈又为难。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奥巴马的减排态度尽管比前任略微积极，提出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然而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7%。此外，奥巴马政府拒绝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并坚持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强制减排。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态度很明显：在没有参议院投票通过法案的前提下，美国不会超出国会立法提案中的减排目标。因而奥巴马的参会举措只是象征性地支持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故选择在会议第一阶段出席，但却刻意回避与全球其他领导人在
3、日本态度很暧昧。日本和美国同属于发达国家，同属一个阵营。一方面日本国内能效利用高，进一步减排非常困难。如果美国推卸责任，日本一定会跟在后面。另一方面，日本在清洁能源、电动车这些方面有技术优势，日本希望在市场上多占份额。所以日本可能会摇摆。因此日本在大会上态度表现相对暧昧，观点不甚明确。
4、“伞形集团”消极耍无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与美国立场相似，因为这些国家在世界地图上这些国家的连线形成伞形，而被称为“伞形集团”。这些国家对于减排态度消极，而且大多“夹带”前提条件，企图模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耍赖的做法。
5、小型岛国“动情”发言赢得掌声。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发言的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代表动情地说，气候变化对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只是一个问题，“而对我们小岛国来说，是生存问题。”她的发言赢得了现场的掌声。“脆弱国家”代表、孟加拉国环境与森林部部长玛居姆德（Majumder）表示希望看到这次大会缔结一份积极的气候协议，以抑制全球变暖。因为孟加拉国有大量人口生活在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之下。一些来自小岛屿国家的代表则表示，他们的立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不过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将有利于联合起来发出更大的声音。
6、俄罗斯想继续吃“老本儿”。 全球气候谈判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准年”是1990年。而苏联于1991年底解体后，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便随之大幅度减少，这使俄在气候谈判中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据俄相关部门测算，虽然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俄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仅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70%左右。也就是说，俄罗斯即便不采取任何新的减排措施，它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任务，即把本国排放量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
7、中国率先定减排目标并誓言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中国承诺2020年前单位GDP碳强度下降40%-45%。他在解释中国的减排诚意时说：“我们该做的我们做了，不该我们做的也做了”，明确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外交部气候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对CBN记者表示，不能孤立地看待气候变化问题中的某一方面，必须考虑西方国家的历史责任及其在历次谈判中言而无信的情况，并积极和77国集团发展过节协调立场，尽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谈判不会一帆风顺注定一波三折
在减排目标方面，全国人大环境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发达国家历史上进行的温室气体大肆排放，已被认定为目前全球面临严重气候挑战的主要原因。而发达国家目前提议关注当今各国的碳排放规模，实际上是对其自身历史排放经历的一种掩盖。因此，在制定减排目标时，更应关注各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实际上，即使考察当前的排放量，各国的目标也都因为带有附加条件而存在不确定性。陈迎指出，欧洲很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对发展中国家重新提出，将减排相关目标与贸易问题相挂钩。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的议题也可能面临艰难前景。德波尔曾于9月指出，会议成功要建立在满足一定政治需求的基础上，即发展中进行减排可以让发达国家情愿接受更高的减排比例。同时，有减排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会在技术引进和研发方面投入更多，有助于技术转移，也满足了发达国家的全球共同承担减排任务的政治需求。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伊沃·德波尔5日指出，全世界都期待着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最终“能够见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观察人士认为，在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确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和技术支持两项基础性议题的探讨前景均显艰难的背景下，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制定新的气候协议以最终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努力，可能无法换来圆满结果。不过，考虑到此前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由各国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影响力和我们面对的共同的敌人是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将至少能够出台一份相关的建议性文本，并于未来再转为法律协议。
可以想见，在全球减排的问题上，在最终关于建议性文本和法律协议形成以前，围绕历史责任、减排模式（双轨和并轨）、碳减排量、资金和技术援助等方面的较量与交锋，将不会太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