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吗？
网上一场小小的风波，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
算起来，我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的关注已经14年了，也就是说，我在14年前既提出了对它的疑问。时光如水，岁月如梭！
从九十年代起，我开始关注云南文学，写的第一篇长文是《边地小说与主流文化》。在关注的过程中，发现云南文艺界的人爱说的一句话是：“吃民族饭。”少数民族作家、民族生活题材受到偏爱和重视。写什么题材，是不是民族题材成为首要的问题。“云南文学”的特征已经被固化了，写边地风情民族风光的作品才是云南文学。而云南前两代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已经减弱，自八十年代开始崛起的第三代云南作家于坚、海男等，“云南作家”的特征并不明显，作品的民族特色更没有——他们没有少数民族身份，写的也不是风光风情作品，甚至地域特色都不明显。昭通这一批人正寻求自己的发展，在昭通时，明显地感觉到，省上的权威们并不把这群人当回事，因为昭通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没有鲜明的少数民族作家。经过认真分析后，我们提出：“看全国的大刊物，别把在省上的刊物发了作品太当回事。”
我由此想到，云南文学应该改变自己的固化特征，应该拓展出更广阔的天空。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超越题材：云南文学摆脱窘困的选择》，给了当时的作协领导，没发出来。
从理论背景上思考，发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对云南创作界影响很深。这一命题对吗？稍一深思，发现它是一个很片面的命题，是一个褊狭的命题。此时，我已经调到玉溪了。1995年，省文联理论室承办“五省区文艺理论研讨会”，来的都是西部五省的人。刘鸿渝老师那时主管理论室，通知我来参会。会上我的一个发言涉及到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吗？”引起大家的兴趣，没人这么质疑过。记得西藏文联的主席对此极有兴趣，会后还与我讨论了很久，回去后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的联系。
回到玉溪后，于坚约稿，我写了《云南作家与民族、地域》，又单独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吗？》提出来，独立成篇，给了《云南民族报》，也发出来了。这篇文章是正面阐述，写文章时，我还没查到这个已经被真理化了的命题是谁提出来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已经是1996年后了，一位云大的教授到玉溪去讲课，他是搞民族民间文学的，名气很大。晚上我过去聊天，说起这个命题，并请教他：“这句话最初是谁说的？”他一口就回答了我：“马克思！他说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说到的。”并告诫我：“别去写文章了，你在这里和我说说可以，出去就不要乱说了。”我默然，心里也一惊。
心里又有不甘，于是想去查这句话的出处。在学校图书馆里，查到了一套《马恩列斯毛论文艺》，厚厚的三大卷，语录式，分专题选编，是北师大文艺理论室编的，也不全是几位领袖的，还有一些马列经典作家的语录也在内。我在图书馆坐了两天，把这套书翻了一遍，没发现马恩说过这话！倒是日本的一位马列文论的学者说过类似的话，苏联拉普派的一位也说过大致相似的话。我们不会把一个日本人的话当作理论真理，也不会把拉普派的人当回事，只要马克思没说过，我就放心了。我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与此命题毫无关系。
谁说的呢？那时没有网络，不像现在，上百度去查一下，至少可以找到线索，那时全凭图书资料。又身处一个无人可以讨论、询问的地方，要搞清楚一个小问题都很难。记得是又过了些日子，彭荆风老师到玉溪去，我与他见面，我又说起这个话题。他明确地告诉我，是鲁迅说过类似的话，是在给陈烟桥的一封信里说的。
我很快查了鲁迅的这封信，果然说过类似的话，但又大相径庭，并非原意。我仔细阅读了鲁迅的信，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1998年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的《应予质疑的一个命题》，文章分析了鲁迅的原话：“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全集》十二卷，第391页)，认为鲁迅的这句话虽然出自一封书信而非严格的论文，说得却非常严密， “容易成为世界的”，不等于就是世界的，鲁迅还特别加了限制:“即为别国所注意，”仅仅引起了别国的注意，更不能等同于拥有了世界的价值。
至此，我以为对这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不再花精力在上面了。2000年后，我调到了昆明，《云南信息报》因为我激烈批评把“小脚女人”当卖点的事，采访了我，标题就是《小脚老太太也是云南民族文化吗？》，我专门用一节谈了这个“理论命题”的错误。
但时至今日，这个命题仍然顽固地占据着许多人的头脑，成为一个无需证明的“理论”。一段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民族文化的节目，开篇就是这句话，一周一次。2004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半个月，当时任文化部长的孙家正来给我们讲课，他在课上也在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下课后，我赶到大门那儿，在前呼后拥的人群中，我说：“孙部长，我有个问题要向您请教。”他站住了，简单介绍了一下，我说起了这个命题的错误。他听完后，连说：“有道理，有道理！”还问我写成文章没有。得知我已经发表了文章，他说“应该有更多的人来讨论，宣传一下。”这个命题说大不大，可是却影响却非常大，错误又是如此的明显，却被人说习惯了，不去怀疑了，而且，它已经固化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少有人会怀疑它。李瑞环退休后，出过一本书，讲的是学哲学，我偶然发现，书里面也在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在一些会议上，文章里，我常说这个命题的错误。到我写《全球化语境下的西部文学》时，我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应该说更清晰更准确了。我在文章里说到：“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从鲁迅的原话中引伸出来的命题早已越出了真理的边界，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可惜我们多年来还一直把谬误当作了真理。这句话即使要用，也应做修正，回到鲁迅的原意上去：‘越是民族的越容易成为世界的’”。
我知道，要改变一个被固化的理论，很难，还需要很多人来认识它的错误。十几年过去了，我并没有改变多少，也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影响。
附几篇发表的相关文章。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吗？
——谈云南文学
宋家宏
只想立足于影响一个有限范围的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文学。云南文学始终在思考如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八十年代中期，云南文学界一度曾因“滇军”的贫弱而焦躁。产生焦燥情绪的不仅是创作界，更是当时的理论批评界，有不少“说法”和“药方”，其中一个醒目的命题再次被强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被极有兴趣地然而又是围绕这个命题所需地阐释了一通；正在中国文坛走红的“寻根文学”也似乎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家园；加上被简单化地理解了的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的经验，共同为这个理论命题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使得它更加不容置疑。因而，“民族特色与地域意识”进一步成为云南文学界的自觉意识。云南文学在整个新时期文学都开始拓展思维空间更新文学观念的宝贵时机，一批具有相当创作实力的作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一转移，至少没有接受更深刻的影响，反而强化了固有的思维定势。理论导向上使云南文学单一化模式化，而丰富多采的精神活动一旦戴上模式化的枷锁，就很难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近10年过去了，在这面旗帜下的“滇军”并没有强壮起来，拿出精品走向全国仍然是一个目标。随着文学社会价值的落潮，人们已不那么焦躁了，也失去了先前那可贵的热情。值得庆幸的是，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一批青年作家直接进人了中国新文学的转型期，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思维方式与原有的两代作家迥然有异，他们不再以“民族特色与地域意识”作为自己的旗帜，他们吮吸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乳汁成长，静悄悄地在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思考曾被我们奉为最高原则的命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吗？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文学，它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的文学进程，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它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文化在进行着不断的交汇与碰撞，“世界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对立统一，呈现出多种复杂的状态。每一个具有自身文化体系的民族都在顽强地坚持着自身的精神发展，同时又在趋向于共同的人类文化，共同的精神价值。只有那些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有价值的精神产品才能成为人类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必然要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从这个大背景看问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显示出了它理论阐释的缺憾。是否具有“世界的”意义，关键不在于是否“民族的”，而在于是否具有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民族的”有可能是“世界的”，也有可能仅仅只是该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正在和将要被这个民族所淘汰。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的历史逐步结束，各民族或快或慢地跨进现代化的进程，那些滞后于历史进程的习俗、心理、文化必然被淘汰，这是不以任何文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不仅不可能成为“世界的”，而且不可能被本民族长期保存。因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至多只是一种可能，它决不是走向世界文学的唯一道路。
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这只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条道路，可以把它称之为“民族个性化”的道路。它要求从民族个性特征中开掘出世界的人类的共同价值，与世界文学取得共同语言。既具有民族个性特征，又与其它民族有共同性，有对话的可能性。“对话”必须双向才有可能，至少要让其它民族理解与接受，从中受到启迪。如果只能满足其它民族与地域的人的好奇心，绝不是“对话”。因而，那些审美价值只停留在风光风俗，搜奇寻异的作品，那些只穿着民族与地域服饰，内在价值苍白无新意的作品，不可能走向世界。如果创作者没有站在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话语水平的高度，缺乏对世界的，至少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标准的理解，即使写到了民族与地域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也难以对它有当代生活的开掘，从而失去有价值的对话的可能性。因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是一种可能，既使已拥有了这种可能性，还要看创作者是否从民族个性特征中开掘出“世界的”价值意义。
进人世界文学，除了上述民族个性化的道路外，至少还有另一条道路，就是“共性化”或称“泛化”的道路。它不再强调民族与地域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不再以民族与地域作为共同价值的载体，而直接切入世界与人类的共同价值，直接寻找世界文学的共同语言。在这种寻找与对话中，民族精神被自然地流露出来，作品的意识结构是“世界的”共同价值，民族精神闪烁其中。
在思考走向世界文学的“化”的道路时，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进入鼎盛时期，理论上日趋成熟，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现代主义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和审美积淀，融汇于整个世界文学领域之中了。现代主义文学更重视人的生存本质的体验，生命存在形式的思考。一部分作品将这种体验及思考与历史和现实境遇相结合，另一部分作品则更加抽象化、情绪化、理念化。人的生存本质与生存形式越进入抽象层面，具体的外观形态越不重要，因而也就越具有“泛化”的特征。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抽象化成为现代艺术内涵与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可否认，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卓越的大师，他们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青年作家，只要是注视着中国新时期文学审美流变的人，要拒绝这种影响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云南文学要走出大山的重围，坚持民族个性化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仍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思考与探索，要重视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多元并存的状态，任何只承认一种类型而排斥与拒绝其他的做法都于文学的发展无益。忠实于自己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了解“世界的”价值标准，增强自己作品与外界对话的可能性与力度。这是我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
——《云南民族报》1995·9·114
应予质疑的一个命题
宋家宏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经常被人提起，尤其在边疆、民族地区，它似乎已经是一个无需加以说明的先验的理论，一切文化艺术工作都在它的指导之下进行，并且认为只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之下，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才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它被有意无意地奉为文化艺术工作的最高原则，成为经典式的语言，被涂上了权威的色彩，没有人对它表示过置疑。
但是，如果我们问一句:这是谁说过的话?没有人能说得清，有人说是马克思，更多的人会说是鲁迅。马克思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论述出自《共产党宣言》，从那段话里得不出这一结论。鲁迅在一九三四年致陈烟桥的信中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全集》十二卷，第391页)鲁迅的这句话虽然出自一封书信而非严格的论文，说得却非常严密， “容易成为世界的”，不等于就是世界的，鲁迅还特别加了限制:“即为别国所注意，”仅仅引起了别国的注意，更不能等同于拥有了世界的价值。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在进行着不断的交汇与碰撞，“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对立统一，呈现出多种复杂的状态。每一个具有自身文化体系的民族都在顽强地坚持着自身的精神发展，同时又在趋向于共同的人类文化，共同的精神价值。只有那些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有价值的精神产品才能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必然要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是否具有“世界的”价值意义，关键不在于是否“民族的”，而在于是否具有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民族的”有可能是“世界的”，也有可能仅仅只是该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正在和将要被这个民族所淘汰。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的历史、文化、环境被打破，各民族或快或慢地跨进现代化的进程，那些滞后于历史进程的习俗、心理、文化必然被淘汰，这是不以任何文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不可能成为“世界的”，而且不可能被本民族长期保存。
遗憾的是，边疆民族地区相当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只把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就当作拥有了世界的价值。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全神贯注于风情民俗的描写，刻意描摹服饰、景观、宗教等显性的民族、地域特色，一些人搜奇寻异，东拉西扯，甚至不惜编造“伪民俗”。久而久之，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形象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中原主流文化派定给边疆民族地区的角色就是“边地” “民族”———几乎等同于“蛮荒与落后”。处于中心位置的一些人怀着救世的心情和猎奇的心理来欣赏边地风情民族风俗，他们对因历史的进步而消失了的旧习俗与遗迹痛心疾首，希望你永远保存，哪怕以历史的停滞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更希望边地文艺家们在作品中提供那些被他们称道的“文化”现象，甚至你编造了“伪民俗”，他们也会投来赞许的目光。但不少边地文艺家对此并无理性的认识。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至多只是一种可能，它决不是走向世界文学艺术的唯一道路。
由于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混合体，仍然是具有不同特点的各民族文化的共存，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仍是民族文学艺术走向世界文学艺术的一条道路，可以把它称之为“民族个性化”的道路。它要求从民族个性特征中开掘出世界的人类的共同价值，与世界文学艺术取得既具有民族个性特征，又与其它民族有共同性，有对话的可能性。“对话”必须是双向的才有可能，至少要让别的民族理解与接受，从中受到启迪，成为别的民族发展自身文学艺术的资源而被自觉地吸收，从而对世界文学艺术作出贡献。如果只能满足其它民族与地域的人的好奇心，绝不是“对话”。因而，那些审美价值只停留在风光风情，搜奇寻异的作品，那些只穿着民族与地域的服饰，内在价值苍白无新意的作品，不可能走向世界。如果创作者没有站在当代中国文艺以至世界文艺话语水平的高度，缺乏对世界的，至少对中国当代文艺审美标准的理解，即使写到了民族与地域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也难以对它有当代意义的开掘，从而失去有价值的对话的可能性。
尽管各民族千差万别，但总有大体相近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对生存本质的体验。进入世界文学艺术，除了上述民族个性化的道路外，我以为至少还有另一条道路，就是“共性化”或称“泛化”的道路。它不再强调民族与地域的特征，不再以民族与地域作为共同价值的载体，而直接切入世界与人类的共同价值，直接寻找世界文学艺术的共同语言。在这种寻找中，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被自然地流露出来，作品的意识结构是“世界的”共同价值，民族精神自然得以闪烁其中。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已经开始进入多元并存的状态，任何只承认一种类型而排斥与拒绝其它的做法都于文艺的发展无益。忠实于自己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了解“世界的”价值标准，增强自己作品与外界对话的可能与力度，这是我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
(责任编辑 赵玫)
——《文学自由谈》1998·6
记者：听说你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人们很熟悉的命题提出了质疑，能具体说说吗？
宋家宏：不是要彻底否定这个命题，而是因为这个命题表述不严密，导致在发掘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失误。对小脚老太太的发掘即是一例。“缠足”是唯一的民族的传统的，又在国外获了奖，即以为这是拥有了世界性的价值，不问这个奖对我们来说是光荣还是耻辱。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命题引伸于鲁迅先生的一段话，鲁迅在1934年在一封致陈烟桥的信中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全集》十二卷，第391页）鲁迅这句话虽然出自一封书信而非严格的论文，说得却非常严密，“容易成为世界的”，不等于就是世界的，鲁迅还特别加了限制：“即为别国所注意”，仅仅引起了别国的注意，更不能等同于拥有了世界的价值。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鲁迅的原话和引伸出来的命题有多么大的区别！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表述是片面的。
是否具有“世界的”价值意义，关键不在于是否是“民族的”，而在于是否具有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是否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民族的”有可能是“世界的”，也有可能仅仅只是该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正在和将要被这个民族所淘汰。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的历史、文化、环境被打破，各民族或快或慢地跨进现代化进程，那些滞后于历史进程的习俗、心理、文化必然被淘汰，这是不以任何文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不仅不可能成为“世界的”，而且不可能被本民族长期保存。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导致了文化宣传上的一些失误。
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人把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就当作“走向了世界”，拥有了“世界的”价值，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一些人搜奇寻异，东拉西扯，甚至不惜编造“伪民俗”。他们无视边疆民族地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翻天复地的变化，也不认真思考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复杂状态，越古老、越传统、越“民族”越认为是“世界的”，想尽办法搜寻出来给予展示。久而久之，云南给外地以至国外的形象就只有了“蛮荒与落后”。
热衷于对小脚老太太的展示，一是旅游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也是这一片面性的命题导致的习惯性文化思维方式的失误。
记者：对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你还有什么想法？
宋家宏：对民族文化大省中的“文化”不能仅仅定位于“民族传统文化”，即要开掘民族传统文化，更要展示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性变革，并且推动这种变革。
对民族传统文化必须区别对待。有的在今天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它将融化到现代文明中去，成为现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已停止了它继续发展的条件，但仍不失对现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富有启发性，它将以适当的方式保存；有的则与现代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必然被现代文明的发展所抛弃，对那些违反人性、人道，违反自然的腐朽文化，则应毫不留情地抛弃。
在判断它们的价值时，是否符合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是首要的标准，任何旅游者的评价都不能成为判断的标准。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处于文化中心，生活于现代都市或者国外的旅游者、“文化学者”`往往怀着救世的心情和猎奇的心理来欣赏边地风情和民族风光，他们对因历史的进步而消失了的旧习与遗迹痛心疾首，希望你永远保存，哪怕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停滞作为代价也再所不惜。他们更希望边地提供奇异的陈旧的“文化”现象，甚至你编造了“伪民俗”，他们也会投来赞许的目光。这颇有些类似“欧洲中心论者”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态度，身处云南的文化人对此应有清醒的理性的认识。
——《小脚老太太也是云南民族文化？——答〈云南信息报〉记者问》
有一句被长期言说而少有人怀疑的话语，几乎成了这一文学地图绘制的理论依据，这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个命题的片面性。三寸金莲绝对是惟一的汉民族的，它却不可能是世界的，因为它反人性，反人道。民族的要成为世界的，必须具有普世价值，在人类精神价值的高度得以肯定。这个命题引伸于鲁迅先生的一段话。鲁迅1934年在一封致陈烟桥的信中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全集》12卷，第391页）鲁迅这句话虽然出自一封书信而非严格的论文，说得却非常严密，“容易成为世界的”，不等于就是世界的，鲁迅还特别加了限制：“即为别国所注意”，仅仅引起了别国的注意，更不能等同于拥有了世界的价值。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从鲁迅的原话中引伸出来的命题早已越出了真理的边界，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可惜我们多年来还一直把谬误当作了真理。这句话即使要用，也应做修正，回到鲁迅的原意上去：“越是民族的越容易成为世界的”。
相当多的西部作家在这一命题的指引下写作，搜奇寻异，满足于民俗风情的诉说，边地风光的描绘，把在题材层面上引起别人的注意，当作获得了“世界价值”。风情民俗、生活事象只是精神价值的载体，他们却无意作深度的精神价值开掘，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立品格的佳作。那些描写历史陈迹和伪民俗的作品且不去说它，就是描写当下西部生活贫穷、落后的作品，也往往停止于事象的描写层面，缺少对贫穷落后的深度追问。西部能提供的事象性题材太丰富太有别于中原，写这些还忙不过来呢，那里还有精力去作深度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从而也就渐渐失去了自身精神力量的积累，想开掘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甚至对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西部贫穷落后的理论思考也不愿去了解，更没有化作自己感悟生活的精神背景，使自己的作品增加一些力度和厚度。
相当一些止于风情民俗、事象描写的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学地图绘制者的眼中被视为当地地域特色的真实再现，其实正是这些作品阻止了地域意识丰富而有深度的表现。一些在西部评论家眼中颇不以为然的作品，甚至在民风民俗、事象描写的层面上也有种种不足，以至错误、虚假的作品，在中原却受到了高度评价。最无力去作民风民俗判断的中原评论家，往往成为作品优良的最终裁判者。习惯性的价值认定，固有的文学地图路径，妨碍了对地域文化的深入思考，对西部多样化的价值取向缺少敏感，对地域文化中出现的新质和变异在心理上的拒绝，使文学地图中的西部文学在地域文化的表达上显示出了苍白。
——《全球化语境下的西部文学》
载于《云南文艺评论》2005·4 《延河》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