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那时候，农业税是集体缴纳的，没有下乡收粮这么一项繁杂的政府工作内容。后来邓小平上台，分田到户，农业税也必须分户缴纳。这就麻烦了。刚开始，村民的道德素质还行，还是毛主席那时候的道德素质；政府的道德素质，也还行，还是毛主席那时候的道德素质。可是后来就不一样了。甲方一年比一年刁蛮，乙方一年比一年贪婪。甲方缴税的积极性逐年降低，乙方的税收任务逐年增加。甲方越是刁蛮，乙方越是贪婪。这样子一来，可就苦了乡村两级工作人员。到了8月份，正值暑热，烈日暴晒之下，一人一包防暑药，一人一顶破草帽，管钱管票的还携带着个大黑包。进村入户，日日奔走。日复一日，从早上6、7点钟到晚上太阳下山，苦口婆心，劝人缴纳农业税费，说破喉咙。从8月1日，一直到9月1日一直如此，平均每天走访一百多个户头。9月以后，就是所谓的扫尾工作，还有不少钉子户，没有缴纳，继续催收。刚开始，是到10月就差不多拔完了所有的钉子户。可是到后来，钉子户越来越多，几乎全是钉子户，就没法拔完了，只好从8月拔到年终，简直没完没了。

　　    下乡收粮时，狗是很多的。这乡下的狗嘛，绝大多数都不是被主人当宠物养着，并非善类，咬不咬人是很难说的。我的一个同学，下乡的时候就给狗咬过。而且被狗咬，也不大好算作工伤。即便算作工伤，这医疗费用嘛，其实也很难报销的。所以下乡的时候，对狗还是防着点的好。

　　    我常常手拿一根长甘蔗，狗就不敢对我叫了。

　　    那时候，工资没有现在这么现成，一般是要拖欠很久的。有时候是两个月，有时候是四个月，有时候是六个月。没钱用，怎么办?我的办法就是公款先用着。收粮的过程，持续大半年，这大半年，就有钱用了。有一回收粮的时候，某同事竟然出乎意外的从自己的大黑包中拿出自己的小钱包，我惊讶的说我只有公家的钱包而没有私人的钱包。一旁的领导问；不收粮，你就没钱用了？答：这当然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诚恳的。到了向政府交帐的时候，我就打欠条：今欠到乡财政所人民币？元。签名，年月日。别人打一千，我打一万。

　　    收粮扫尾的工作，其实也是很繁杂的。一种办法是各自催收，一种办法是大家集中起来，增强实力，有东西的搬东西，有粮的搬粮，非完成任务不可。有一回，在一次集中收粮扫尾工作中，某村一村民从我搬动的电视机后掏出一把雪白的长刀，就要往我胸前捅。可我眼睛近视，我没戴眼镜，看不见，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搬电视机。我抬起桌上那台黑白电视机，面对随手摸来插向自己胸部的长刀，毫无惧色，不挡不避。幸好旁人高声大叫，冲上前去就按住了他。要不我也不会在这里写这些破事了。后来听人说起,才知道那把刀有多吓人.也不知道那人为什么又把刀缩了回去,一溜烟的跑了.还有一回，我半路尿急，别人去了另一户人家，我却还在一户人家撒尿，非常不幸，这茅坑上面搭着的木板朽了，我掉茅坑里。

　　    一到收粮的时候，就有了闲钱。有了闲钱，就难免作孽。在某村收粮,只要有麻将的人家，我都去打打麻将。有两年我就发现，辛苦大半年，从老百姓家里收来的钱还没有老百姓从我大黑包里收去的钱多。只要有麻将的人家,家家户户都赚了我的钱。后来不收粮了，老百姓都很怀念我这位平易近人与民同乐且大公无私的贡献于人民的好公仆。

　　    那时候，正因为一年到头都是收粮，所以每日两三餐，也就在村里吃。一开始，伙食还算不错，在村干部家里，大厨是村干部老婆，大腕的肉，大块的鱼，满丰盛，洋溢着丰收时节喜气洋洋的气氛。可越是到后来，伙食就越差，连碗里的蔬菜都不够下饭了。某一天，一村长开着玩笑对另一位抽调来收粮的老教师说：你在我们村里吃胖了嘛!回答：哪里?你看看桌上，都是些减肥的菜!说实话，公平合理的算来，收上来的钱，还真不够安排工作人员吃饭，出现了成本大于收入的尴尬情况。

　　    为什么当年会出现这种即使是国家正当税收,却收不上来的状况呢?这里面有太多无法说清的原因，也包括历年积累下来的一些使得老百姓心理不平衡的事实.对此根本不可能找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只能这样认为，后来取消税费是很合理的。或许是生活本不富裕且不能完全靠种田生活的农民事实上难以忍受直接摊派于他们的税收。至于一年到头都是收粮，也是一种无奈。到了最后的那两三年，说服教育的工作方式是行不通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也是行不通的。不下乡又不行，下乡嘛，又没有什么工作成绩，也只好打打麻将……