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发展滞缓，中国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一直是亿万华夏儿女们魂牵梦绕的心愿，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上下求索，追寻救亡图存的方略，践行求真务实的实践，以期解人民于倒悬，促中华之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着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的历史，有着列强环伺的时代背景，建国后有着苏联集权模式的影响，两大阵营两个超级大国沙文主义的冷战对峙，且社会主义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对国情和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民族民主等革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规律的客观认识与把握，有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但是，尤其是我们共产党人坚持了实事求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的有机结合，终于和正在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与建设的道路。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和谐小康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宏伟蓝图正在稳健描绘。

　　关键词：历史决定论；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复兴；改革；探索

　　前言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发展滞缓，中国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华民族遭受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伤痛，其复兴和发展，一直是亿万华夏儿女们魂牵梦绕的心愿，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上下求索，追寻救亡图存的方略，践行求真务实的实践，以期解人民于倒悬，促中华之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着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的传统，有着列强环伺的时代背景，建国后有着苏联集权模式的影响，两大阵营两个超级大国沙文主义的冷战对峙，其对新生中国的侵略与封锁，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对国情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对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对生产力比较低下状态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族民主等革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规律的客观认识与把握，有着一条艰苦卓绝的探索之路。

　　一、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查阅总结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大量文献资料，归纳抽象，以及积极参与领导近代欧洲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经过革命实践反复检验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历史运动规律。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基本的来源与过程，劳动创造了人类；人民大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人。“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因此，社会赖以存在和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就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社会的存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又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马克思通过系统分析研究并抽象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成长过程，得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是一个自然史过程。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3]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4]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是一个生产力决定并不断发展的自然史过程，是一个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然史过程，是一个“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史过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经济运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历史决定论，也叫生产力决定论。西方有些史学家称之为“经济决定论”。

　　马克思又干脆地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

　　西方的一些史学家之所以称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为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马克思过于夸大了物质生产力的威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当中，还有很多是物质生产所不能解释得了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阐明论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的呢？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如何说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6]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7]“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甚至将这种影响称之为“决定性的反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它在肯定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体下，不排除，肯定和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段内，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的有时甚至也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比如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重农抑商政策和儒教对小农经济的保护，对商品经济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坚船利炮终于打开了长期封闭的国门，加速了封建专制的腐朽和退出。就是由于其中的经济力是“更为有力、更原始、最有决定性的。”[9]即使没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经济必然性”也会“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10]“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包含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反作用，既正确地扬弃了历史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更不是狭隘决定论。它奠定了科学的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和主体，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2]它开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确探索各自民族与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革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改革与探索

　　（一）洋务派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尝试。在英法联军坚船利炮的逼迫下，在英法等协助湘军、淮军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朝上层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奇技淫巧”的威力与好处，认识到殖民者对自身地位的可利用性，于是，在重农抑商耕战政策的传统方针下，以“中体西用”为原则，比较积极地引入西方的“器物文明”，办起了为数不少的枪炮厂、机械局等二流军事工业（西方列强把淘汰的军工技术输入到中国）和随后的一些民用工业。通过这些举措，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引入了西方的比较先进的主要是服务于军事的生产工艺，通过办洋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和翻译西方近代文化，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因此，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至少已经打破了数百年闭关锁国的僵硬局面，破灭了“天朝大国”的传统梦想，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西方的近代文明并不仅仅是什么“奇技淫巧”，与治国治民维护专制统治有较大的实效。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是自上打开了近代中西文明交流的大门，是古老的中国在千百年辉煌史上的一个自觉，一个开放，从此走上近代化的一个发端。

　　当然，我们毕竟有着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东方文明史，有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层层累积起的智慧，有着主持东亚文化圈的荣耀，要想一下子从古代的光环里走出来，清醒地了解时代的变化，融入近代西方文明，痛苦的裂变与波动是避免不了的。

　　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中体西用”，是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下，在一个封建王朝的内部矛盾达到爆发的情况下，不能违背耕战政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第一原则，在此前提下，可以引进一些军事技术，开办军事工厂，主要用于镇压人民起义，维护专制统治；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割地赔款经济拮据的原因附带地开办一些封建官僚把持的民用工业，以便与西方资本竞争，以资救急。所以，它只是一个初步的很不成熟的自觉，对开民智启民力，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的进步，作用不是很大。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不敢，只能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国家虽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李鸿章却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以致有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的局面出世，送掉了南洋水师与相关的军事工业，有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对东洋小国的惨败，结束了北洋水师的历史进程，给洋务运动划上了一个意料之中和发人深省的句号。洋务运动的30年，是在封建官僚的把持下进行的，30年的辛苦，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艰难维持了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二）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总结的好：“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13]但是，中国封建上层对西方殖民者由疑忌到依赖的变化，幻想在以夷制夷中存续，殊不知却逐步完成了列强奴役中华民族的奴才总管的角色转变，丧失了看世界的眼光，对存亡危机置若罔闻。

　　所以，洋务运动的失败，更加暴露了传统的专制体制的腐朽及耕战政策的历史局限性，使列强看到了一个庞然大物的外强中干。于是，接下来的便是群魔瓜分中国的狂潮与民族危亡的时局。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时代强烈地渴望着真正的改革。

　　存续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全面变法的改革主张，认识到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兴旺，不单单是军事的强大，更要有物质生产力的扩张，政治民主的改良，以及思想文化教育的普及与进步。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提出：一要改革政治，查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以作强国的政治保障；二要改革经济，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采矿藏开办实业，修筑铁路，组织商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大民族生产力，借以作为强国的物质依据；三要改革思想文化，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设译书局，翻译西方书籍，派留学生，创办报刊，开放言论，传播新思想，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以作强国的思想智力渊源；四要改革军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式军队，以作为捍卫民族利益的坚固长城。

　　可以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改革方案，代表了中国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方向，但对于一个比较旧式的农民起义领袖和农民政权而言，它的意义与影响并不大。康、梁的《上统筹全局折》方是在近代中国至少上层社会影响较大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所以，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只是自1840年列强侵入中国后，比较突出的改革就是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体部分依然不动，由于列强之间利益的竞争，清朝倒有了“以夷制夷”苟延残喘的机会，对列强由“疑忌”转为“依赖”了。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因此，自1860年“北京政变”以来一直以慈禧为首的中央及地方掌权的封建顽固派，尽一切办法阻挠、推迟变法，直至腰斩变法。

　　可是，时不我待，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前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一体化市场体系的推进和建设，同样容不得顽固的封建专制的腐朽与落后，就像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容不下印第安人的落后，容不下南方奴隶制庄园的存在一样。作为它的殖民地，它至少要求你能给它提供简捷便利的原料基地，你能消化的下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它与你的政治的平等不平等对接交流不怎么费力。一句话，要求你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政治民主与精神文化的进步，那怕是缓慢的进步。因此，帝国主义也容忍不了中国的无限制落后，因为这与世界统一市场体系不相称。虽然戊戌政变顽固派打击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革派，使得国内政治重归沉寂。但是，之后不久的八国联军侵华倒是结结实实地给了顽固派一个彻底的驱除，以至于慈禧惴惴不安的心在获知列强没有清算她赶她下台时，感激涕零地要“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曾外邦，无与家奴”。所以说，近代列强的侵略，其殖民烧杀抢劫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了；但是，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倒是加速地推动了中国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及其小农自然经济的覆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力的进步。这与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自建立不到百年来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甚至超过其总和的生产力，是一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闭塞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14]

　　因此，列强在中国殖民地的利益的发展，也不容许中国的继续落后。日本就对维新志士给以一定的支持和保护，美国首先用庚子赔款吸纳中国留学生。同时，人民大众尤其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也不容许如此反动顽固的落后政权的存在了。在内外夹攻下，清朝不得不忍痛改革，进行清末的“新政”，外以期取得列强对它存在的支持，内以期平息人民对专制的不满。1901年1月，清政府颁发上谕，令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15]同年4月，又命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以后陆续颁布各种章程，名之推行“新政”，直至清朝灭亡。具体措施，一、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依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首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继而裁撤冗衙，云南、湖北、广东等巡抚衙门陆续撤销。同时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以整饬吏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修改律例，取消凌迟、枭首等苛刑，轻犯或以工代罚，或收容习艺。二、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1902年开始裁减绿营、练勇，停止武科举，各省设武备学堂。次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总掌全国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公所，主管地方练兵。此后制定营规、营制，确定军制以镇（师）为单位，并规划在全国训练36镇新军。在这前后，由袁世凯在天津首发其端，各省相继组建巡警，1905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三、提倡商办实业。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商务规章，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并对投资工商业及有发明创造者，分别等第，给予官衔等奖励。四、改革文化教育，废科举、兴学堂、鼓励出国留学。

　　它是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迫于国内外形势，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而采取的大体类似于洋务运动的措施。为什么这样说呢？编练新军是“新政”的重中之重，敛财是“新政”的重中之重。敛取钱财用以赔款，用以编练新军；加强军事建设用以镇压人民的反抗与起义，维护专制统治。因此，允诺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属迫不得已，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不过在当时民主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对传播近代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对发展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

　　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预备立宪。考察后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道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并说明“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赏识载泽意见，经御前会议反复筹划，1906年9月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内容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清朝之所以会在随后的改革进程中快速走向灭亡，就在于其不能清醒地认识形势，做到真心诚意的改革，尤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真心诚意，预备立宪的最终宗旨是“大权统于朝廷”，巩固封建专制，君主立宪不过立个门面，而且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立宪，“皇族内阁”的出台彻底地冷了地方实力派、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心，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已不可避免。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的不答应是明显的。那么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逐渐全面掌握了地方军政财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地方要员，成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时各自直接扶植的地方傀儡，对清朝的中央集权专制也不再满意，甚至有恃无恐，各自为政。这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出现的“东南互保”就是明显的佐证。西方列强也不满意。面对中国这样有着四万万余人口的大国，“尚有着无限的生气和活力的中国，列强各国皆无统治此之脑力和心力”，针对清朝的垂死挣扎和软弱无力，列强的殖民统治至少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开明专制的代理者，袁世凯由于掌控了北洋军队而成为首选。

　　所以，清朝的灭亡，实是自己灭了自己，专制腐朽灭了自己。

　　这就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准备了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条件。

　　（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实业救国”

　　面对清朝的顽固、腐朽，成了列强的赤裸裸的奴才总管，上书的不再上书，直接发动起义；拿枪的不再为帝王卖命，不再任凭列强对祖国的蹂躏，直接阵前倒戈。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朝的丧钟，宣告中华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它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议会，颁布临时约法，实行资产阶级宪政统治，发展中国化的资本主义，即旧三民主义，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探索。由于洋务运动仅仅引入了西方的主要是用于军事的器物文明，没有成功，戊戌变法汲取教训，希图全面改革，但被镇压。清末“新政”仍然主要走洋务运动的老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核心目标就是继续戊戌变法者的未竟改革事业，引入西方的政治文明，建设类似但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五权分立政府，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于思想解放不啻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建立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之后，由于国内民族资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基础薄弱，中国社会生产力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无可靠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作支撑。孙中山明确提出以“实业救国”即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生产力为核心的“建国方略”，“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甲，交通之开发。乙，商港之开辟。丙，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设备。丁，水力之发展。戊，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之大工厂，以供上列各项之需。己，矿业之发展。庚，农业之发展。辛，蒙古、新疆之灌溉。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癸，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如使上述规划果能逐渐举行，则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实可为吸收经济之大洋海，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不论在中国抑在全世界，所谓竞争、所谓商战者，可永不复见矣。

　　……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今兹所论，后者之事属焉。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16]“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17]

　　可见，孙中山的学习西方，是扬弃式的学习，尤其是“节制资本”式的建立新型资本主义国家，说明其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着较实质性的认识，又有质的改进，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为共产党的继续前进打下良好的铺垫。

　　由于民族资本在三座大山的夹缝中生长的历史背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导致其天生的力量不足和软弱性，其同盟会的纲领如前所述，仅对了一小半，不敢勇敢地直面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承认清朝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敢很好地发动和领导国内的工农运动，最终妥协于帝国主义扶持的北洋军阀政府。故，其引入西方政治文明及“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生产力的蓝图又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坚强的民族生产力经济后盾，又没有发动最广大的劳动阶级以取得其支持，流产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愧“先行者”的称号，能在不断地改革革命探索中不断地汲取国内外革命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步改进和提高中国近代伟大改革事业的质量和进程。1924年，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实行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内的新三民主义。无奈，先生英年早逝，给未竟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留下一个大的遗憾。当时的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英美扶持的蒋介石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

　　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清末“新政”是骗人的，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窃取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依然是列强扶植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袁世凯借助于北洋军队的支撑，借助于列强的青睐，要当独夫，当皇帝，大力鼓吹尊孔重教，政坛一片乌云。

　　进步的不屈的革命志士、民主人士在总结：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与革命运动中，单单引入西方（主要是二流军事工业）器物文明失败了，《马关条约》签订以来已经允许发展民族工业，商品经济在通商口岸及内地也大有发展，辛亥革命又引入了西方的制度文明，（但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生产力支持，孙中山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只能是书面上的东西。实业救国方略还未来得及实施。）仍然不成功，袁世凯已大肆准备复辟。那么，症结在何处呢？中西对比，缺的就是启蒙运动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正统思想灌输于民众的主要是儒家独尊的三纲五常的禁锢愚民文化。若个性不解放，思想不解放，国人仍习惯于奴性。要彻底地砸烂旧世界，非常有必要引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理论，来个文化思想的大解放运动，以致于建立新的生活。列宁不是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8]吗，面对尊孔复古的谬论，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其现实的物质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个短期快速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掌握了一定的物质生产力，阶级力量增强，尤其是庚子年后掀起的留学热潮学成归来的大批知识分子的崛起，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有所壮大。

　　于是，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主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两面旗帜，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掀起了近代以来中国最主要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它采取“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的方式，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面肯定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文化，希望借“民主”与“科学”的武器，给国人以全新的思想文化武装，发生全新的精神面貌，进入一种新生活。所以，通过留学生的媒介，中国大量引入西方的各种近代文化，哲学、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生物、医学、物理、化学等，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比如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化，比如马克思主义，涵盖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部，林林总总，并不成系统。

　　新文化运动是重要的引进西方近代进步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自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繁荣、思想解放后的第二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的几次大辩论等都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但是，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进步，是以社会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为物质根基，为土壤的。在列强殖民中国的背景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比较落后生产力的状况下，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引入，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扬弃，由于受科技生产力水平、全体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综合素质水平的制约，就其在国内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说，都是小范围的，主要集中在文化界，集中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简单地就否定了传统文化，简单地就肯定了西方文化，在列强殖民压迫的背景下，过高地估计了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甚至是决定作用，过低地关注三座大山的联手对中国民族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性，和生产力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假如不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部分先进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引导新文化运动与马列主义相结合，主要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则新文化运动的成效也是有限的。

　　恰巧这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列宁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工农力量，在世界上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劳动者的胜利，是工农的胜利。它的成功及经验的到来，给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改革与革命注入了一支强有力的鼓舞，毛泽东总结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从此，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曙光了。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地学习马列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努力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的社会面貌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面貌日新月异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它推进了新文化运动，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容。因此，这场新文化运动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在部分马列主义者的引导下，青年学生深入广大城镇宣传，学生爱国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使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此，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罗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游历东方，在临别中国讲演中，针对当时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就中国的形势来看，有两件事是很明了的，第一，中国统括的采用欧洲的文明，是非我们所愿望的；第二，中国自昔相沿的文明，是不适合于现在的新需要。也就是说，中国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明，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古化。将来的中国，和过去的一样，对于文明之创造，将有一特异的贡献。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但教育应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中国实际上重要的唯一问题，便是实业主义之发展，仅有极少度连带的恶弊，而有极大度国家的和文化的利益的问题；中国面临敌国侵略的危险，最需要的是爱国心。罗素认为要解决很多中国人关心的能发展实业，同时免除资本主义和它所有的恶弊的发展的难题，便须有一万个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的危险、攫得政府的权柄，改革中国的制度。他认为：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改革中国必须先图政治之改良，然后再图各种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短时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的民主体制，应当经过一种类似俄国共产党的专制的途程，因为只有采用这一类的方法，人民必需的教育才能普及，不染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之发展才能成就。但他也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开路者的缘故，犯了许多错误，中国人应引为前车之鉴。他还认为，中国发展实业，不能采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而应采用苏俄采用的国家社会主义。同时他也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是有弊病的，要想使它不成为官僚的专政，必须是实行这主义的人一定要爱自由爱德谟克拉西，且于人民受有充分的教育时，鼓励人民的努力，以求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的实现。他还指出：共产党人主张经济要素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重要的要素是一种妄念，认为伦理的原动力，至少有与经济一样的重要，它可以使革命中的起义人物，在战争时期要有牺牲精神，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要有率先放弃财产权力的道德。他特别指出：实业与经济生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类达到舒美愉快生活的一种手段；人们多余的时间不应用于货物的超过的生产，而应用于科学、美术和交际。他认为中国实含有许多实现这种理想必需的特质，特有的艺术的意识和享受文明的涵容力，这是中国将来可引导世界的希望。”[20]这是世纪智者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近代的发展前进，对后发展国家社会建设与改革的一种合理的预测和探索。

　　（五）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新民主主义理论

　　学习古今中外的过程不能仅仅机械的模仿，还要包括创新的成分。问题是在近代西方列强并不想让我们强大，侵略与掠夺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故在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集中激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和民族，在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大踏步跨越过程中，须先探索进行政治革命的成功路子，而后才能进行经济等社会革命与建设。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如此，罗素的建议也是如此。

　　因此，有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发展与探索，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其历史使命坚定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落在了既是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又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了。

　　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指出：“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又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

　　正在这时，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九年，俄国和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马列主义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一九二一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党在幼年时期的成长，付出了重大代价，犯了许多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这是新生事物壮大成长过程中的必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后，共产党人英勇地接过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遵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继续探索和前进。

　　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开始，一条不同于苏联城市包围农村模式的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就在发现和探索之中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至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工农革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星星之火能否燎原，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献中做了有力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并在实际的反围剿斗争中进行具体的指导和运用。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列强们的间接统治——疯狂掠夺原料和倾销廉价工业品、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榨、汪洋大海般的封闭的小农自给自足经济——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对比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生产力更加落后、大国人口和比较适宜的一北温带为主的自然丘陵山脉气候地理环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和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和统一战线、两千余年封建集权专制下农耕文明的缓慢进步累积，因此造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特性，造成了中国既相同于又有许多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特点，造成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独特的历史道路。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开始阶段。

　　正像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总结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统一体系时代、殖民地时代，亚、非、拉地区的民族问题，主要的就是农民问题，是反帝反封的革命，是农民革命。由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工人阶级也同样不强大，那么，占人口主体地位的农民，就毫无疑问地成了民族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最亲近的朋友和最牢固的联盟。这时革命的物质基础和核心目标是进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改革以前改革所没有触动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于是，建立工农红军以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以发动农民并取得农民的积极支持，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营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这是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本内容。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21]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22]是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3]在三大法宝中，武装斗争是武器的批判，在阶级社会里，只有也只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积极进行了土地革命，改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发动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组成牢固的工农联盟和工农武装，就形成了反抗三座大山的主体力量，统一战线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也是武器的批判，而党的建设就是批判的武器，党的领导就是以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武装人的头脑，指导和掌握人民大众，从而谋求劳动人民的解放。共产党人拿起这三大法宝，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大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围追堵截，一步步地解放广大的农村和壮大革命的力量。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经验中，除了三大法宝外，还应增加一条，也是非常主要的法宝，即土地革命，叫做四大法宝。由于在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改革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翻身当主人，发动了最广大的农民参加革命，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获得胜利的保障之一，也是以往历次改革所没有触动而失败的教训之一。

　　自1935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的社会矛盾又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主要地发展成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成了中华民族的头号大敌。国民党一定要抗日的，不能再学晚清政府。不抗日不足以立国，不抗日也直接地危害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并且有相当的力量，是当时中国政府的领导者。共产党一定要抗日的，接过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大旗，要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可能推翻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但是，力量仍很弱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定要抗日的，否则只能讨西方资产阶级的残羹剩饭吃，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下，在国内的各阶级力量都有限的情况下，团结御辱，搞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是非常必要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过程中，在各革命阶级联合御辱的过程中，边区首先建立起了三三制政权，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也在逐步地丰富和发展之中，以此指导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在回应国民党不断制造的“摩擦”案中，我党我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三原则，真实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成熟，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反大官僚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成熟。

　　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物质经济基础，巩固和扩大了工农联盟的阶级力量，国共联合统一战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奠定了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三大战役扭转了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乾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彻底地坚定地完成了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了四个法宝——党的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牢固地抓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质——农民革命，一步步地开展土地改革，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富裕农村，由此，才比较正确地发展、运用和形成了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事实求是，是当时中国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时的形势所决定的，是正确地把握和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结果。

　　（六）社会主义改造与探索

　　七届二中全会和“两个务必”昭示了党和人民工作中心的转移和继续经济、政治革命的号角。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针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铿锵有力地道出了“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4]的号召，指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而巩固和发展新中国的新任务。

　　因为近代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起点，基本都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其目标是转农业国为工业国，转古代国家为近代国家。那么，其民族民主革命也必然主要是农民革命，以反帝反封。

　　所以，虽然在近代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列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世界殖民地的多次争夺和重新分配而导致的民族矛盾激化，阶级矛盾激化，进而在落后地区率先产生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毕竟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生产力发达而国内生产力比较落后的物质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不完全具有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治特征，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亟需提高，家长制作风和领导职务的实际终身制都现实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任务的分析——“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25]达到了基本的共识，中共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析——“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既因为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条件限制，只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形成了完全的一致共识，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6]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一切。在人类社会的多对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促进社会进步的大过程中，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实际进程，生产力拥有现实的最终的发言权。

　　所以，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民族资本，离不开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

　　建国初期，面对少数民族资本家的兴风作浪、猖狂进攻，面对西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政治隔离、经济封锁和战争侵略，尤其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和其中不断涌现出的富农阶层，担心以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及大集体经济为重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主体的不稳固，私营资本占上风，那么，新民主主义国家就有变质的危险，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和发展的前途就要大打折扣。所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就着手制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计划，并加速实施，尽快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诞生，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公有经济占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有了一个牢固的还不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以及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保障。

　　因为生产力不发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以物质基础不牢固，连带地也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保障的不可靠。因为生产力拥有现实的最终的发言权，决定权。一切超前或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和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都不牢固，都有着事实上的历史局限性，即生产力决定性。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没有经历过，只是预测过、规划过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列宁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做过第一的尝试和探索，求真务实的尝试和探索，为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扎下坚实的基础，可惜时间短暂，被后来的斯大林中断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和改革，有两大积极因素：一是建国初苏联的积极支持、帮助，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树立和贯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群众路线领导和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策略、努力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有四大消极因素：一是苏联斯大林集权制模式的影响，和后来大国沙文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与侵略，二是美帝国主义等西方的封锁与侵略，三是自我缺乏锻炼与经验，尤其是对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对已经处于帝国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体系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缺乏锻炼与经验，四是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容易犯左倾错误，急躁冒进，不能经常冷静地求真务实，落实群众路线。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生产力落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科技文化素质成了政治革命胜利后建国后的核心任务，第一政治。

　　三大改造的快速及比较顺利的进行，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顺利收购，已经实现了当初列宁想达到而未达到的梦想。这大大地助长了毛泽东的骄傲情绪。其实是毛泽东本人忘了：中国没有经过类似俄国十八世纪初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和十九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改革，中国1952年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力无论如何比不得俄国1917年的发展水平，因此，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无法比拟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且，由于毛泽东本人没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大学毕业就基本上一直领导工农革命于山地和农村，建国后西方对我们又政治隔离、经济封锁和军事侵略，国家领导人没有走访欧美工业国家的机会，无缘得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现状，之后提出的十余年赶英超美的口号，有很大的盲目性。

　　促使毛泽东本人看好以大运动方式，接近于治军方式治国的一个大国际环境，就是两大阵营的对垒和对中国的侵略、封锁。首先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与封锁，这个自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存在着，比如朝鲜战争、台湾问题、越南战争，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7年中美建交才有所缓和。两个超级大国的超长期的军备竞赛，不但拖累了苏联的国家与民生建设，同样拖累了美国的国家与民生建设。其次，新中国刚成立时在对外关系上是一边倒，苏联不但帮助中国搞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建设，五十年代实际施工的150个苏联援华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倚重东南沿海的旧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奠定了中国新生社会主义的稳定和巩固。苏联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同时，苏联的支持，也是在两大阵营形成并对立过程中中国建国初期的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使得中国至少有个支撑的钢架，虽然这个钢架并不那么牢固。但是，斯大林掌权以后，由于其治国中的民族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不但侵害了本国其他民族的利益，也直接地侵害了邻邦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新疆地区、蒙古和东北地区，比如支持外蒙古独立等。1958年夏苏联设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以觊觎中国主权，伤害了中国。自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两党分歧逐渐扩大，之后赫鲁晓夫于1960年全部撤走援华专家，紧逼贷款，中苏矛盾公开化，中苏边境关系紧张，以至于两国直接发生战争——1960年中苏边界冲突出现，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苏联也积极支持中国的周边国家侵华——1959年8月中印战争，苏联支持印度，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越南的背后就是苏联。中国在这时期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上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毕竟独立了，在世界事务中占据着不可忽视和替代的位置，历经千难万险才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余年的被殖民屈辱，决不会再轻易地受制于其他国家，无论政治或经济。

　　其国内环境，就是新中国建立时的国情：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生产力很不发达，富农经济出现及成长的概率加大；民族资本主义比较地不发达，但是一些大中城市的较大资本家相对猖獗，“五毒”俱全，影响新社会的稳定和巩固。毛泽东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27]

　　由于先是美国后是苏联两极对中国的侵略和矛盾，而且，赫鲁晓夫执政苏联后对斯大林历史功绩的不客观评价，同样使毛泽东警觉中国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新中国要想较快地达到在政治的完全独立，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发展，是毛泽东以“军容入国”的国内外环境，使毛泽东只能相信人多力量大和自力更生为主的唯一途径搞国内建设，加大了毛泽东建设中国的主观愿望和建设速度的设计，加大了借助于运动形式、阶级斗争形式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概率。是以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过早；是以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8年中共八大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和当前的任务，随后就转入“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

　　所以，建国后的一段国际形势，使得新中国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了类似于明清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上国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不似列宁当年的清醒和务实。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主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恶劣影响，加剧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彷徨和急切。在此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比列宁时代思想及现实的压力更大，包袱更大。

　　总的来说，在建国至文革前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陷，成绩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探索的路上难免有失误。但是这些失误也是我们今后总结经验教训，以便继续稳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财富，失败是成功的先导。在苏联援助和我们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基本建立起来了自己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业、能源、交通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不但经济建设在较快地发展，我们在学习中摸索中治国的经验在丰富，能力在同步提高，政治思想文化建设也在同步提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基牢固多了，综合国力强大多了。

　　1966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十年“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脱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它使国民经济极近崩溃的边缘，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改革途径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需要提一提的是，一九六三年，毛主席总结性地尖锐地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28]毛泽东还说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物质根基，认识到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民族与国家兴旺昌盛的不可跨域的物质平台，没有这个物质平台，已有的成功的政治革命也是不牢固的，在国际资本主义主导的统一市场体系下，迟早有被和平演变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有走辛亥革命老路的危险。毛泽东在这里总结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和我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把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状况提到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说明毛泽东晚年对国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探索，脑子里也有清醒的一刹那，只是由于国内外的因素，这个设想留在了改革开放年代去“摸着石头过河”。

　　（七）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西方有句名言，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同时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那么，十年动乱之后，在经济停滞思想彷徨社会凋敝的现实面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窗口何在呢？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非常明确地讲：“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

　　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中国的革命，吸引着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与之共呼吸。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已得到并且必将进一步更广泛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对于一切在科学技术上帮助过我们的国际朋友，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29]

　　并且重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政权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30]“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31]“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32]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33]“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34]“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连生动活泼也不可能。”[35]

　　“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36]

　　“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例如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地区过去粮食能够自给，后来却不行了。当然，城市人口增加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脱离了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最近一二年来，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在农村加强了生产组的与家庭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生产成倍增加。

　　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所以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的调整。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37]“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一点大的骨干工业是不行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38]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39]

　　“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40]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窗口，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了。

　　先是在广大的农村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解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力，二是在城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解放了广大工人阶级的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社会小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三是在沿海、沿江、沿边等设立经济特区，真正拉开对外开放的大幕，广泛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力引进外资、先进管理技术、先进科学技术，积极借鉴国外的科技生产力，从此，中国以崭新的比较积极的姿态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的统一市场体系中去，四是启动国企改革，以“搞活”为目的，以“抓大放小”为途径，以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励与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并以逐步集团化的整合，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整体实力，进军国际市场和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五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六更重要的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精简，提高地方政府与部门的自主权，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努力营造良好的宽松环境。至此，中华民族迎来了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对比文革末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一年一个新的位置。

　　如果看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再看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与“软着陆”，我们庆幸和感谢第二代领导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舵向指导，感谢建国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真真实实地锻炼了我党领导集体，从而使得今后的继续前进更加谨慎和持重。可以这样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政方针，是对自洋务运动以来的历次改革成败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扬弃，是对单纯针对军事技术的“器物文明”引入的扬弃，是对比较全面改革的戊戌变法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主要发展军事技术的清末“新政”的扬弃，是对辛亥革命的引入“制度文明”以及“实业救国”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文化”文明引入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毛泽东同志“一条道路”“一个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最好诠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能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辩证对立统一关系的最好注解。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1]

　　由于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随之以跟得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体制改革。不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同时，一条腿走路，甚至两条腿走路都是不健全的。

　　列宁1921年在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引起了党内一大部分人士的反对，认为是回复建国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工农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相距甚远，思想想不通。列宁也形象的称实行新经济政策是“退一步，进二步”，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条件下，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稳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必须步骤。那么，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我国的改革开放，遭遇了同样的大多数人的质疑：社会主义建设要不要马列主义的指导？要不要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难道再回到建国初的状态？

　　如若说对“文革”进行实事求是的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话，那么1987年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1992年南巡中关于“姓社、姓资”的讲话，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如果说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并且邓小平带头实行对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次对政府权力分配体制改革的话，那么，在用人机制、考核干部机制上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亟需普遍地落实政府用人及其权责利考核上的公开、公正与公平，这杆公开公平与公正的称即标准在哪里？在老百姓的心坎里，在人民大众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与评议里，在“三个有利于”标准里。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中央权力下放以来，通过接班、当兵安排、内招、小工、临时工等渠道使得为数不少的干部子弟、亲属等涌入政府、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的几次手术越做机构反而越庞大，这也是产生官僚与腐败的温床之一，它直接关系着政府领导人民和服务于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党群关系，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所以，谈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谈政府公仆职能的转变，谈“三个代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认真对待党政干部群体的管理。管理国家党政分开尚处于第一阶段，政治权力下放的程度尚处于第一阶段，尚处于各级地方政府与部门那里，还没有进一步的下放到人民大众那里，这也是官僚主义与腐败产生的基础原因之一。目前的政府机构依然相当庞大，需要真刀实枪的机构改革，而不是仅仅走形式。

　　“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说明了我们党重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重视党群关系的密切。但是，思想与道德修养对权力腐败的制约力是有限的，我们在深思腐败的根源以及预防腐败的措施，深感腐败的根本性原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综合文化素质水平距离现代化还有较大的空间，对腐败的制约成本巨大。针对当前群众最大的不满意是少数干部腐败，那么，我们深化改革的瓶颈和任务——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以至于形成能上能下，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机制，选拔真正的“四化”人才充当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搞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第一线。因此，必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步伐，跟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继续权力下放，跟进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完善，这样的改革才是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成功的。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与建设的客观规律，掌握了专业以及综合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并积极认真走群众路线，接受人民大众监督和检验的，才能作为比较称职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才能作为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代表。否则，个别特权群体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私利。评价、考核与衡量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和成效的唯一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就是人民的满意不满意。多条腿走路，实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保障及生态保护体制的不断的配套改革与建设，是促进我们继续发展与和谐进步的有力保障和必然途径。

　　（八）二十一世纪中国和谐小康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与科学发展观

　　我们说过，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是一条不断探索、发现、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反复，甚至有时的后退都是正常的。发展是硬道理，不断的改革与完善是硬道理。

　　邓小平同志晚年（1993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思路总结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的很。这个问题要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先谈到了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核心，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经验的基本总结，后谈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是对深度发展思路或者方式的思考。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42]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社会全方位的和谐改革发展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以及生态保护体制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深化改革迫在眉睫，否则，改革的成果，有被少数特权阶层、特殊群体剥夺的可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最不满的意见最大的，当属“官倒”、腐败、官僚主义、垄断行业的暴利，其中八十年代后期的“风波”的第一对象就是官僚腐败，九十年代后期的邪教横行的第一背景就是医疗行业的垄断与腐败，全民医保体制的欠缺，截至农村税费改革，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特权阶层的后花园，个别非税收部门几成了专门收费养人的机构。

　　在1980年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时，邓小平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43]

　　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十多年来，我们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44]“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45]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八年、执政六十年、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发展生产力无止境，为人民服务无止境，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无止境，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探索无止境。

　　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世界有目共睹的，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就看中国了，目前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假想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的成就。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成果，是马列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历史决定论的当代实践者。在近代以来改革探索成败的经验总结分析基础上，在客观剖析建国以来改革探索成败的经验教训上，紧紧抓住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法宝，牢牢掌握实事求是的精髓，科学界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内涵，接连开展两次思想大解放，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革发展总路线，从而引领中华民族成功实现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大巨变。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东西方海内外有识人士纷纷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凸起的世纪。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与世界统一市场经济接轨，并深受西方经济危机影响的过程中，改革的瓶颈问题，发展的思路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邓小平同志提到的政治体制深化改革，权利继续下放，以及财富如何分配，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主要的基本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政府的决策没有专家尤其是基层民众代表的广泛参与，谈不上吻合国情和实事求是，谈不上科学与理性，谈不上先进理论掌握人民大众并进一步转化为人民大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如果管理国家与社会发展事务的权力不能切实地下放到民众手中，形不成对公共权力的民主制约与监督，则权力寻租就会继续加大，两极分化就会继续加大，党与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就会受损，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不到实处，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共享，后续的发展就会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支持和动力。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权利继续下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现阶段的当务之首，是解决权力寻租、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的当务之首。这是其一。其二，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以东南沿海为龙头的外向型出口贸易拉动，和以固定资产的投资拉动。也就是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以发展中大国的廉价人力资源和并不丰富的物力资源，充当了世界市场上相对于高科技而言是初、中级工业品的生产商，充当了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廉价的产业链的低、中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这与石油输出国联盟前的国际地位非常相似。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工业品物价水平不能与发达国家内的工业品物价水平接轨，而要远低于其水平，因为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如果接轨了，就等于方便了发达国家富人而抛弃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况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核心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大众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等需要，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邓小平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46]所以，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核心是以国内人民的生活和综合文化等素质的提升为本，需要以工业反哺农业，需要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尤其需要以民生建设为本。在对外贸易上，我们不妨也学学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做法，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适当抬高初、中级工业品的价格，相应对接发达国家以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至少不能差距太大，因为土地资源是有限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当前，学术界与政府认识到了这个不足，认识到了民生建设相对落后，国内民生消费需求不足给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正在积极改革，大力加强包括社会保障事业在内的公共工程建设进度，以此大力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也就是说，外贸的发展应主要转变到适当增加外汇储备，以吸纳利用外资和引进发达国家高新生产管理技术为主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发展国内生产力，先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体系，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与科技文化等素质为主，有余力适度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团结力量，赶超发达国家。从而达到正常的出口外贸、投资、内需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且以内需为主的轨道与格局。后者应当是我们改革发展而向西方交的学费，代价。

　　总之，我国将有一个较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政治原则，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的新路子，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我们在目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前，尤其需要认真切实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求真务实，大胆改革创新，扎实地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生建设，推动和谐小康社会的进一步建设，富民富国，改善以农村人口为主的民生，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重温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的稳步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稳定政权牢固的主要前提的教导，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实现和谐小康社会的快速良性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任务，更是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三、结论

　　发展是硬道理，创新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历史决定论是我们国家与社会建设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客观地了解国情，一切以国情为依据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一切工作不能超越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开始，就是“地大、人多、底子薄”状况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和改革。

　　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探索经验，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不断发展马列主义，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事求是。现阶段就是依据国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体制及时的配套的全方位的改革与发展，是我们追求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稳妥和必由之路。

　　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倡导爱祖国，倡导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普及和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民办教育，促进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科学研究与社会生产的紧密结合，倡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先进的理论引导人，鼓舞人，武装人；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推进低保体系、医疗体系与保险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推进公共交通、能源、卫生、服务等工程的建设，利用社会集资、国家政策引导和优惠措施，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淘汰高能耗高污染工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维护生态文明，推进农村城镇化等小康建设，执行两个大局的理念，缩小两极分化，以扩大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资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推进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改变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作用，在用人及考核干部的体制改革上，严惩权钱、权色、权权交易，严堵严惩通过内招等不正当渠道安排子弟、亲属，改进干部的考核机制，真正让人民代表说话，努力做到让人民满意的公开、公平、公正，实现政府公仆角色的转换，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两者均不可偏废，积极推进林木体制改革，吸取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经验教训，改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三北地区生态建设，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共建和谐小康家园。

　　一方面，在国际上，第三世界已经基本团结和强大起来了。但生产力水平还较低，还在受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南北两极的矛盾在扩大，第三世界的债务日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团结的桥梁和共同革命的火药库。发达国家的经济虽有高科技发明的带动，也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次能给社会生产带来推动的科技的革命，都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但也是帝国主义日益发达和其国内乃至于全世界的阶级剥削、阶级矛盾一步步扩大的过程，也是他们的经济危机日益发展的过程。目前的以西方为主的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滞缓和次贷危机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已不怎么奏效，核武器巨大的破坏性、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大资本家也不得不谨慎核战争的发生。即使如此，帝国主义的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环境污染与资源掠夺带到哪里，拉丁美洲、东欧、亚洲、非洲，全世界有目共睹，其追随者越来越少。我们对于超级大国，需要加强军备，为国内经济建设保驾，需要学习、引进已有的科技文明，作为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助力，努力开展留学并积极吸引留学生为祖国的发展服务，在借鉴学习的同时，抵制西方对我们的人才掠夺，利用西方的经济危机，更加卓有成效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这是当务之急。加入世贸，对我们既是考验，也是激励，更是机会。

　　对于第三世界，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大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步伐。毕竟我们都在受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团结奋斗是共同进步的永远需要。

　　建立和发展安定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和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三，建国后第一、第二代、直到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关心的后继者培养问题，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渗透和和平演变问题。认为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有待商榷，这仅是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建国的初期阶段人才、技术奇缺的状况下所提出的口号，充分发挥干部代表先进技术以带动发展国内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待到国家经济社会有了较大发展与提高之后，干部的正确领导作用除了继续努力掌握先进文化技术，发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带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民众的综合文化素质都有了大的长进，干部必须执行政务公开，积极认真走群众路线，民主科学决策，民众对公共权力进行民主制约和监督，从而实事求是，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比资本主义更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和科技素质，更能体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并不在于集全国之力办大事上，任何专制专政的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江泽民同志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毛泽东时代，参考苏联，结合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实际，初创我国政治体制，邓小平时代，直到1997年，政府机构的几次精简改革，成效不大。通过接班、当兵安排、内招等渠道逐步形成政府部门中的个别干部家族，官僚主义与腐败，成了人民最大的不满，成为制约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在干部身上。自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党和政府自身对自身的监督难免不会周全完美。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它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创造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利益的杰出代表。所以，党来之于人民，党建国的基础，在于人民军队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党执政领导的基础，在于人民的承认，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根基扎在人民大众的心中，江泽民同志讲，党员必须实行“三个代表”。所以，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与综合素质提高，人民大众的制约与监督是才是彻底制约和铲除官僚腐败的最终力量，人民大众才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最大实践者抉择者。近期出台的改革政府、国营及集体企事业单位干部的录用、考核与评价体制，责任追究制，采取上级与下级相结合方式，领导考察与群众评价相结合，近期成效和可持续发展程度相结合，做到真正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是个正确方向。仅仅重视对干部思想上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成效并不大。毛泽东于1945年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政府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子时讲：“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是的，民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民众的综合文化科技素质逐步地极大地提升了，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健全完善了，任谁和什么方式也动摇不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宏伟根基。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的辩证的生产力决定论是指导人类社会进行改革与发展的唯一原则，也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唯一原则。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实事求是了，务实了，就符合生产力决定论，就会进取和发展；我们左了、或右了，违背了生产力决定论，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后退。

　　因此，只要我们不屈不挠，自尊自信，敞开国门，兼收并蓄，勇于尝试，认真总结，努力探索和创新，尤其是我们共产党人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客观实际的有机结合，终于和正在继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与建设的道路，中华民族正在复兴，也一定能够崛起。当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和谐小康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宏伟蓝图正在稳健描绘，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兴未艾，尤其是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深层改革正在方兴未艾，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全面发展的和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在方兴未艾。

　　注释：

　　[1][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574、30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207-208页

　　[5][14][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09、255-256、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1页

　　[7][8][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478、506、487、506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13]《孙中山选集》(上)，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15]《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4—915页。

　　[16][17]《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0-397、449页

　　[1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19][22][24][41]《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0、569-576、1319-1329、1328-1329页

　　[20]《中国全史·新编中国民国史·思想史》（上），史仲文、胡晓琳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1-42页。

　　[21]《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8-849页

　　[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41-349页

　　[26][39][40][4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116、118、11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288页

　　[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8-849页

　　[29][30][31][32][33][34][35][36][37][38][43][4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1、86、260、311、194-195、240、251-252、312-313、313-314、406-407、327-329、128页

　　[44][45]《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74、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