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相富弼墓葬富在洛阳发现 是洛阳深厚文化渊源的实例，如果移葬浙江，真是“落阳”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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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４年，富弼生于洛阳，富弼的家在洛水以北上阳门外。公元１０２３年，富弼的父亲被调到海陵（今江苏泰州）任职，２０岁的富弼随父前往，范仲淹恰好在此任职，范仲淹“见而奇之，与语终日”，赞曰：“真王佐才也！”“自此深爱重之”。范仲淹比富弼年长１５岁，后来在他的提携下，富弼终成宋代名相。
富弼墓葬是宋代官员葬在洛阳北邙的考古重大发现；证明“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此言不虚。富弼墓葬是宋代官员最高规格的墓葬，是宋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北宋名相富弼与文成渊源深厚，有很大的研究利用价值。
浙江温州文成富弼的后人认为，富弼墓葬发掘后无法得以保存，使他们感到十分遗憾。他们提出：现在，富弼墓葬的形制已经清楚，他们想按照民间的传统习俗，将富弼家族墓葬迁回富弼祖籍，以便后人祭祀祖宗、缅怀先人。
此建议，得到“专家”的认同，他们认为，温州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文化积淀不够深厚；洛阳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但经济不是很发达。此举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众心理，也有利于洛阳与温州的经济文化交流。
温州人如今再有钱，但想把埋葬在洛阳邙山的北宋名相富弼墓葬迁到温州是不妥的。
富弼墓发掘没有得到妥善保存，是洛阳地方政府的责任，洛阳有关方面应把富弼墓葬及同类型墓葬选址迁葬在洛阳合适的地方，以便后人祭祀、缅怀先贤。而不能同意将富弼家族墓葬迁到富弼祖籍。
文化遗迹是一个地方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人类活动的特殊符号。富弼墓葬在洛阳，是洛阳深厚文化渊源的实例，不能因经济问题随便让有钱的地方迁走。为什么不想想，富弼当时为何不葬在文成？
如果富弼墓葬移葬浙江文成成功，将使洛阳又一处有分量的人文古迹消失。也使“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成为后世笑柄。
以此类推，有钱的范氏后裔也可要求迁范仲淹的墓，葬于洛阳的名人后裔，只要有钱都会提出同样请求，洛阳的名声与面子会怎么样呢？
洛阳为什么不能保护利用好这个资源，把它做成一张金名片？为什么会在全国都在发掘当地历史文化遗存，打文化牌的时后，洛阳却出现“历史名人墓，迁离北邙岭”的奇怪现像？
洛阳，真的衰落到留不下一个宋代名相的墓葬之地了吗?
２００８年四五月份，洛阳市王城大道东、陇海铁路北史家屯村的一处建设工地上，该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正紧张地进行抢救性发掘。随着洛阳铲的起落，地下深处的泥土不停地被带上地面，考古人员发现了几个小墓，这些墓葬都多次被盗，墓中物品早已不知去向，但却发现了三四盒墓志，志文上都带有“富公”字样，经探测并发掘了１１座墓葬，发现墓志铭１４盒。根据墓志铭上的文字显示，这是北宋中期名相富弼的家族墓地。
富弼墓：
富弼本人的墓，富弼墓坐北朝南，２０多米的墓道斜坡下行，进入一座砖券穹隆顶的圆形墓室，其直径约５米，高约４米。墓室四壁、甬道上都有壁画，可惜多已脱落：
考古人员在清理底面时，意外发现下面还有一层石头。进一步发掘，发现了６块巨型条石。工作人员将６块巨石移开，这座墓葬露出了它最后的秘密：暗椁室。这个墓室高约两米，３．２米见方，四壁和底层均用青石砌筑，是典型的石椁室。这样形制的古墓，在中原考古中是首次发现。
椁室是放置棺木的地方，但这里却空空如也，不见棺木，也不见任何陪葬品。富弼墓被盗得如此之空，令人惊讶。
按照史料记载，金兵曾大掠中原，大型墓葬，包括宋朝皇陵都被盗掘。这种公开的盗墓活动最具破坏性，那是掀开了盗，啥都拿走了。但金兵对墓志铭没有什么兴趣，考古人员在甬道的埋土中果然发现了巨型的富弼墓志，其志盖被掀在一边，裂为数块。墓志的志盖１．４米见方，形态端庄稳重，上有司马光手书篆字：“宋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韩国公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铭”；墓志的底１．４米见方，厚达３５厘米，估计总重为两三吨。上有铭文近７０００字，也是已发现墓志中最多的。墓志和墓志盖的铭文有楷、隶、行、篆诸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下图，富弼墓志篆盖原图和拓片，司马光撰写：
司马光和富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退居洛阳，都是“洛阳耆英会”的主要成员，会中富弼最长，年近八旬，司马光最小，不到七旬，他们诗酒唱和，情深意笃。司马光在他的《涑水记闻》中记述说：“富公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复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对富弼的去世，司马光记载道：“士大夫无远近、识与不识，相见则以言，不相见则以书，更相吊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呜呼！苟非事君尽忠，爱民尽仁，推恻怛至诚之心，充于内而见于外，能如是乎？”
司马光前去吊唁富弼，富弼的儿子富绍庭“在草土中号哭自掷，必欲使光作墓志；又遣人来垂谕至于三四”，司马光坚决拒绝，他早就定下了不为人撰志的原则。但司马光与富弼毕竟是好友，饱蘸浓墨，书写了大字的墓志篆盖。
于是富弼家人请韩维撰志文，在富弼葬后三年，请请苏轼撰碑文，苏轼“一请而诺”。富绍庭向皇帝宋哲宗请旨，皇上亲自写了篆文碑额：“显忠尚德之碑”，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于是，苏轼挥笔写下了６７００多字的富弼神道碑文。但苏轼为了拒绝皇帝再令他为别人撰写碑志，专门上奏：“臣平生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辞，然终非本意……”。（原来，苏家与富家向有隔阂，欧阳修曾推举苏轼的父亲苏洵，其时富弼、韩琦当政，韩琦想越级提拔苏洵，但富弼却认为不能越级，苏洵只得了个小官。而富弼在“当家”之时，也“不甚喜坡公”，苏轼心中能不记。）
富弼神道碑文开篇道：“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盖自秦汉以来，惟有如此之盛者。”这是对北宋中期，也就是富弼时代的确评。大宋王朝国家建国三四十年，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稳定，涌现出众多人才。范仲淹，晏殊、柳永、包拯；尹洙、梅尧臣、富弼、韩琦、欧阳修、邵雍、苏舜钦、苏洵、宋仁宗、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沈括等，一时群星闪耀，盛况蔚然。
碑文述说宋朝鼎盛时期的繁荣昌盛：“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公元１０２３年~１０３８年）极矣。”号称太平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碑文高度评价富弼对大宋盛世的贡献：“虽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于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谋之，而仁者守之，虽至于无穷可也。”“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指富弼）之功也”。
富弼是宋代名相，与司马光、邵雍是好朋友。邵雍虽不是宰相，但看世事与历史的眼光比富弼要远的多。《宋史·邵雍传》记载：“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 邵雍祖籍河北范阳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生于衡漳（今河南林县），幼时随父亲邵古迁到共城（今河南辉县），三十岁时随父邵古隐居于洛阳伊川神荫原西南（今伊川平等村），自称伊川翁。邵雍的父亲，名古，字天叟（公元985--――1064年），邵古的墓志铭记载：“尧夫侍亲，往来洛阳，见山川水竹之胜，人情舒遐，遂于闲旷之地，架屋竹间，水流其门，浩然其趣，因自号伊川丈人。铭曰：世范阳，家伊川，神荫原，原西南。”（参见《宋隐君邵子启贤公讳古墓志铭》）。邵古以隐士浩然其趣，好古文奇字，喜研声律韵类，著有《正声》、《正字》、《正音》论等三十篇。
天圣七年（1029年），邵雍19岁，生母李氏去世。当时辽人延琳起兵反宋，年号“天庆”，邵雍父预知北方将乱不能长久安居，于是带领邵雍多次“往来洛阳”寻觅安居之地，初步选定洛阳伊川神荫原的卧龙山之阳。
少年邵雍不仅博学儒家经典，还对易学情有独钟。他崇拜华山道士陈抟，拜易学家、共城县令李之才为师，积累下丰厚、坚实的多学科知识基础。当他陪侍父亲过洛阳龙门，亲眼观看陈抟（号希夷）在龙门石窟留下的石刻真迹“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后，发出由衷感言：“及见希夷迹，又见希夷真。始知今与古，天下长有人。”下图：洛阳龙门石窟有宋代陈抟立的碑，碑文曰：“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 
摘自----价值中国网 > 文化/社会 > 历史/哲学 > 邵雍洛阳伊川“三安”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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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西北的元昊建立了“大白高国”。消息传到开封，宋朝称之为“西夏”。西夏新皇帝元昊对宋朝刮起了第一场飓风:“臣偶拟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称王不喜，朝帝是从……”公然宣称不再臣服于宋朝。 宋仁宗接到书信，狠狠地拍案而起！怒归怒，可宋朝一点防备都没有。边境线太长了，从辽国到西夏，宋朝疲于应战。加之辽国萧太后当政，虎视眈眈欲问鼎中原，北方动荡更为加剧。当时的局面《富弼墓志》其中有一段记载：
“宝元元年（公元１０３８年），赵元昊反，僭大号。朝廷仓促，措事用人，或失其当。”
党项首领元昊本来臣属于宋，突然建立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队侵袭延州（今延安）。由于数十年无战事，宋朝边备松弛，士卒未经战阵，守将没有军事才能，延州以北数百里的边寨，大多被西夏洗劫或占据。
元昊派出来使，提出割地要求。此时富弼方显“王佐之才”。他列出西夏六条“反状有素者”，“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为备，此两府大臣之罪也”。富弼《论西夏八事奏》提出：“宜先斩其使，以示国威，折奸谋”，以明宋王朝正统。 范仲淹、韩琦被调往西部主持大局，范仲淹在前线视察中，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认为应先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以期逐渐扭转战局。韩琦却低估西夏军优势，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宋仁宗支持韩琦主战，结果宋军在好水川、三川口、定川砦三大战役中接连惨败，致使中原震动，天下慌慌。
邵雍父亲眼见西部、北部战事日紧，苏门一带不是长久安居之地。遂决意南迁到早已选定的洛阳伊水神荫原西南的安乐窝。《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邵雍传》记：“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道出了邵雍父亲邵古由苏门共城迁到伊川神荫原的准确年代，邵雍生身母亲李氏去世已满十周年。 邵雍30岁这年（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邵古带着续娶的杨氏和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在邵雍陪侍下迁到洛阳伊川神荫原。邵雍生母李氏的骨殖也随迁到伊川神荫原安葬。
大宋面临难局，割地是不能承受的耻辱；不割地的话，如果两线作战，举国都可能陷入灾难。
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富弼临危受命，临行前，宋仁宗要提拔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上表坚辞：“国家有急，惟命是从，义不惮劳，臣之职也。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富弼慷慨激昂地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这年四月，富弼出使契丹。富弼见到契丹皇帝辽兴宗，道：“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兴宗答道：“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竟请举兵，朕以为不若遣使求王关南故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
富弼说：“北朝忘章圣皇帝(宋真宗)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注：澶渊之战，辽国倾全国之兵南侵，宋军准备充分，真宗御驾亲征士气大振，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统帅萧挞览，辽军深入宋境，前有宋军主力，后有宋军诸坚城，军队又士气低落，不得不请求和谈。寇准和一些宋军将领主张彻底消灭辽军主力，但宋真宗最终还是以每年给予辽人绢20万、银10万的条件订下澶渊之盟。）如今富弼旧事重提，是在告诫辽兴宗，宋朝不可小觑，战事一开，并不是一切在他控制之中。
富弼对辽兴宗晓之战事一开的利害关系：辽国如果与大宋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如果两国交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辽史》也记载了富弼的话对辽兴宗的深刻影响：“是时，富弼为上言，大意谓辽与宋和，坐获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还在国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富弼对契丹国情很了解，契丹由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而成。部族平时从事畜牧，战时举族皆兵，一闻令下，不带粮饷，全靠剽掠，抢劫的财物，全归自己，而皇帝还要为他们加官晋爵。战事往往使众将坐大，兴宗想靠战争巩固自己地位的愿望根本实现不了。富弼的意思很明白：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辽国要用兵，也要损伤过半，不如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富弼此话一出，“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宋辽是兄弟之国，宋朝要把关南十县还给辽国才行。”
富弼在马上答道：“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岂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则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
用现在的说法，富弼是说：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既然两国是兄弟，哪能让一国荣一国辱啊！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辽兴宗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但不捞点好处，他也难以下台，于是又提出娶大宋公主。富弼说，皇帝的女儿才四岁，成婚要在十多年后，陪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兴宗再次接受了富弼的说辞，商议增加岁币的数量上。苏轼所撰《富郑公神道碑》说：“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富弼在与辽国盟誓之前，附加了“一个小条件”；如果辽国能令西夏停战，那每岁可给辽金帛20万，如果辽国不能约束西夏，那每岁只能给10万。
这并不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而是富弼的战略远谋。谈好价码，再拦腰砍一刀，富弼附带的这个“小条件”，在辽兴宗看来，党项首领元昊的家族与辽世代联姻，以此结成同盟关系。辽国强大，党项较弱，因此辽国一向占有主导地位。元昊建立西夏后，与大宋交战不已，更要仰仗辽国，搞定西夏，哪里值得了10万？就与宋朝订立了盟约。富弼的战略远谋真使辽与西夏反目为仇，西夏与辽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战事不断。西夏顾不得攻宋，至此，宋、辽、西夏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辽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王拱臣是西京留守，相当于今天的洛阳市长，慕名请邵雍为自己看一片百年后安息的风水宝地，邵雍欣然允诺，相得龙门山南“尧之故地”为佳地，王拱臣非常满意，给邵雍酬金，邵先生坚辞不受。（九百年后，《王拱臣墓志》出土于伊川神阴原之北九公里伊川县城关镇之“尧地”村，风水极佳，此是后话）。
王拱臣看到邵雍与父亲原住在神荫原西南乡下，往来洛阳不方便，提出为邵雍在洛阳盖一处新居作为报答。邵雍对由伊迁洛之事思考再三，觉的既不宜拒绝西京留守王拱臣的人情，又恋恋不舍伊川的山山水水，有诗曰：
《新正吟 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邵雍50岁）
蘧瑗知非日，宣尼读易年。人情止于是，天意岂徒然？
立事情尤倦，思山兴益坚。谁能同此志，相伴老伊川？
嘉祐七年（1062年），西京留守王拱臣为邵雍在洛阳履道坊西、天津桥南集资造新居，并动员二十多家慷慨解囊资助，利用五代节度使安审琦的故宅地和原洛阳知府郭崇韬旧宅木料，盖起了30间新居。
邵雍作诗曰
“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工。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
是年，邵雍举家由伊川神荫原迁居到洛阳的新居。名其居曰“安乐窝”。这个“安乐窝”与当年隐居伊川的“安乐窝”是不同的。此“新居”属公房没有产权。
居此第二年的治平元年（1064年）正月朔日（初一），邵雍父亲去世，及执亲丧，将父亲安葬于伊川神荫原“安乐佳城”，守孝三年哀毁尽礼后的第四个年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初八，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突然暴卒，邵雍连遭此不幸，痛苦万分。
此时，神宗全面推广王安石新法，朝廷下令拍卖公房地产，邵雍所居也在被拍卖之列，这对邵雍又是新的危机和打击。司马光出资把邵雍所居的地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富弼把花园买下无偿送给邵雍，王拱臣把房产买下，他们把房产证和地契无偿送给邵雍，邵雍作诗曰：
“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
“嘉祐卜居终是僦”，道出了邵雍是在嘉佑七年到洛阳临时“将僦”居住的实情。直到“熙宁受券”，熙宁三年“受券（拿到房产证和地契）”才安心下来。
邵雍对身后事很有远见，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邵雍病危，富弼、司马光、文彦博、二程等几位邵雍的好友议论将邵雍的墓地选在洛阳城的北邙，邵雍不同意，特意嘱咐儿子伯温：“诸公欲近城地葬我，不可，当从伊川先茔。”七月初四，大书诗曰：“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邵雍在洛阳病逝，葬于伊川神荫原“先莹”（今伊川“安乐佳城”）。
这位哲学大师经历六十七个春秋，长眠于伊水西岸卧龙山，他的墓地“安乐佳城”向南正照商代名相伊尹祠和九皋山主峰居中的山峰，近千年来，香火旺盛。
近千年来，邵雍祠墓与伊尹为邻，香火旺盛，可从明代谒伊尹祠庙诗与邵夫子祠（伊川安乐书院）诗资料得到佐证：
1、谒伊尹祠庙诗
作者，李兴
好风吹涧河，微雨润松萝。
花落山容淡，猿啼客况多。
巍名勒翠石，峻宇瞰清波。
欲问耕莘事，须从此处过。
注：伊尹祠庙，在莘店（今伊川平等）村西，有商相伊尹祠墓。莘店是伊尹故里，见《水经注·伊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莘女取而献之，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欲问耕莘事”，典出《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
作者 李兴，字伯起，别号缓庵，明代嵩县莘店（今伊川平等村）人。明成化乙未登进士，知山东冠县，己亥知邹平，癸卯官至监察御史，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奉诏差直隶、巡淮阳、使陕西，所至振扬风纪，权贵敛迹。庚戌监殿试。庚申卸官荣归故里莘店，“惟诗酒园林陶情乐道”。修建邵夫子祠，为嵩县志作序。”每日来访客人很多，“所接无贵贱，贤不肖皆仰之不忘。”“每士人过洛，不惮枉道必造之闾以拜，拜毕则哽咽而去。”时有拜见者阎介作诗赞李兴：“宪节持来下紫宸，笑骑骢马见精神。还家便道仍经洛，动地先声已入秦。万里风霜消酷暑，三川草木被阳春。激扬莫忘封章数，圣主于今重直臣。”
“欲问耕莘事，须从此处过”，李兴是大莘店人，莘店是伊尹故里，谁欲问伊尹的事，需来我的故乡。
2、游伊川莘店邵夫子祠（安乐书院）诗
作者 明代 洛邑乔缙（明成化1465～1487兵部郎中，著有《河南郡志》四十二卷）
大明正德己巳岁春三月吉日
《皇极书屋》
命世谆谆自立言，经纶万象贯乾坤。
一函典则昭星斗，千古机微运晓昏。
箕子范畴堪内比，伏羲数学就中论。
皇王帝伯兼元会，何术能超众妙门。
《天根轩》，
幽斋危構倚祠旁，额匾名题道益彰。
否泰星排昭悔吝，乾坤云布讬阴阳。
律中气至春初到，復上爻生日渐长。
三十六宫从此立，一元宰制四时昌。
《月窟轩》
晴窻短阁旁贤居，名取先天造化初。
姤下画生阴渐长，诗中葽秀草辞舒。
氤氲渺渺凝朝露，缞桷稜稜映碧虚。
多少趋炎凭世客，谁知理数有乘除。
《击壤亭》
诗什千篇句句工，国风雅颂可相同。
谦言指作尧民咏，極数前知宋世终。
径转碧篁苔影乱，窓虚清影月华通。
温柔敦厚浑佳制，简帙纷纷栋宇充。
《弄丸亭》
图有先天暨后天，团团浑若弹丸圆。
经年击目观消长，尽日怡情看变迁。
对待流行生意故，分张歙聚化工全。
市南隐士息兵战，豈似先生手探元。
《邵家灵迹》
贤家櫐櫐岁岁更，豈封存草不相生。
碑穹指路千万拱，树古迎风万籁声。
緫类彭消安素魄，直同鄒鲁荐牺牲。
王侯将相俱尘土，独见先生万古莹。
《紫荆背依》
势若参天绿林阴，圣贤坟依树林深。
鸟鸣每听苼簧细，花发时教峰影侵。
卧虎岩前寒气逼，蛰龍岭畔暮云深。
灏澄堂阁闲清画，香送轻风度远岑。
《鹤鸣面向》
突兀皋山立水南，风烟浩荡露青岚。
商郊草木生寒碧，周雅诗歌听古谈。
唳雨音声闻九叠，逆风飞舞过深潭。
疏林风细云烟散，遥望峰头碧玉簪。
《伊水东环》
碧流右绕落银河，钸钸征帆逐眼过。
树隔稻苗烁色早，水连村舍夕阳多。
渔人分火看虹影，牧笛吹风起夜波。
祠庙刱新增胜槷，一泓清浅浴金鹅。
《海山西拱》
槎峩岱岭与天齐，云掩晴峰望眼迷。
虹断已收千夾雨，树排斜映半湾堤。
气蒸碧岫隂籠北，障露青岚拱向西。
邵氏新祠情趣賞，树头时听野鸎啼。
《宋家文运》
作者 明代 舒城祝富（安徽六安舒城人。著有《默庵集》。）
宋家文运日中天，钜儒崛起相后先。
伟哉人豪邵老子，数学之妙谁能传？
二程诸公素友善，寻源伊洛嵩之巅。
驾风鞭霆走六合，天根月窟随周旋。
天津桥畔占杜宇，安乐窝里参儒禅。
先生心法载皇极，击壤首尾三百篇。
胸襟跌宕小天地，万古一息还真元。
嵩阳莘店三里北，观化有墓当其前。
过者谒者经几代，祠亭举废岁屡迁。
豈无当道志与后，付之概叹心劳悬。
李家伯仲义且贤，移祠肖像非徒然。
何时浇酒烹溪鲜，紫荆山下神隂边。
欲起先生问遗编，指示先天圈外圈。
伊川神荫原邵雍墓园“安乐佳城”，近千年来，保存较好香火不断。
邵雍生前在伊川大莘店著书育人的安乐书院，供俸着内圣外王邵雍的塑像，几百年来祭祀香火不断，1927年冯玉祥建平等县，占了四十亩大的邵夫子祠“安乐书院”做为县政府，邵雍塑像被老百姓连夜“偷走”藏了七十多年，现又重新归位享祭：
受香港亿万富翁邵逸夫先生的委托，邵逸夫的亲外甥姜廉清先生与夫人、姜廉清先生的大姐、二姐、小妹、姐夫、妹夫一行八人，于2007年清明节前特意到邵逸夫的先祖邵雍安息之地洛阳伊川“安乐佳城”、“安乐书院”拜谒 、祭祀 宋代著名的哲学家、邵逸夫的先祖邵雍。
图为邵逸夫的外甥姜廉清（右2）与大姐（左2）二姐（左1）小妹（右1）以及姐夫、妹夫在邵逸夫的先祖邵雍安息之地洛阳伊川“安乐佳城”和“安乐书院”拜谒 、祭祀。（以下照片 翟智高 摄）
图为姜廉清先生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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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队长史家珍表示：富弼家族墓葬迁移，或是文物调拨都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必须由双方当地政府部门出面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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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珍是无奈中的正确作法，实际上处理这种事的确是政府出面，并且必需双方当地政府部门出面才能完成。
但是，如果真搞，洛阳哪个官办成此事哪个官员会落下千古骂名，而温州哪个官办成此事，将是当地留流芳万代的功臣。
http://bbs.dahe.cn/bbs/thread-1601932-4-1.html
感谢广大网友支持我市的文物保护工作：
2008年2-6月，我市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富弼家族墓地，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市就此墓葬的保护展示情况进行了研究论证，决定搬迁到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原洛阳古墓博物馆）复原展示。富弼家族墓地出土的文物现存放在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目前正在制定复原方案。
为进一步探讨富弼家族墓地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为彰显先贤懿德，丰富我市的文化旅游资源，我市在富弼墓发掘原址修建了富弼夫妇纪念碑亭，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富弼家族墓地学术研讨会。邀请省文物局领导、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台湾成功大学、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等全国各地的考古界、史学界专家学者及富弼家族后裔、范仲淹后裔共50余人参加了揭碑仪式和学术研讨会。期间，富弼后裔曾提出迁移其先祖墓葬的要求，被我们婉拒，但我们邀请他们在富弼墓复原后再来拜谒先祖。
最后，再次感谢广大网友对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
洛阳市文物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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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洛阳文物局的回复，拒绝温州人把富弼墓迁出洛阳，并在北邙山合适地方复原的做法是对的。
http://rb.66wz.com/system/2009/12/22/101581235.shtml
http://www.wzrb.com.cn/ 2009年12月22日
富弼的祖籍在江浙一带，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
富弼后裔的良好夙愿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
今年7月，文成县梧溪村的5位富弼后裔千里迢迢，特地赶到河南省洛阳市，将从其祖先富弼墓中挖掘出来的“遗物”——一抔黄土接回文成。7月16日，当写着“一代名相富弼，魂兮归来”字样、载着富弼墓中黄土以及墓志拓印本的汽车，缓缓出现在梧溪村时，全村1000余名富弼后裔纷纷聚拢到村口迎接。他们怀着对祖先的敬畏与缅怀，按照当地习俗，虔诚地将富弼的灵位迎奉在村中富相国祠的祭坛上。
富弼(1004—1083)，字彦国，历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两度入相。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称之“王佐才”，晏殊纳其为婿。富弼曾与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等齐名于宋室。他辅政有方，政绩卓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穿越尘埃遮蔽的时空，面对历史的风云际会，人们不禁要问：千年之前的富弼与现今的文成县及梧溪村有着怎样的渊源？
富弼墓发现震惊梧溪
2008年6月6日，河南《洛阳日报》《洛阳晚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北宋名相富弼墓葬在洛发现。”此消息通过互联网迅速流传。对于浙南西部山区的文成县梧溪村而言，此消息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村民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富氏家族祖先的坟墓终于找到啦！”
村里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并派人赶到百里之外的丽水等另两处富氏村落通报情况。富弼后裔、定居台湾台北县的81岁老人富醒愚连夜打来电话，迫切希望族亲到洛阳看一看先祖富弼的墓葬，并希望能找到在洛阳的富弼后人。
梧溪村地处洞宫山麓，与青田、景宁毗邻，全村1200余人皆姓富，是北宋名相富弼后裔最大的聚居地。旧时，此地称八都属青田县管辖，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梧溪富氏宗谱》称：“南田之山，其南二十里有泉汇为溪水，声涓涓沥沥，如人相语，故名语溪。因行书与‘浯’形相似，后遂名为浯溪。”1929年青田县在此置设邮代所，误写为“梧溪邮柜”，遂沿用至今。
文成县屈指可数的两大名人，明代开国元勋刘基和现代著名杂文大家赵超构，都与这个村有渊源。刘基家族与富弼后裔有着多代姻亲关系，刘基的母亲、夫人、儿媳皆出自富家。梧溪还是赵超构的外婆家，当年为了图吉利，赵父依据当地习俗，将赵母接回娘家生产，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为新中国晚报界泰斗人物赵超构的出生地。
作为一代名相富弼的裔乡，更是留下了诸多有关富弼的历史文化遗迹。在村口赵超构外婆家大宅院，门台上额条石上赫然写着“南阳旧家”四个大字，这是富弼的后裔为追怀先祖而建。
进村不过百米，那座绿荫簇拥、气宇轩昂的富相国祠，就是族人为了纪念先祖富弼的功绩而留给后世的见证。富相国祠始建于乾隆甲申年(1764)，为单合院回廊式建筑，屋脊飞檐如龙抢珠，煞是招眼。祠前六对旗杆夹分列宗祠门庭两侧，正门红门黑柱，高悬的“富相国祠”额匾，苍劲有力，熠熠生辉；内有一古戏台，藻井中描红画绿，湛蓝的琉璃圆珠，辉映成趣；北宋名相富弼的坐姿仪像安放在正厅内，着色浓重，形象逼真。在每年的春秋“两祭”(古历正月初一、七月十五)时，富弼后裔都会从四面八方集聚到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
富氏从何而来？《中国姓氏寻根》载：“春秋时周朝有同族大夫叫富辰，子孙称为富氏。又鲁国有公族大夫名终甥，字富父，后代也称富氏。”富氏在中国百家姓中排名第219位，是汉族中的“小姓一族”。富姓还有不属汉族的，乃是满族富蔡氏的简称，为满清八大姓之一。在全国，汉族富氏群居村落，简直寥若晨星。在浙江省，目前仅发现三处富氏集居村落：一是梧溪村，也是目前发现人数最多的集居地；二是平阳县宋桥镇章桥村，有300余人；三是丽水市莲都区富村，约660人。三处富氏集聚村落的村民，虽有各自的宗祠，但走动频繁，亲情甚好。正因富氏“小姓”，他们对于姓氏以及家族的溯源，比“大姓”人自然抱有更大的兴趣。
艰难的寻根之旅
2008年8月18日，富弼后裔、上海大学退休教授富知愚，带着梧溪村父老乡亲的重托，风尘仆仆踏上了寻根之旅。对于富知愚来说，这是第一次踏上祖先的故土寻根，而对于富弼后裔而言，已经说不清是第几次行程了。每一次的行程，都显得那样任重而道远，且充满艰难和希望。
据村里老人说，1945年抗战之后，曾有河南籍的富弼后人到文成南田山拜谒富氏先祖的坟墓，但阴错阳差，两支富弼后人未得相见，最后带着遗憾而去。1994年3月，富知愚的哥哥富金愚等4人，在海外族亲的资助下，也曾到洛阳寻过亲。他们历时月许，途中历尽艰辛，共走访了50多个村镇，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现在，富知愚的哥哥已经去世。哥哥在临终时，还对寻亲问祖之事念念不忘，嘱托他一定要找到洛阳的富弼后人。此次洛阳之行，也算是了却哥哥生前的一桩心愿。到达洛阳后，富知愚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了拜祖寻亲的消息，希望能找到洛阳的富弼后人，并与当地文物部门取得联系，对先祖富弼墓葬的发掘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据介绍，富弼墓葬是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老城区邙山镇史家屯村的经济适用房建设工地发现的。富弼墓葬包括家族墓，共发掘11座，能确认墓主的8座，不明的3座。包括富弼弟富鼎、次子富绍京，侄富绍宁、富绍修、富绍荣，还有孙辈富直方、富直英墓。由于盗扰严重，除出土14方墓志外，随葬器物大多无存，仅有少量铁牛、瓷碗、陶罐等。
富弼墓葬是一座造型特别的大型石椁室穹隆顶砖室壁画墓。在甬道和墓室还保存有少量壁画。工作人员从墓中发掘出一方1.4米见方、厚35厘米、重两三吨的超大青石墓志，墓志全文6595字，由当时的资政殿学士通仪大夫韩维撰文，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孙永书丹。《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撰题墓志盖。此墓志碑鸿篇巨制，在中原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
在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富知愚亲眼目睹了富弼墓葬出土的椁石、墓志等文物。司马光用篆文题写的墓志盖结体优雅，遒劲有力。富弼的神道碑铭出自大文豪苏东坡之手，碑文伴随着苏东坡的名气一直传颂至今，可遗憾的是如今挖开尘封千年的富弼墓葬，仍然不见其石碑的踪迹。司马光和苏东坡都是以不写碑志而著称，司马光有“司马牛”之绰号，苏东坡也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但他们最终还是为富弼写了碑文，可见富弼当年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地并没有将富弼墓葬遗址保存下来，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两大问题的抉择上，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站在富弼墓葬遗址上，富知愚抬头望着四周越盖越高的楼房，真是心急如焚而又欲哭无泪。连日里，他茶饭不思，夜不成寐，四处打听，在当地竟然找不到一个富姓人，也没有任何洛阳富弼后人与他联系。可见当年因战乱，富弼后裔已很少聚居洛阳。他穿行在祖先陌生的城市里，分明感到孤援无助，但他仍然以富弼后裔的身份四处奔走疾呼：祖先的坟没了，连一点遗址也不留。这简直太残忍了。对先辈的敬畏，是人类精神生长的根须啊！
在社会压力以及富弼后裔的强烈要求下，洛阳市有关部门最终答应，在将富弼家族墓地所蕴含的历史考古信息得到完整保护的基础上，在富弼墓志出土原址修建碑亭，以纪念富弼的丰功伟绩。
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往往有赖于历史文化背景的烘托来彰显现代城市的魅力。然而，历史文明在强大的现代化建设面前，往往又要作出无可奈何的退让和妥协。或许，这就是现代文明的悲哀？
富弼祖籍在今文成
自从富弼后裔在梧溪这片土地繁衍生息以来，他们就一直认定先祖富弼的祖籍就在现今的文成南田。《梧溪富氏宗谱》载：“唐松州刺史富韬公，唐末自豫迁南田泉谷，是为语溪(即梧溪)富氏一世祖。再传宦居河南。五世祖弼，为北宋名相。七世祖直清，偕从兄景贤返归南田。十二世祖应高，咸淳进士，雅爱梧林泉之胜，筑室家焉。”
五世祖富弼宦居河南，共生三子，分别为富绍庭、富绍京、富绍隆。梧溪富氏是富弼三子富绍隆之后。到了富弼孙富直清、富景贤一代，因金人入侵，且家族日益衰弱，便又遵照富弼生前遗愿，弃仕归田，重回江浙南田泉谷祖籍。富景贤死后墓葬南田章坳后溪，俗称“花坟”。元至元31年(1294)，十二世祖富应高再从南田举家迁徙梧溪，从此富弼后裔便在此扎根安家，繁衍至今。
富氏谱牒次卷《始祖居南田泉谷之图》云，一世祖富韬原为“唐工部郎中，松州刺史、太常卿，乃始迁之祖也。葬南田甘泉里之南，华山无为观侧，因名其山为刺史山。”
富韬不但是富氏的始祖，还是入迁文成境内最早的“开拓者”。《文成县志》有“最早直接入迁为富氏”“宋以富氏为著，明出刘基以闻”的记载。南田地处高山平原，是个繁衍生息、安家乐业的好地方。《太平寰宇记》谓“天下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万山深处，忽辟平畴，高旷绝尘，风景如画，桃源世外无多让焉”。
大唐帝国分崩离析，五代十国战乱纷起。富韬看准了这方宝地，举家迁徙到此避乱隐居，安身立命。祖先们用勤劳的双手开天辟地，创造了锦绣家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逐渐发迹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
奇怪的是，历史上有关富弼的文字记载，很少提到富弼的高祖，更没有提到富韬，从而使富弼祖籍之说变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起来。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因而便很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多少年来，这成了悬在梧溪富弼后裔心头挥之不去的难解之谜。
1991年春，富氏后裔集资对富韬墓进行保护维修，在现场意外挖掘到砖质铭文一方。该祭砖长37.5厘米，宽20.5厘米，厚5.8厘米，重8.6公斤。上镌：“宋乾兴元年，曾孙言自洛率男弼拜祭”。也就是说，在富弼19岁那年，曾经随父亲富言南下南田富韬墓前祭拜过祖先。
从富弼年谱来看，富弼只有在这一年才有机会回归祖地。是年，富言与范仲淹一起在江苏泰州任职，富弼随侍其父。富弼与范仲淹的结交，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在这次洛阳刚出土的14方墓志中，多处提到了富弼的先祖。富弼墓志载：“富氏之先，其尚莫穷；辰见于周，仕而不逢。”富弼侄《富绍荣墓志》云：“富氏在江浙为望族，韩国文忠公以盛德大业为时名相，始居洛……”河南医科大硕士生导师王东洋，在《从新出富氏墓志看北宋大族的迁徙与兴衰》一文中认为：“富弼家族的迁徙路径为：由江浙迁至齐，由齐迁至汴，由汴迁至洛阳。”
http://www.wzrb.com.cn/system/2009/12/22/101581235_01.shtml
http://www.wzrb.com.cn/ 2009年12月22日
富弼的祖籍在江浙一带，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
富弼后裔的良好夙愿
2009年7月12日，富弼家族墓地学术研讨会在古都洛阳召开。洛阳、文成两地有关领导，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富弼后裔代表共60多人出席研讨会。与会专家对富弼家族墓地发现的意义及富弼生平功绩予以肯定。大家一致认为，富弼墓葬是宋代官员最高规格的墓葬，是宋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北宋名相富弼与文成渊源深厚，有很大的研究利用价值。
出席研讨会的温州籍富弼后裔有近10位，富弼墓葬发掘后无法得以保存，使他们感到十分遗憾。他们提出：现在，富弼墓葬的形制已经清楚，他们想按照民间的传统习俗，将富弼家族墓葬迁回富弼祖籍，以便后人祭祀祖宗、缅怀先人。
此建议，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认同。大家认为，文化遗迹是现代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人类活动的特殊符号。温州和洛阳的经济、文化背景不尽相同，温州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文化积淀不够深厚；洛阳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但经济不是很发达。此举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众心理，也有利于洛阳与温州的经济文化交流。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队长史家珍表示：富弼家族墓葬迁移，或是文物调拨都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必须由双方当地政府部门出面才能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必须向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申报程序，双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谈判，并签订有关法律文书，取得文物方还得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
研讨会之后，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历史学家李伟国教授专程赶到文成，对富弼祖籍、后裔居住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表示：“文成拥有丰富的自然风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刘基文化就做得相当不错。富弼是值得颂扬的，‘富弼文化’也是文成人文文化底蕴的一部分。如果富弼墓葬移葬成功，可为文成增加一处有分量的人文古迹。我们应当利用好这个资源，把它做成一张金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